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的还原

《百年中国》:历史现场的还原

■李继锋

一

200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坐标。媒体中见得最多的字眼,莫过于“千禧年”“世纪”“百年”“回眸”“展望”之类了。字里行间,有的怀旧,有的伤感,有的像是在大盘点、大清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回眸中,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长达1800分钟,堪称重中之重,它的影响力自是不言而喻的。1999年1月底,隆冬时节,在紧挨央视的梅地亚中心,应邀参与《百年中国》策划与撰稿的我,首次见到了总编导陈晓卿、总撰稿肖同庆,他们很年轻,梳理百年沧桑史的激情很快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用纪录片回忆20世纪中国一百年的历史,无疑是一项气魄宏大的策划。不过,要准确阐述20世纪,尤其是中国人度过的这个百年,决非易事。作为一个职业的历史研究者,我常常惊奇于这段国史的高深莫测。外敌入侵带来了整个民族的难堪屈辱,残酷的战争、漫长的革命和无休止的变革引发持续的动荡,使这个世纪波澜壮阔,变化诡异,极少从容与宁静。这是一个愤怒的世纪,一个仇恨的世纪,一个不断改变游戏规则的世纪,一个革命与反革命能够迅速改变角色的世纪,一个新旧交替生生不息的世纪,在这样的世纪里,历史能够公正客观地表现吗?即使某些私人著述的历史书可以,通过国家电视台,面向大众的纪录片是否可行?总编导陈晓卿有一个想法对我触动很大,在他撰写的《影像中的二十世纪》一文中有这样两段话:"1989年,美国史专家怀特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文章,提议创立‘影视史学’(Historiophygra),试图让历史借助现代传媒重新走向民众,进而达到振兴历史学的目的。前不久,杨天石先生再次呼吁建立中国的‘影像历史学’,对电视界和史学界,这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用乌云象征苦难,不再用朝阳比喻新生,而是用真正直白的影像资料去叙事,用更理性的思考去说史,也许,这一天才是中国‘影像历史学’的诞生之日吧。”《百年中国》摄制组就是依据这一思路继续着这一富有意义的尝试。也许这就是他们邀我加入摄制组的原因,其实,他们知道我对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一窍不通。逼近历史真实,再用纪录片的特有形式与技巧予以恰到好处地表现,这应该是《百年中国》主创者的最大追求。

像历史研究一样,真实客观对历史文献纪录片也是立足之本。镜头里的真相是朴素的,但它却能够震撼观众的心灵,使他们能穿透思维、语言的迷雾,直达赤裸裸的真实。而在一个重视宣传、说教过了头的环境里,总是忘却了真实的力量。为了求真,撰稿、编导们就必须直面众多敏感而棘手的历史关隘。以第一集《风雨世纪初》为例,它阐述1900年到1901年初的历史。这一集涉及到了如何表现义和团的问题。对义和团的争论从它出现之日就开始了,清王朝内部就分裂成主剿、主抚两派,当时的革命党人极少同情义和团。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现在,或褒,或贬,历史学界依旧壁垒森严。但编导没有回避这一难题。在评价义和团拉开20世纪反帝序幕的同时,也如实表现了义和团民的愚昧。叙述了他们仇视与洋人有关的一切,攻打外国驻华使馆,及放火烧毁北京大栅栏商业街等事实。这种质朴的处理,催人深思。当然,要求在5分钟的篇幅内讲清义和团是勉为其难的。5分钟的解说词只有900字左右,要求900字讲得面面俱到,根本就不现实。接近历史的真实是《百年中国》的追求,但指望它完全展现中国百年的真实历史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以生动而真实的影像、简洁的解说,再现百年历史进程的概貌,引导公众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历史的真相。说到底,《百年中国》不是关上了历史之门,而是开启了历史之门,引领观众步入百年历史的现场。

二

《百年中国》是严肃的,它不想哗众取宠,也无意回避困难,它知道自己是在用镜头和解说词书写历史,书写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群的百年生存经历,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也是一种艰巨的使命。但面对纷繁的百年,不论用何种手段来把握和表现它都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长达数月的构思中,《百年中国》策划班子曾经尝试过两种方法,一种是纯粹的编年史,根据每一年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确定集数,由刻板的时间之链联结起百年历史。另一种是纯粹以专题列集,诸如服饰、交通、金融、工业之类。但前者失之机械,而后者条块分割严重。在反复权衡与尝试后,在1999年5月终于确定了现在的列集标准。新的标准依照时间之流,参照历史自身发展的脉络来决定自己的叙述节奏。该行则行,该止则止,力争做到自然而从容,尽量与历史进程本身同步。时间本身就是历史最重要的因素,缺少时间的观念,具体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成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也就没有了历史感,谈不上历史的真实。而《百年中国》试图尽力为观众展现一个浑然一体的百年历史进程,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之旅。

一部较完整的历史,不仅在时间上是完整的,在内容上也是完整的。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并非随机漫步的,它自有某种大趋势,具体表现为小农经济的崩溃、工业化城市的兴起、中外关系的频繁互动、大一统帝国的瓦解和新政体的建立等。但《百年中国》表现的不只是纯粹的学术意义上的现代化史,它努力构建一部立体、多层次的有血有肉的历史,有革命与战争,有科学文化教育,有经济发展,也有消费、体育和娱乐,并特别关注社会大转变过程中人们的命运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关注他们的共同记忆和当事者的特殊情感。这是一部属于大众的历史。当我们用远大的、整体的眼光重新审视以往的历史,许多被我们忽视的历史现象进入了视野。而没有这些现象的加入,历史的链条就被人为地断裂开来。清末的“新政”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奠基时代;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是共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初次尝试;一战前后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私人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国民党首先建立的以党治国政体……所有这些史实以前或者被视而不见,或者被轻描淡写,但在《百年中国》中,它们赢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

三

历史是客观的,但对它的认识、理解和描述却是主观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有所好。而所好不同,撷取的方式,叙述的手段自然迥异。我的感觉是,《百年中国》的编导们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放弃了对百年历史匆忙作结论、下断语的冲动,也无意沉湎于抽象概念的迷宫中来图解历史。他们发现的不仅是真实的历史,而且是有震撼力、感性的历史。在拍摄之初,陈晓卿总编导对分集编导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最新发现的揭秘史料,此史料应得到学界公认。

2.极具震撼的历史镜头,应该是观众从未见到的部分。

3.重大事件的当事者言。此人的历史证言也应为观众所未闻。

4.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在当前史学体系许可的范围重新审视历史,寻找历史中有意义的巧合及诸多戏剧性因素作为结构语言的初始动机。同时,他也强调,《百年中国》应该不同于同类的其他节目,编导的个性发挥和独立思考均应得到鼓励。

为了再现历史的场景,编导们辛苦地寻觅遗迹,捕捉一个个镜头,他们寻找尘封已久的诏书、诰令、文件、档案、图书、报纸、契约、广告等,让它们为历史作证。就像总撰稿肖同庆一再强调的,我们要通过捕捉一个个鲜活生动,足以照亮岁月的历史细节,使观众体验感悟一部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历史。《百年中国》还注意人物的塑造:悲情的光绪皇帝、敢为天下先的孙中山、为民主而死的宋教仁、思想锐利的陈独秀、恂恂儒者的蔡元培、农民大王彭湃、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他们的复活也是历史的复活,历史不再是历史,而融进了我们现实的人生与社会。面对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传统上的反派人物,《百年中国》也无意脸谱化的丑化,而是将他们的行为与时代环境结合起来。对主持签订《辛丑条约》的李鸿章,片中没有一味追究他个人的责任,而是从李鸿章洋务事业的叙述中,提示观众应该注意导致1900年大悲剧的苍凉背景。一个民族将一场灾难完全归罪于最后奉命签字画押的人是不可取的。值得一提的是,长达1800分钟的《百年中国》在解说词的风格上也是相当统一的,在这一点上,总撰稿肖同庆的努力恐怕功不可没,配以赵忠祥富有魅力的声音,整个片子的解说发散出的韵味是悠远而典雅的。政权的更迭不再突兀,人物的命运不再突兀,社会的发展有脉络可寻。不夸张地说,《百年中国》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相对完整的影像资料。仅从这一点,纪录片《百年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初衷。而在2000年的史学界,在百年历史的回顾方面并没有影响巨大的著述,也许历史界在与电视界的合作中可以得到许多的启发,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重分析而轻描述;重文字史料,而不重视其他口述、实物、照片、影像等史料;重资料罗列,而不重视表述技巧的误区应该有所警觉了。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录片《百年中国》在史学方面的价值就会不断显现出来,毕竟很难再有机遇重做这么浩大的工程了。同样,我也希望“影视史学”在中国会有乐观的前景。我想,这是所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愿意看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