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中的文学节目研究

一、广播中的文学节目研究

“文学节目大有可为”是宁宗一教授于1996年12月12日在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评奖研讨会上发言的题目。宁教授指出,只要关注一下文学传播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它首先由口头语言流传,再到文字语言的手抄书写,又到印刷,传播手段和工具的每一次转换和更新,都会带来文学传播的新发展,也就是文学的新发展。新的传播工具的发明,文学一旦和它相契合,即派生出新的文学艺术样式。广播文艺中的文学节目是为明证。广播文化使得以抽象书写的符号为存在形态的语言艺术,变成了以听觉为特色的声音的具象展示,是一次思维空间的拓展。读者无需再通过一次由阅读书写的符号为起点的阅读想象来为自己复制形象世界。广播是一种现代化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对听众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艺术感染力和无穷的魅力。可以说它是文学消费方式的一次革命。就广播文化来说,文学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是广播文化信息的资源。

宁教授在他的发言中指出,“真正的文学精品是最耐欣赏的精神消费品”。精神产品的消费不同于物质产品的消费,物质产品的消费一旦实现,便表现为物质产品自身存在的丧失或逐渐损耗。而文学艺术是最耐欣赏的精神消费品。文学精品令你百听不厌,并且它会净化你的心灵。正如席勒所说:“如果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宁教授同时分析了广播文化中的文学节目,作用于听众的欣赏心理有这样四个过程:“1.文学欣赏中的音响感知;2.文学欣赏中的感情体验:3.文学欣赏中的想象联想;4.文学欣赏中的理性认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艺术论》)正是由于文学节目(即欣赏对象)所蕴涵的情感信息同欣赏者审美心理结构贮存的情感信息相互适应、契合,主客观才自然而然地结合成审美关系,进而神形交会、物我合一,产生了令人神骇目夺的奇异的美感效应。

广播中优秀的文学节目是“美的创造和再创造”,这是宁教授发言中的另一个主要观点。宁教授虽自称是“广播文艺专业的圈外人”,但他对广播中的文学节目有着深刻的研究与体验。他说:“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具有双重性质。它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感和思维活动,从而构成了作家认识、感受生活的结晶,也就是创作过程的终点。另一方面,在广播艺术工作者的二度创作中,经过主创人员的提炼和淘洗,特别是他们的体验和联想,创制出既源于原作,又有别于原作的节目,成为激发听众联想和想象的诱导物,使听众通过这一个再创造性的节目,认识人生、洞察社会,从而成为进行审美创造的起点。这终点与起点的中介,正是由节目的创制来完成的。”

(一)小说连续广播

这方面的研究不算早,但全面而扎实。陆群的《谈〈小说连播〉节目的几个问题》^[1],主要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小说连播》节目应体现小说的特质。它最抓人的不是故事,而是人物。第二,《小说连播》应体现出朗诵的特点。它是叙述、模拟和抒情的结合,与戏剧、评书的表现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三,《小说连播》应考虑到听众的多层次性,既要“下里巴人”,也要“阳春白雪”,但不宜在某一具体书目上要求雅俗共赏。孙武臣的《广播与文学联姻》^[2]一文,较精练地阐述了广播和文学的双向选择关系:广播离不开文学,广播对文学必须有所选择;文学离不开广播,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一经电台广播,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蔡葵在《谈谈长书编辑的文学修养》^[3]一文中指出,从文字到有声的广播语言,不是简单的形式转换,这种听觉的再创造,需要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方可完成。《“上帝”青睐的节目——〈小说连播〉业务专著》^[4]一书的出版,表明了这支专业队伍的成熟与执著。此书对《小说连播》艺术构成的各个方面的理论问题都有一定的研究。比如,长书的选材、编辑与改编、意境与营造,以及选演员和演播中的美学探讨等等。作家往往是敏锐的,论古说今,深谙小说与播讲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著名作家冯骥才谈到不是什么样的小说都适合广播,“它要求:1.故事性强;2.人物命运曲折; 3.不断出现矛盾冲突的高潮;4.有伏笔、有暗线、有悬念、有噱头;5.有各方面丰富的知识。”同时他对长篇小说连播的改编与演播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幸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路遥,在他完成百万余字的《平凡的世界》后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与广播电视》的文章,从他质朴的语言中我们能深深感受到他对广播的情怀,它虽不是理论,却又胜似理论:“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带病闷在暗无天日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里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委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吸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1988年6月1日将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5 月25日,我才在陕北甘泉招待所用激动的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为六年的工作画了句号。然后当夜启程,截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6月1日准时到达中央台。……我真没有想到,这时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叶咏梅、王大方的文章《广播文艺的名牌节目〈小说连续广播〉》,是对近五十年小说连续广播的总论。

(二)电影录音剪辑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电影录音剪辑的理论研究从本质上更深入一步。王雪梅的《漫谈电影剪辑的解说》^[5]重点分析了电影录音剪辑中解说的性质、作用和它的语言技巧。文章指出:“解说在电影剪辑里的特殊重要性,是由电影的艺术特点决定的……解说,不仅是把难以听懂的电影录音变成可以听懂的广播节目形式的关键,而且它必须成为溶化在故事里的血液和机体,是电影剪辑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录音剪辑论文选》^[6]是在1987年10月,来自全国26家广播电台从事电影录音剪辑工作的同志汇集天津,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电影录音剪辑业务研讨会的论文选编。《电影录音剪辑稿写作需用形象思维》^[7]是王雪梅的研究文章。文中提出:“剪辑稿写作需用形象思维,是因为解说的作用不是回述画面,不是代替听众的眼睛,它应该是运用文学语言的艺术手段去表现电影画面的境界;它应当充分发挥语言表现力的优势,使电影故事、人物得到生动深刻的表现。”形象思维的提出,使电影录音剪辑这种节目形式更富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