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文艺理论研究

第一节　中国广播文艺理论研究

我国广播文艺理论研究,进入20世纪60年代开始活跃,截至“文革”掀起,可称作它的第一阶段。从“文革”结束至今,可称作它的第二阶段。下面,按阶段进行分析研究,并将重点放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广播文艺理论研究的文章,主要刊登在由北京广播学院编辑并出版的《广播业务》杂志上。其中绝大部分是研究探讨电影录音剪辑节目和广播剧的文章(注:“广播剧”部分因另有文章专论,这里就略去不谈了)。研究“电影录音剪辑”节目部分,基本都收录在由王雪梅编辑的从《银幕到广播》(1980年元月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论文集中。这个时期的理论认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初步摸索到电影录音剪辑这种节目形式的艺术规律。王芝芙的《从银幕到广播——电影录影剪辑的制作》一文,提出了电影和广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电影是视觉形象的艺术,主要以人物的行动和镜头的处理来表达内容;广播是纯粹听的艺术,主要用形象化的语言,引起听众的联想,达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效果来表达内容的。另一方面,电影又是一种综合艺术,除了画面以外,还有对话、音乐、效果。这些又是和广播的要求相似的……从这两种形式中寻求它们可以统一的地方,电影录音剪辑的质量才能比较好”,才能“赋予它以新的艺术生命”。白景晟的《杂谈电影录音剪辑》也较有深度地探讨了这种节目形式的艺术规律。

第二,对电影录音剪辑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杨震轮的《帮衬——散谈电影录音剪辑中的解说部分》和满生的《解说的功能》都较好地阐明了解说的性质和作用,熊永立的《收音机里的李双双》和张木桂的《浅谈电影录音剪辑的广播化加工》都是探索电影录音剪辑在失去画面以后,只凭声音应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提出三点值得重视的意见:其一,立主干,弃枝蔓,力求故事鲜明,脉络清楚;其二,运用文学描写,再现画面的特殊意境;其三,缩小电影空间,减少场景的交叉,力求人物、事件集中。

在解说中提到人称问题,是从业人员对电影录音剪辑这种节目形式艺术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解说的功能观念进行研究后才提出的。可炎的文章《试谈解说的人称》可谓是一种艺术的突破。作者指出:“运用不同人称的解说,将是丰富解说的表现力、提高剪辑质量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并说第一人称解说的出现,突破了剪辑里曾经是唯一的第三人称解说局面,从而提高、丰富了解说的表现力,推动解说向刻画人物、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方向发展。《电影剪辑的戏剧完整性及其他》是居思惠的研究文章,作者提出了三个值得思考的意见:其一,编辑的剪辑应以塑造一个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着力;其二,应通过剪辑弥补原影片中的不足;其三,要立体感地表现影片,取决于剪辑手法的运用。

从“文革”结束至今,可称作广播文艺研究的第二阶段。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广播逐渐步出低谷。随着广播文艺节目取得空前繁荣,广播文艺的理论研究较之以往可算是进入灿烂夺目、辉煌的时期。为了叙述方便,以下按节目形式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