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流变,谁主沉浮

节目流变,谁主沉浮——多元因素驱动下的中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发展脉络梳理

周欣欣

自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正式试播开始,包括综艺娱乐节目在内的中国电视节目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而作为最受广大受众青睐的节目形态之一,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以其不断创新和富于变化的内容及形式,在节目播出和收视市场上逐步扩大自身的影响。2008年,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以3.9%的播出份额获得了7.3%的收视份额,高达84%的资源利用效率再次昭示了节目的强大适应性及生命力。作为多种电视表现手法和内容元素的集大成者,综艺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受众关注,因而在社会文化层面极易形成流行的趋势并与社会心理、社会理念及社会结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对我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分析研究就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综观我国电视综艺节目五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其节目形态的兴衰演变所折射出的不仅是节目制作水平的进步和节目创作水平的提高,在节目内容与形式演变的背后,社会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动、社会心理需求驱动和电视生产方式变迁,都驱动着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不断发展演进。社会经济转型是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产生与发展的动因和推动力量,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财政拨款机制,限制了电视文艺节目创作的种类和数量,市场化和商业化则为电视机构提供了新的营利模式,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使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率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走在了创新的前列,在追求市场利益和维持节目自身的公信力之间,电视媒体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平衡。与社会经济转型举头并进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利益和价值判断的一元化状态使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呈现出单一化的特点,当中国社会开始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时,囊括多种娱乐形式和娱乐元素的“综艺”类节目则开始受到观众的推崇和喜爱。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使他们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方式成为综艺节目展示给普通大众的重要内容,随着“大众”阶层的不断壮大以及这一阶层娱乐需求的增长,在内容上专门关注其需求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则适时兴起。在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背后,受众的社会心理需求则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不断发展变化。从以传者为中心到以受者为中心,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沿着受众的娱乐需求的分化而不断细分、不断创新。以电视技术水平为代表的电视生产力决定了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制作所能运用的技术手段、所能使用的融合手法以及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播出所能覆盖的范围,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则发挥出不同的文化功能,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不断发展的电视生产力水平和不断调整与之相适应的电视文化功能之下,我国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走出了自己的发展之路。

本文针对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历史脉络,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结合综艺节目内容、形式和取向的变化,分析综艺节目发展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背景,从五十多年节目内容及形式的变迁中力图挖掘出我国媒介结构、媒介功能及传媒文化等的变迁,探讨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发展的前景和方向,以期为繁荣综艺节目、丰富节目内涵、引导节目健康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经济转型影响下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正式试播,这一年也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中国开始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虽然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获得了恢复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各种文化设施也发展落后。与此同时,从北京台成立直至之后的20年间,电视台作为宣传机构,其所有开销均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支付,收入和支出与市场完全剥离,文艺创作缺乏内生动力。因此,这一时期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主要是以诗歌朗诵、独唱、独舞等为代表的演播室演出和著名表演艺术家的剧场实况转播为主。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对“休养生息”的需求增强,包含了相声、话剧片段、小品等的“笑的晚会”三次播出,但最终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而“文革”十年,经济衰退与政治动乱,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全面退化,电视荧屏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语录歌和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在这样的条件下,加之经济发展水平所限,电视机的普及率较低,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娱乐功能只能得到有限的发挥。

以1978年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经济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开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与之相适应的是,在电视经营领域,开始注入市场化的商业气息。1979年1月28日12时05分,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个介绍与推销参桂补酒的幻灯片,时长1分30秒,成为我国内地首条电视商业广告,标志着中国现代广告市场的复苏。同年,中宣部发文对新闻单位播发商业广告的行文认可,广告开始成为电视台的主要盈利模式,电视台的财务体制由全额预算改为差额补助,1984年又进一步变为预算大包干,电视机构收视开始走向自主。经过二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电视机构有了充裕的资金去制作娱乐节目,老百姓也有灵活的休闲时间去消费娱乐节目,我国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首先复苏的电视文艺节目在整体创作水平和舞美设计等方面都较之前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春晚”、《综艺大观》等凝聚了精美的舞台设计和大牌明星精湛表演的综艺晚会类节目获得了蓬勃发展。1978年2月6日,北京电视台恢复春节晚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观众中获得了巨大反响。1979年除夕,已经正式改名的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迎新春文艺晚会》,李谷一的一曲《乡恋》传遍了大江南北。198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春节联欢晚会,自此,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种习惯的节目形式在除夕之夜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新民俗。1990年3月14日,在《周末文艺》及其后的《文艺天地》的基础上,《综艺大观》正式播出了,它以稳定的主持人、短小精悍的节目和精巧灵活的编排令人耳目一新,成为非节假日播出的“小春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展示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开始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央电视台与泰国正大集团联合制作的《正大综艺》,该节目于1990年4月21日开播,最初由世界真奇妙、五花八门、名歌金曲、正大剧场等板块组成,为观众展示其所不知的奇妙的世界,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和求知心理。

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传媒发展也出现了区域差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或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电视综艺娱乐节目首先转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93年,东方电视台打造了一档全民参与的游戏节目《快乐大转盘》,以“娱乐+搞笑”的形式令观众耳目一新。1997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以其青春、快乐的风格在中国电视娱乐版图中迅速扩张,“明星+游戏”的模式带动了中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在形式上和理念上发生了变化。

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电视传媒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作为商品,必须要迎合电视观众消费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那些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综艺节目才能保持较高的收视率,赢得市场占有率,从而提高节目的经济效益。电视台作为综艺节目的生产者,更愿意生产满足大众娱乐消费需求的综艺节目,从而不断地追求节目的内容和形式新颖,真人秀类节目广泛兴起,其最早雏形是2000年6月18日广东台推出的《生存大挑战》。此后,真人秀类节目在我国呈阶梯式发展。第一阶段,由2000—2003年,电视荧屏上的真人秀节目以“野外生存挑战”类为主,中央电视台的《金苹果》、浙江卫视的《夺宝奇兵》、贵州电视台的《峡谷生存营》、中央电视台的《欢乐英雄》等纷纷亮相。2003年8月10日在贵阳召开了“2003年中国真人秀论坛”后,我国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开始走向多元化,第二阶段选秀类真人秀全面兴起2003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非常6+1》2004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莱卡我型我秀》等。2006年,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期,除了上述节目以外,广东卫视《空姐新人秀》、天津卫视《化蝶》、山东卫视《天使行动》、福建东南卫视《搜狗女声》、山西卫视《男人大典》、安徽卫视《超级新秀》、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北京卫视《红楼梦中人》、广西卫视《寻找最美丽新娘》、湖北卫视《花落谁家》、江苏卫视《绝对唱响》等真人秀节目竞相绽放荧屏。但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追求市场和利益的综艺节目生产方式,一方面使电视综艺娱乐节目获得了新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同质化节目兴起引起观众审美疲劳,同时为了片面追求高收视率也导致了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低俗化的出现,这都使电视综艺娱乐节目自身的发展遭遇了瓶颈。

2008年,在雪灾、地震、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面前,电视综艺娱乐节目进入蛰伏阶段。从第三季度开始,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经过调整和积蓄,开始爆发出新的亮点,游戏闯关类、K歌比赛类、魔术表演类、曲艺集锦和表演类以及综合娱乐类节目相继登场,在金融危机之下再次显现“口红效应”,电视综艺娱乐节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社会结构变迁影响下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限制了人们的正常流动和身份变化。在这样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而统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权力中心高度重叠,社会利益和价值判断趋于一元化状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呈现出单一化的特点,以诗歌朗诵、独唱、独舞、独角戏、笑话等形式播出,是电视媒体娱乐功能的最早体现。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试播的这一天,在五一座谈会之后,最早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即开始上演,诗朗诵《工厂里来的三个姑娘》《大跃进的号角》,舞蹈《四个小天鹅》《牧童与村姑》《春江花月夜》是我国最早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类型。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政策调整使文化界出现了某种松动,三次“笑的晚会”闪亮登场。1961年8月31日播出的第一次“笑的晚会”节目内容完全是相声。1962年1月20日播出的第二次“笑的晚会”虽然仍以相声为主,但增加了如话剧片段、独角戏、洋相和笑话等其他喜剧节目。在此基础上,1962年国庆前夕,第三次“笑的晚会”播出了,此次晚会变成以小品表演为主,演员阵容强大,节目多为即兴表演,未经审查。此次晚会播出后引起巨大争议,适逢重提阶级斗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社会思潮进一步左倾,此次晚会受到批判,此后停止播出。“文革”十年,文艺界百花凋零,活跃在荧屏上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仅限于革命样板戏、语录歌和革命电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社会全面转型,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以农民的分化为起点,广泛覆盖并迅速渗透到原有的或新生的社会各阶层中去,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渐趋明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囊括多种娱乐形式和娱乐元素的“综艺”类节目开始受到观众的推崇和喜爱。以“春晚”、《综艺大观》为代表的集音乐、舞蹈、曲艺于一体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满足了观众更加丰富的娱乐需求,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以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为例,此次晚会发生在“清除精神污染”之后,鉴于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此次晚会大胆邀请港台明星、主持人参加。在节目形式上此次晚会囊括了歌舞杂技表演、豫剧、京剧、粤曲、越剧、相声、评书等多种形式,并有海灯法师武功、侯家气功表演等节目,历时6小时,节目形式和内容都非常丰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社会中出现了一批在经济和文化上处于上升状态的“中间阶层”。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一方面,中间阶层的出现有助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在文化的生产—传播模式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方式成为综艺节目展示给普通大众的重要内容。正是适应了中间阶层对文化品位的追求,这一时期知识竞赛类节目开始盛行,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市电视台都举办了知识竞赛类节目,《节水知识竞赛》《军事知识竞赛》《党史知识竞赛》《中学生知识竞赛》等都是这一时期知识竞赛节目的代表。这些早期的知识竞赛类节目在电视屏幕上搭建了一个模拟考场,选手之间的较量完全靠对知识的积累和运用,电视观众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增长了知识,立足于满足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中间阶层的节目同时也对普通大众产生了强大吸引力。但是由于这类单纯的知识竞赛节目问答形式过于呆板,题目内容过于专业化,在播出中缺少与观众的互动,节目逐渐失去了对观众的吸引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视工作者将原来的知识竞赛节目样式经过重新包装后,集趣味、知识、奖金、幽默于一身的益智类节目全新登场。上海电视台第8频道于1994年7月开播的《智力大冲浪》是益智类节目的早期代表,此后中央电视台于1999年12月26日开播了《幸运52》、2000年7月7日开播了《开心辞典》、2000年7月16日开播了《三星智力快车》,将益智类节目的人气指数迅速提升。此后,全国各大电视台纷纷推出益智类节目抢占受众市场,湖南台的《超级英雄》、上海台的《财富大考场》、江苏台的《无敌智多星》、广东台的《步步为赢》等等。新一轮的益智类节目将平民参与和物质奖励相结合,题目设置也较之前的知识竞赛类节目范围更广而难度适中,在节目制作上融合网络、声讯等高科技手段,从早期智力竞赛节目主要满足社会中间阶层对于文化品位的追求开始转向力图满足更普遍的大众对于文化品位和生活品质的双重追求。

正是由于节目制作者开始注意到普通大众对于娱乐节目的旺盛需求,这一时期,以《快乐大转盘》和《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互动游戏类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由于更加注重观众在节目中的深度参与而获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变成普通人身份的明星还是变成游戏主角的平民,无不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娱乐视角和娱乐方式,深受大众的喜爱和追捧。这一时期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虽然很大程度上仍体现了社会中间阶层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关注更普遍的“大众”的娱乐需求。

随着“大众”阶层的不断壮大以及这一阶层娱乐需求的增长,21世纪初又诞生了在内容上专门关注其需求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这一时期,针对观众“自我展示”意识的增强,真人秀节目开始兴盛,国内首个独立制作的真人秀节目《生存大挑战》于2000年6月18日在广东电视台播出,节目从全国500名应征者中挑选出三名互补相识的“挑战者”,在6个月的时间内携带有限的物资完成穿越八省行程38000公里的旅途,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也获得了骄人的收视佳绩。此后,以《非常6+1》《超级女声》《星光大道》《我型我秀》为代表的平民选秀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和省级卫视广泛展开,充分体现了娱乐节目的草根情节,成为当时综艺娱乐节目创新中的最大热门,当然大量同质节目的恶性竞争也消耗了观众对该类节目的收视热情,广电总局也下发规定,对选秀类节目的播出时段、节目内容和播出形式等做了严格限制,真人秀类节目在短暂的辉煌后开始趋于平淡。经过1年的蛰伏和调整,2008年奥运之后,“草根”特色更加浓郁的游戏闯关节目、K歌表演节目又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新一轮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中的最大亮点,该类节目进一步将参与的门槛降低,向想参与到节目中的更广泛的受众敞开大门。

三、社会心理需求驱动下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

早期的传播学研究多是站在传播者的角度,就传播者如何影响受众进行分析,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则首次把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受众,认为受众是有特定需求的个人,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在对媒体内容选择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受众的媒体接触和使用行为是满足其特定的需求和动机的过程。下面我们也尝试梳理一下在我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发展的过程中,受众的心理需求驱动下的节目发展演变过程。

在我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发展的初期,“大跃进”成为当时社会的核心运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生产背景下,电视媒体对大众的娱乐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和忽视,加之当时电视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形式单一,娱乐性不强,在演播室的文艺节目和电视转播的戏曲戏剧类节目几乎是当时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全部,广大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只能得到有限的满足。“文革”十年,文化艺术特别是娱乐活动遭到了彻底的否定,电视成为四人帮宣传极“左”政治思想的工具,这一时期充斥电视荧屏的只是一些样板戏、语录歌和革命电影,电视观众的娱乐需求彻底被压抑。总的来说,在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起步直至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内,电视媒体对受众的需求基本上是没有足够的重视,“我播你看”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和结果。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尤其是电视商业广告的复苏,电视媒体开始意识到受众的需求并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过程中适当考虑这一需求。这一时期,观众刚刚挣脱精神枷锁,需要通过某些途径释放内心的喜悦,这一需求成为当时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歌曲演唱为主要形式的年播大型综艺晚会——春晚适时地满足了观众的这一需求。以1983年春晚为例,在晚会播出的近40个节目中,纯歌曲演唱节目就占了12个,还不包括6个以京剧为主的戏曲演唱表演。在此次晚会上,李谷一一人连唱6首歌曲,将晚会推向了高潮,同时也昭示着我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受众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已经不满足于单一的节目形式,而是进一步渴求多元化的娱乐享受,集曲艺、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综艺大观》,放眼外部世界同时有明星加盟的《正大综艺》,满足了观众日益丰富的娱乐需求。两个栏目均开播于1990年,为周播或隔周播出,综艺大观于周六的央视一套首播,正大综艺于周日的央视二套首播,这就使观众可以在非传统重大节日能欣赏到常规的文艺晚会或文艺栏目,满足了其不断丰富的娱乐需求。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文化领域,同时作为消费者的电视观众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机会,电视媒体从以传者为中心开始过渡到尊重观众合理需求的以受者为中心的时代。这一时期,随着观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受众的娱乐需求也开始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大而全的综艺晚会类节目已无法满足观众逐渐细分的娱乐需求,单项艺术类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开始盛行。以相声、小品、魔术、杂技等为主要播出内容的《曲苑杂坛》最早于1991年开播,满足了观众对曲艺节目的收视需求。199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首届《“春兰杯”中国音乐电视大赛》,此次大赛共有参赛作品420余首,参赛单位150余家,《长城长》《好大一棵树》《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优秀的音乐电视作品在此次大赛中脱颖而出。此后,中央电视台又举办了多届音乐电视大赛,这一时期的MTV作品在题材上呈现出主旋律性和民族性,将当时社会的热点熔铸在丰富的形式之中,人文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体现了中国流行音乐在20世纪80年代繁荣后受众对更加丰富的音乐作品的需求。

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激烈的竞争、不平等的生存状态等使受众面临的生存压力日益增大,心理失衡由此产生,受众需要更高程度的精神放松,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互动游戏类节目,以游戏的外化形式和特定的狂欢氛围使不同层面的观众暂时颠覆日常的生活秩序,实现平等的共通,满足了其释放压力的心理需求。《快乐大本营》开播于1997年7月11日,该节目由当红一线明星作为嘉宾,由青春、活跃的主持人主持,节目中的竞技、游戏环节又使现场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节目当中,明星也在游戏的过程中从高高在上变为和普通观众一样的选手,游戏的刺激性、节目的互动性以及明星的参与,使这样的娱乐方式契合了观众从观赏、参与和互动中得到放松、激励和愉悦的需求。在《快乐大本营》获得成功后,各省级卫视纷纷开播类似的以“明星+游戏”为主要形式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成为省级卫视周末黄金档的娱乐先锋。

21世纪初期,随着我国电视观众“主体”意识和“自我展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只是简单的参与到游戏节目中已经不能满足观众展示自我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需求,在欧美风靡一时的“真人秀”类节目开始登陆国内电视荧屏,并掀起一阵收视热潮。最早开启国内“真人秀”序幕的广东电视台的《生存大挑战》,灵感来自于香港亚视与日本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节目《电波少年》,节目第一季于2000年成功推出后,国内类似的真人秀节目纷纷登台亮相。这一阶段的真人秀节目,除了湖南经济台的《完美假期》外,均为“野外生存挑战类”真人秀,这类真人秀节目虽然还没有充分满足更普遍的观众“自我展示”的需求,但是大大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接近心理以及对真实的渴望。该类节目第一次由普通人参与并完成全部的节目录制,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节目与平民之间的距离,唤起受众的心理认同感。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又将观众带入了一种相对真实的情境,满足了受众对真实的追求。而随着受众参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充分展示自我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于节目发展的话语权的需求进一步增强,2003年后国内真人秀全面进入“选秀”阶段。2003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非常6+1》和2004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是选秀类真人秀节目的最早代表,这一时期的选秀节目不仅大大降低了选手进入门槛,提高了普通大众的参与性,而且在淘汰方式上充分体现了“民意为先”的精神,选手去留的最终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观众的手中,进一步满足了受众深度参与节目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需求。在2006年电视选秀节目进入全面繁荣后,大量同质节目兴起从而在短时间内消耗了受众的收视热情,节目发展进入低潮。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和酝酿,在2008年奥运结束后,中国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又进入了“后选秀时代”,这一时期的游戏闯关类节目和平民K歌类节目全面兴起,不仅将参与的门槛降至最低,更大限度的使受众的“参与”、“展示”等需求得到满足;而且受众在新一轮的真人秀节目中所追求的已经不一定是“成功”与“奖励”,受众参与节目更注重的是一种“体验”与“展示”,无论挑战的结果如何,参赛者更关注的是在参与过程中的自我展示与自我挑战,而受众也在观赏节目的过程中体味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放松和压力释放。

四、电视生产方式变革影响下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

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取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其社会形式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是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对于电视节目的生产来说,电视的生产力主要体现为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电视节目制作技术水平、电视频道的覆盖水平以及电视节目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融合手法。与各个时期相应的电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电视节目也发挥出不同的文化功能。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就从不同时期电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不同电视文化功能的发挥角度,对我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在我国电视节目产生初期,技术手段成为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当时我国电视节目制作水平还比较落后,在演播室直播和剧场实况转播是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主要播出方式。与此同时,受到电视机产量的限制,电视普及率较低,覆盖有限,电视节目的固定观众限于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正是与当时的电视生产力相适应,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更多地承载着宣传导向的文化功能,尤其在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产生的“大跃进”及文革时期,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喉舌”功能更加突出。无论是早期在演播室直播的文艺节目如诗朗诵《大跃进的号角》等,还是对当时流行的舞台剧目如《刘三姐》《洪湖赤卫队》《江姐》等的转播,均具有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和舆论导向功能。“文革”时期,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这一文化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致。1966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17周年时正式推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工作就是斗争》等“毛主席语录歌”。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积极的政治意义:纳入到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以样板戏、语录歌为代表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更侧重于发挥电视的宣传导向文化功能,而其应有的娱乐功能则发挥有限。

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期,我国电视生产力的发展则更多地体现为覆盖网络的不断完善以及节目制作技术水平的飞速提高。1985年中央一套节目上星,初步形成天上卫星、地上微波、地下线缆互相结合的传播网络,到1990年,电视覆盖已达到78%。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带来了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技术的不断进步: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实现了节目播出录像化;198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使用电脑自动控制系统,即录重放慢镜头、演播室灯光自动控制及各种特技效果陆续采用电脑技术;1984年播出实现自动化,等等。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一方面使电视节目录制场所的舞美、音效、灯光等硬件设施大大改善,另一方面也丰富了通过电视这一媒介所能表现的节目形式。在这样的电视生产力条件下,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势必需要更大限度地将其艺术审美功能发挥出来。审美经验即是人们欣赏自然、艺术品和其他人类产品时所产生的一种愉快的心理体验,而电视综艺娱乐节目通过光影、布景、情节、表演等手法,更容易将这种艺术审美功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以春晚和综艺大观为代表的综艺晚会所发挥的主要就是这种艺术审美功能。这种综艺晚会不仅在舞美设计上打破了之前单调、灰暗的背景,将多种声光元素综合运用其中,在节目内容的丰富性上也开创了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先河,歌曲、舞蹈、相声、猜谜、诗朗诵、黄梅戏、小品、京剧、魔术、杂技、武术表演等均集中在一台晚会中播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发展,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文化功能也进一步得到拓展。

20世纪90年代后,在电视节目的制作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电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开始倚重于其对于多种表现手法和节目元素的融合,综合运用多种元素和表现手法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开始出现。1993年,东方电视台的《快乐大转盘》开播,将“游戏”、“主持人”、“搞笑”、“互动”等元素运用到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当中。1997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则将“明星+游戏”的元素更充分地发挥出来。随着北京电视台的《欢乐总动员》、江苏卫视的《非常周末》、福建东南台的《开心100》、安徽卫视的《超级大赢家》等一系列以“快乐”、“游戏”等为标签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不断涌现并获得成功,全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掀起了一股快乐的狂潮。这类“明星+游戏”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不仅在舞台设计上巧妙运用大屏幕画面、背景音乐、光线变幻等多种元素,更是在节目游戏环节让平时高高在上的明星和现场观众共同完成设定的游戏,在热烈的现场气氛中,观众感受到与明星的平等对话以及游戏本身的精彩刺激,观者与演者融为一体,帮助观众从日常生活的快节奏和紧张中获得解放,放松身心的疲惫。在这一轮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创新中,其文化功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审美,而进一步侧重于交流对话和消费娱乐功能的发挥,将电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特色进一步昭显,主动参与、平等交流、对话成为电视文化的核心精神。

而进入新世纪后,电视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成为电视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融合手法超越了之前的所有阶段,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真正成为多种电视表现手法和内容元素的集大成者。以《幸运52》《开心辞典》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益智博彩类节目和以《非常6+1》《超级女声》《我型我秀》等为代表的平民选秀类节目是融合多种表现手法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典型代表。这些节目综合利用播出现场、电话连线、手机互动以及网络投票等多种元素,使观众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对节目的深度参与和极强互动,将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交互文化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观众已经不是被动接收节目所传播的信息和内容,或者仅仅作为现场观众参与节目的录制,而是开始作为挑战的主体参与其中展示自我,或者通过自己的投票而决定选手的去留,电视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巨大能量瞬时爆发。2008年奥运期间,户外竞技挑战节目《智勇大冲关》在湖南卫视开播,跨栏、平衡木、单杠、吊环、篮球等体育运动项目的元素在节目中出现,进一步创新了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所能融合的元素。到2008年底,多家卫视几乎同时上演的平民K歌类节目则进一步将时下流行的卡拉OK与电视表现手法完美结合,将观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无限拓展,同时将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超强融合能力以及交互文化功能进一步充分演绎。

五、结语

行至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国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也走过了51年的发展历程。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能始终活跃在电视荧屏的节目少之又少,我们所见到更多的是在不同时代,萌生于不同的经济土壤,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之下,契合于不同时期受众心理需求,而在特定的电视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所出现了不同的节目类型。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节目形式和节目内容会不断涌现,但顺着这条节目发展的梳理脉络,每一轮节目创新的背后,都有更丰富的内涵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