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分析

第二节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分析

一、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成就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3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概括起来说，机制体制创新阶段性地实现了党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机制体制创新30年，党报立足于现实，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模式。这一模式是党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有学者概括了党报集团机制体制创新的主要模式：“母报事业制，子报企业化；母报抓导向，子报走市场；母报走公订，子报上报摊；母报跨地区跨媒介，子报挂牌上市。”^[8]这一模式体现了30年来党报集团机制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亦可看出党报主报机制体制创新的特点：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在一社两制的框架下完成的，主报与子报各自承担不同任务，错位发展。应该说，一社两制模式的成功是党报坚持以实践标准为创新标准的结果，这一模式充分体现了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智慧和首创精神，是党报发展壮大的现实选择，正是这一模式使党报30年来取得重大成绩。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30年来的最重要的成就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社会效益方面，党报为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和谐营造了良好氛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思想文化保证。党报始终是全国安定团结思想上的中心。党报肩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巩固和壮大国家主流舆论阵地的重要使命，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始终本着求真务实、审慎稳健的原则，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党报新闻宣传工作、舆论引导工作的实际效果中。一方面，党报在应对复杂局势、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方面有所突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也涌现出很多新问题，形势更为复杂。30年机制体制创新，增强了党报判断复杂局势、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面对我国和平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报始终与时俱进，从大局出发，发出主流、团结、鼓劲的声音。另一方面，党报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有新突破。服务群众是党报的任务所决定的，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必须坚持的方向。党报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多亮点：例如党报新闻宣传工作正在从以传播者为本位转为以读者为本位，党报通过编前会、评报制度等机制把党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指示和精神渗透到新闻报道之中；例如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报道，改进突发事件的报道，改进文风等。

其次，在经济效益方面，党报最重要的成就是实现自收自支，并且经营收入连年提高。1957年之后的20多年里，中国报业的财政体制以政府供给为主导，报业属于国家机关，财政拨款是报业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全国仅《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少数大报依靠发行收入做到日常收支的基本平衡，多数报纸依靠发行收入不能自给自足。而1978年后的30年间，党报完全成为自收自支单位，而且，很多党报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例如《广州日报》目前日发行量达到165万份，广告营业额过17亿元，连续十余年居全国报业第一名。数据显示，“全国省级党报营业额平均数：1979年每家约为675.7万元；1989年每家约为4282万元（十年增加了五倍多）；1999年每家约为22897万元（再过十年又增加了四倍多）。”^[9]即便是经营困难的党报，也借由“母报抓导向，子报抓创收”这一主报子报联合出击的模式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目前，西方有宣传和舆论引导任务的媒体都仍以官方投入为主要资金来源，例如法国《人道报》是法国共产党财产，以法共经费为财源，代表美国官方宣传倾向的“美国之音”以政府拨款为主要财源，而我国党报完全实现了自负盈亏，一些党报还取得了较好的利润，这不能不说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最了不起的成就。

以经济效益来支持社会效益，又以社会效益去赢得经济效益，党报机制体制创新30年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这一阶段性的胜利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重大功绩。

二、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

（一）以加强和保障党报功能发挥为首要目标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30年最大的特点是始终本着有利于发挥和强化党报的功能这一原则，这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成功的根本保证。

党报承担着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使命，加强和保障党报功能的发挥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对舆论的引导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现阶段，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化，更显示出党报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党始终重视对党报改革的指导。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对宣传工作都有过重要讲话，强调党报要加强党性原则。2001年，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专门下发了《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10]（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做出明确规定。“改革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无论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意见》还规定，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的任免权。2008年1月，胡锦涛同志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再次强调要掌握宣传思想工作领导权。胡锦涛同志站在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精辟论述了宣传思想工作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取得的新成绩，深刻阐明了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宣传思想工作指明了方向。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深入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形成鼓励创新创造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丰富文化的生产方式和表现形式，极大丰富文化品种、样式、载体、风格，让一切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新才华充分施展，让一切创新成果得到尊重，努力使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一讲话也指明了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基调和方向。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实践始终未偏离党报的核心任务和功能，在重大选择面前，始终以党报的政治任务为先。例如，在党报发行机制创新过程中，党报始终坚持党报发行是一项政治任务，致力于建立党报发行的长效机制。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都市报搞自办发行，但是党报发行却采取了不同策略的原因。《天津日报》等党报自办发行成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一些党报出于政治安全及自身实际情况的考虑，寻求不同的发行模式，亦值得肯定。《福建日报》2003年曾出现发行量下滑态势，但是《福建日报》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集团内各报发行交叉面太小，作为面向全省均衡发行的省级党报，如果用支付给邮局的25％的费率来自办发行，不可能做得比邮局更好，还可能拖累其他子报；而要达到邮局遍布全省末梢的投递水准，其发行成本可能每年要增加1000万元以上。最终《福建日报》选择了继续与邮局合作，并以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的方式签订了三年的合作协议。^[11]再如，在人事机制改革方面，党报坚持机制创新的目标除了提升党报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外，还注意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意识形态斗争比较复杂的形势下，提高党报新闻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湖北日报》注重队伍建设，以深入持久地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新闻队伍的内在动力，不断健全和完善新闻人才教育和培养的长效机制，为集团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其经验曾被中宣部在全国新闻战线推广。

（二）诱致性变迁为主，强制性变迁为辅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另一经验是诱致性变迁为主，强制性变迁为辅，这保护了党报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是指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得的利润。从理论上讲，有许多外部事件能导致利润的获得：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内部化、对风险的分散和克服、交易费用转移与降低等。

新制度经济学中有两个关于制度变迁的著名模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第一，赢利性，即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群体才会推进制度变迁。第二，自发性。指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时有关群体（初级行动团体）对制度不均衡的一种自发性反应，自发性反应的诱因就是外在利润的存在。第三，渐进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实践中，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是难以完全分割开的。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历程呈现出诱致性变迁为主，强制性变迁为辅的特点，自下而上的改革始终为主线，一些党报扮演了创新集团的角色。1978年，《人民日报》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85年，《洛阳日报》发行机制改革，率先开始自办发行；1996年，《广州日报》成立报业集团；而后2007年广州日报集团又率先国内主板上市……推动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始终是党报的自发实践。但是，也应该看到，党报的自发创新都得到了管理部门的批准，而且在党报机制体制改革遇到瓶颈的时候，管理部门的制度创新又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

可以说，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一种渐进性变革。一方面，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从浅入深，逐步深化的。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从企业化管理起步，最初从改革成本最小的经营制度改革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党报机制体制创新集中在党报内部经营机制层面，例如广告、发行机制的创新，人事财务制度的革新，这些机制创新为党报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作出了一定贡献。随着以受众为本的理念的确立，党报开始从经营方面创新转向编辑部管理创新，并且由一般新闻业务创新转而关注党报内容生产机制的创新，注重采编的效率和内容竞争力。经营机制及采编机制创新之后，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焦点集中于核心内容——产权改革。回头来看，这一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另一方面，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增量改革模式。党报主报的机制体制创新略滞后于党报子报的机制体制创新。可以这样概括：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是增量改革，试验推广，渐进改革。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首先在尊重原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改革，成本较低，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震荡。例如，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最初试验田是其新办子报，在新增部分实行市场机制。而后，子报的成功经验逐步渗透到主报新增部分，如新进人员的人事任用制度等。

（三）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积极回应社会经济政治变革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联动的，可以说，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诱发因素，深刻影响了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进程。而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也积极回应社会经济政治改革，始终立足于深刻的时代变革背景之下，这使得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获得了社会最大程度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是因为：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使它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倾向；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会立即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上层建筑仍然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一原理正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新闻事业属于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新闻事业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三个阶段与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相呼应。1949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党报作为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的反映，在产权结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形成了参照行政机关体制机制的一套体系。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国家在经济领域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党报重新开始刊登广告，并推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创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成为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阶段性标志。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报业也分享了GDP持续增长的经济果实，规模不断扩大，逐步集团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海内外引起瞩目，实质在于在新世纪起点上的十六大解决了21世纪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十六大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给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指明了方向，成为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一个新的起点。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实践并非凭空创造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给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以指导和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借鉴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党报集团治理结构、人事激励机制等很多方面，党报借鉴了国有企业机制体制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