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发展阶段（～年）

一、增量发展阶段（1978～1991年）

新时期出版业制度变迁在启动时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计划经济时期所确立的出版业制度，二是“文革”结束时出版业异常薄弱。在1952年底，我国已形成了以国营出版社为主体的行政事业化出版体制，国营出版社按行政级别（分中央社和地方社）及专业、地区分工的原则设置，在业务上受中央有关部委、社会团体及地方省级政府直接领导；1953年，随着我国“一五”计划的实施，出版事业也被纳入到计划发展的轨道；之后，出版业在“整风”“大跃进”“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曲折发展；在十年“文革”中又备受摧残，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1967年，大部分出版社及工作人员被停职工作，全年仅出版图书2925种，人民长期处于“书荒”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由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出版事业也借此获得新生。中国出版业开始进入以提高出版生产能力和扩大出版规模为主线的改革与发展阶段。

为推动出版业发展，本阶段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两为”出版方针和出版业双重属性的确立。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座谈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清理“左”的思想路线对出版工作的干扰和破坏，重新确立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明确出版工作要承担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三项任务。同时，这次会议确立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引发了我国出版结构的调整和出版生产力的解放^[13]。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其中提出，图书是商品，出版工作也是一种经营活动；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2）出版社内部体制改革，扩大出版社的自主权。1983年2月22日，文化部出版局发布《关于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印刷公司列入1982年调资范围后的几项规定》，其中规定，“出版社的性质属于事业单位，仍实行企业管理”。根据此规定，国家开始逐步削减对出版社的财政补贴，大部分出版社成为自负盈亏的主体，开始由单纯的生产型单位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为克服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不足，允许出版社进行协作出版、自费出版，甚至吸收非国有资本等。1984年6月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上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出版社的自主权、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的改革思路。1988年5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出版社内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措施，主要包括：优化选题、扩大稿源、坚持专业分工、实行社长负责制、坚持按劳分配、扩大资金来源和出版能力、加强队伍建设等；并要求各出版领导部门，既要简政放权，推动出版社自主经营，又要进行必要的规划、指导、监督和协调。（3）改革发行体制，搞活图书市场。1983年《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改革图书发行体制，增加图书发行能力，逐步形成以新华书店为骨干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形式、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通环节（简称为“一主三多一少”）的图书发行网。这开启了中国出版业流通（经营）领域的变革，此后，新华书店一统发行领域的局面也逐渐被打破，图书发行的方式也逐渐多样化。1988年5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主要内容有：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业界通常所说的“三放一联”）。这个文件是本阶段发行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民营发行渠道的发展开辟了相当大的空间。（4）加强出版宏观管理。1986年10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国家出版局和国家版权局脱离文化部，国家出版局恢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建制。1987年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的成立，为出版事业深化改革、加强宏观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阶段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出版生产力，带来了出版业规模的迅速壮大，出书品种和总印量大幅增长（见表1.1），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较完整的出版和发行体系，奠定了我国新时期出版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表1.1　1979～1991年图书出版业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出版年鉴》（1999年）。

但是，这个阶段的改革也存在着许多问题：（1）改革尚未触及出版业制度问题，出版业仍然在事业体制下运行；同时，这些变革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但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出版机构之间的利益分化，导致基层出版、发行机构的改革实践与政府的改革意愿不一致。（2）出版业规模的扩大是按行政结构模式设置的产物，产业结构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即由中央部委所属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两部分组成，市场准入和机构的存亡由政府决定，整个行业形成了行政化垄断的格局。（3）从组织结构上看，出版机构虽开始实行企业化经营，但作为事业单位仍没有成为市场主体。这一时期出版机构的增量发展主要是在行政主导下的同质复制，即在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中央和各个地方同样增设文艺、教育、少儿等出版社；同时，出版社的自主权虽有所扩大，但在没有足够的规模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各个出版社几乎囊括了出版的内容制作与流通整个供应链，形成了同构性极强、小而全、小而弱的结构模式。（4）由于政策和法规的不完善，一些民营书商为牟取暴利，通过买卖书号、协作出版等方式介入出版环节，从而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与行业的畸形发展，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这造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各种非法出版活动及非法出版物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