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现代感悟

历史记忆与现代感悟

——从《话说长江》到《再说长江》

■朱羽君

从事电视教学46年,我一直关注着电视屏幕。就电视新闻传播来说,从电影胶片时代、模拟再现时代,到现在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其间我感受过那些渐变的过程,也迎接过突变的震撼。电视屏幕可以看作是一个流动的生命体,它总是在前进和变化之中,让我这个始终关注着电视的人,真是感慨颇多。

1983年8月7日,《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当时我感受的就是一种突变的欣喜。这个节目的播出,让我看到当时电视人在极力摆脱电影观念的束缚,努力探索电视自身的特性。《话说长江》是中国电视第一次与观众有约的电视系列片,那时中国的电视台只有几个频道,每个节目都是封闭式的,自成体系,长短不一,播出是一个接一个,填满时间就行,观众不看当天报上的节目单,是不知道今晚有什么样的节目的。在这之前虽也有《丝绸之路》系列,开了一下国人的眼界,但《丝绸之路》节目仍是自由的,每集长度从20分钟到60分钟不等,播出时间也不固定,而《话说长江》有了与观众相约的意识,开始准时准点与观众见面,每期有固定的长度,共23集,播了整整半年,收视率达到40%。那时候,我和中国许多观众一样,每到星期天就会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它的到来。当时吸引我的,还不只是从未如此观看过的长江雄姿,从未如此面对过的长江两岸人的生存状态和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更吸引我的是它的叙事方式和语态的变化。《话说长江》拍摄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电子摄录设备刚开始使用,国外电视节目也刚开始引进,促使中国电视人有了一种创新的激情,努力探索电视自身的特性。《话说长江》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航摄,画面虽然不很清晰稳定,却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较长的运动镜头的拍摄,使观众与被拍摄者离得近了,与生活离得近了。更重要的是以往长期躲藏在幕后的神秘的解说员,居然微笑着露面了,尽管还是中规中矩的播音腔调,但改变了教育的口吻;尽管当时的这两位出面的解说员并未到过拍摄现场,但刚刚引进不久的电子特技,将他们不着痕迹地嵌入各个场景之中,面对面向观众诉说着画面的内容。还有抠像、叠画等电子特技,将图表、史料、诗词、地理地形、未来规划等,嵌在画面之上,大大增加了画面的信息量。与观众的交流在《话说长江》中也有了最初的意识萌动和形式表达。由于是成系列地播出,第一次发挥了电视传播的威力,每集播出之后,信件雪片似地飞来。赞叹、提问、建议,使电视人兴奋不已,观众的参与给了他们新的灵感,于是在节目播出期间,制作、插播了几期《答观众问》。观众的反响更为强烈,形成了空前的收视高潮。当然,在今天的观众看来,这一切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觉得简陋不堪,影像总体不甚清晰,被摄者还是哑巴,不说话,没有同期声,观众来信是用麻袋装、人工拆,与观众的交流和反馈都非常困难,但那却是当时电视所能做到的最好状态。电视人探索电视特性的步伐离不开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观念,他们是用那时代最好的影像语言记录了那个时代长江的形象,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留下了中国电视发展的里程碑。

2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进入数字化时代。20多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20多年长江在改革开放中焕发了新的风采,20多年的技术发展,也使电视媒介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何将这20多年的时间隧道,构建成一个新的影像文本?如何用影像书写历史,今天的电视人有同样的激情,《再说长江》正是今天的电视人为长江书写的新的历史篇章。

新的技术必然会带来新的叙事方式和新的观念。《再说长江》大大地拓展了电视的宏观视野,并以新的观念丰富了电视人对人的命运和心态的微观体察。如果说拍摄《话说长江》时,影像还只能在中观的、常人的视点来书写的话,数字化时代的新的技术手段,能让影像更加超凡和深入,满足人们视觉上对长江的整体把握,又能让人们听到长江两岸人细微的心灵倾诉,《再说长江》的创作者就是在这两方面做足文章。

数字化高清晰摄影机和高保真多方位的拾音系统带来高质量的影像,数字特技带来逼真的多维的示意图解,意象性的真实再现影像也不再拒之门外。多视窗、多信息渠道的共时并用增大单位时间的信息量,多机位、多路拾音系统使影像更加贴近生活。这些都使《再说长江》有了更丰富的视听表现手段。比如在宏观视野的拓展上,他们使用的航摄设备及技术手段已相当成熟,除中央电视台自备的“直11”机之外,还动用了两架高原黑鹰直升机,利用卫星遥感系统、遥控设备等将长江源头、巍峨雪峰,金沙湍流,山城重庆、武当胜地、三峡神韵,黄山烟云、庐山美景、江海交汇等等宏伟景象,拍摄得如此超凡潇洒,流畅自如,以世人难以企及的角度,奏出了一篇从未有过的视觉交响曲。像这样大规模的航摄,是需要实力的,技术装备、经济财力、人员队伍、社会资源都需要进行全面整合。如《故宫》、《再说长江》这样规模宏大、文化底蕴深厚、惊动各地政要的系列片,目前也只有中央台力所能及,这也是它大台应尽的责任和应有的风范。然而这次航摄的宏观的美感,还在于人对技术的驾驭,比如大江源头的视觉之旅是前所未及的深入、清晰。飞行的高度和路线设计有序,有时放目源头河网,有时贴近源头湿地,有时沿着雪山峰峦起伏,有时沿着河谷飞翔。天气光线需要等待,拍摄过程需要十分果断,技术和胆量同在。这次《再说长江》对长江源头的航摄是深入的、成功的,恐怕一定时期内也难以再重复的。对其他城市重镇、名山支流、三峡大坝建设等的航摄也十分壮观,各种飞行工具配合,地面拍摄交叉组合,充分展示了长江刚柔相济的整体形象,形成了这部系列片的最大特色。

影像在微观层次上则尽量贴近人,贴近人的个性化生存和情绪心理,以少胜多。比如《道化武当》一集,除了宏观而全面地展示了道家圣地的武当山的地理特征,建筑布局,整体把握它的磅礴走势,而太子洞中一位贾道士的出现,则个性化地点出了武当道家人的精气神韵。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现在每日与蜜蜂为伴,与蜜蜂共用一个碗柜。他说它们是他的邻居,是他的朋友。“它们自己找我的碗柜安家,很自然。我每天看着周围这些山峰,这些树木,我觉得跟万物结合到一起去了。”他对自己这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很满意。第十五集《告别家园》,十六集《他乡故乡》是反映关于三峡移民的。如果说三峡大坝是一项伟大的、看得见的建设工程,那么三峡移民则是一个伟大的、看不见的,有关人情、民心的人性化工程。它牵动着千万三峡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变、未来命运的艰辛莫测。离井别乡,远走他乡,牺牲的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利益。虽然国家有政策照顾和补偿,但那种情感和乡恋是什么也难以补偿的。然而为了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三峡人毅然挥泪拜别长江。影片记录一位家门正对着瞿塘峡口,十五岁就在江上行船,现在已是48岁的老船长冉应福。他对长江的情感难以割舍,他矛盾、痛苦,几次想争取就地迁移,不要离开长江,不要离开他一抬头就能见到的瞿塘峡口,但还是必须全家出走,移民安徽。从祖辈到他,碰上了两次大移民,最后他像祖辈那样决定迁移,相信自己到哪儿都能落地生根。他的儿子在离开之前,细心地画了两幅瞿塘峡和巫峡的画,想永远留住对家乡的记忆。冉应福在临别家乡时,深情地对着大江喊出了六个字“舍小家,顾大家”。他还大声地说出了他准备贴在安徽新家的一副对联,“满清兵乱填山川,中华建设移平原”,横批是“反正爱国”。说实在的,这部影片采用同期声是较为吝啬的,但三峡移民冉应福的声音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将随着影片长久地回荡在三峡的山川之间。又如第30集《时速上海》表现大上海的变迁,抓住了一对老夫妻半个世纪的账本,并记录了他们真情的叙述。1957年当他们还是刚成家的小夫妻,由于经济窘迫,必须精打细算,于是就开始记账。每月工资收入,卖点废品的收入。每天开支,连5分钱一支的冰棍都记下来,久而久之,记账成了习惯。到了48年之后,账本居然升华成了历史,成了收藏到上海档案馆的文物,成了上海市民生活变迁的见证。

《再说长江》的编辑方式上也有了一种别样的风格,思路跳跃,纵向历史,横向地域,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拘一格。20多年前的《话说长江》,章回体环环相扣,叙事慢条斯理,而《再说长江》的叙事却自由得多。比如讲到三星堆的青铜岁月,影像会一下子跳到下游的河姆渡、黄河边上的殷墟;谈天生赤水的酒,纵横捭阖,古今中外都涉及;还有意象式的真实再现,有的集里从现代建筑,到出土文物,一同对接。《庐山说“庐”》从庐山党的会议跳到当年的赛珍珠,只要说“庐”便成。我也说不清它是优点还是缺点,但我想这是由于做这两个节目的是两代人,两代人不同的技术环境和叙事观念,自然会有所不同。《话说长江》那时代的编导及老百姓家中连电话都没有,而现在的这一批年青编导和新的一代人每天离不开手机、电脑。手机短信、网络语言就打破了以往的一些语言规则。新的技术和交流方式肯定对这一代的编导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而且他们也一定考虑到了新一代观众的“链接”能力。他们也许认为时空的跳跃,散点式的叙述不会成为太大问题,倒反而有一种现代风格。

新一代编导们还充分地利用了“比较”优势。他们有20多年前《话说长江》的丰富的影像资源,不时地与今天的现实交叉对比。同屏影像对比、数字统计图表对比等手段,时代变迁一目了然,比如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上海的人民广场、江村今昔变迁、古镇旧貌新颜。形象的对比,时空的并列,大大增强了影片说服力和视觉震撼力。据说为了加强人物的命运感,编导们还从20多年前的《话说长江》的影像中找出上百个人物的特写镜头,下工夫去追寻这些人物现在的境况,像20多年前在重庆第一座跨江大桥上跑步的李曦就是这样找到的。人物的这种年轮对比就很有沧桑感。这也是这部系列片的价值所在。

可能是由于影片追求的是一种清丽的风格,或者是出于对外宣传的考虑,影片对长江母亲河的忧患意识是用较为含蓄的正面表达方式,是用新观念的呈现去反省旧日的亏欠。比如在《水映三千峰》谈湖南张家界那一集中,介绍了一位远近闻名会唱猴歌的猴王吴玉才。他从小生活在张家界的大山里,祖上六代人都以捕猴打猎为生。他从祖辈那儿学会了与猴对话,会唱猴歌,为的是诱捕到猴子。他说甚至到了农业合作社时期,他还干完活就上山捕猴,大的一只卖8块钱,小的卖5块钱。到了80年代后,张家界成了国家森林公园,吴玉才停止了捕猎,转而成为公园管理员,保护猴群。他现在仍然唱猴歌,但为的是呼唤进入深山的猴群回来进食。张家界的金鞭溪一带原来是穷山恶水,47年前,30多岁的刘开林来到张家界植树。他与90多名职工一起封山育林5300公顷,使张家界的森林覆盖率从原来的20%提高到现在的90%,使张家界变得郁郁葱葱。上海的崇明岛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崇明岛是长江的产儿,是江沙冲积成的岛屿。1959年为了解决上海人的吃粮问题,动员了10万人到岛上围垦造田、建立村落。但是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他们主动地停止了围垦的脚步,开始保护湿地,为野生动物留下栖息生存的环境,并联合附近新生的岛屿,植树造林,以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为其方向。这种观念虽然还是愿望大于实践,但开始在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子,是长江母亲河的未来有美好前景的保证。《再说长江》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呼吁中华儿女保护中华文明,保护母亲河。

当然,从《话说长江》到《再说长江》都有较强的宣传意识,是以主流媒体的“正说”姿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建设成就作正面的歌颂和展示。影片中对长江古文化的浓墨重彩的影像叙述,对长江在发展过程中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的赞扬,及如何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与和谐的生存环境的重视都将激励中国人努力奋进,看这样的影片让人振奋,让人自豪。“宣传”不是贬词,只要是实事求是、不浮夸、不故作姿态,真实、真诚地宣传我们的文化和成就,正面宣传中国人的自立自强、改革创新的成就,就是影片的成功。现在的屏幕上娱乐声浪高涨、逸闻趣事纷呈,这时多些正气之歌,多些文化底蕴深厚的节目是必要的。要看到《再说长江》与《话说长江》创作的环境氛围也有很大的不同了,《再说长江》必须在社会、市场、对外宣传等多方面需求中寻找契合点,在作品、商品、宣传品之间寻找平衡点,是现代电视人的难为之处。《话说长江》播出时只有少数几个频道,做到万人空巷、观众来信如雪片飞来、40%的收视率相对容易,而现在多少频道在播出,多少不同的节目在制作,《再说长江》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并受到好评已经十分不易,而且通过网络,通过VCD、DVD还会有更多人欣赏到它。这样的节目不管它还有什么不足或表现不到之处,它都是有内涵的、有生命力的,我祝贺它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