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成本最低的连续性调整

三、边际成本最低的连续性调整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性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这种制度的变迁首先发生在旧有体制危机最严重、机会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场合，因为旧有体制的危机使得这种场合的交易很容易达成，重新签约的交易成本较低”^[19]。

纵观中国出版业三个阶段的制度变迁，都是遵循着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按旧体制中各个制度层面危机由低到高，逐步递进改革。而且，边际性调整使每一次改革的深度都会达到而且也仅仅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从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出，出版业制度改革首先是从微观层面展开的。第一阶段中，“长沙会议”和“哈尔滨会议”主要涉及出版社内部的出书结构、管理方式、岗位责任制等微观的改革。以后逐步扩大到中观和宏观的改革，例如扩大出版社自主权，就涉及出版社与主管部门的关系。进入第二阶段，微观层面的改革进一步深化，重点在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以及实行三项内部制度改革；在宏观层面，重在调整出版结构、培育图书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第三阶段更是侧重宏观的出版市场的培育、政府职能的转变、出版法治建设等方面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时深化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改革，因而是全方位的立体改革；在中观改革上，一是给出版企业及时制定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二是理顺出版社与主管主办部门的关系；从微观层次上看，要探索建立产权关系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更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中国出版业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倾向非常明显，例如，出版机构的经营、决策机制依赖。改制后，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开始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者三大权力。这些与过去事业单位体制下，经营管理层面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和“社长负责制”有着很大不同。但实际上，出版社经营者的行政级别不能彻底取消，依然保持党政干部管理方式，干部在平级职位中交流，或按行政级别及论资排辈晋升。干部任免还是按照党政干部标准，在小范围内民主推荐并任命产生出版社经营者，而不是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方法，在较大范围选聘出版企业经营者。选聘的评价不是以业绩或完成经营目标的能力取人，相反的是，不能承担经营业绩指标，不具备实现经营业绩指标能力的人，往往由于非经济因素被选聘为企业经营者。对经营管理者的考核不是突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内容，而是沿袭过去要么基本没有考核，要么将执行方针政策、履行社会职责情况等方面作为主要考核内容。对行政权力路径的固定偏好，使得管理与决策上沿用过去的金字塔结构，习惯从上到下的命令方式，使中下层缺乏决策的积极性。

路径依赖对中国出版业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于有效推进出版改革，降低改革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诺思指出，制度的报酬递增特征决定了制度渐进变迁基本方向，而行动者有限的信息和价值观所建构的主观模型决定了行动者的具体选择，因此，行动者有可能持续做出相对无效率的选择，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就将长期存在下去。比如以连续的边际调整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使得逐渐壮大起来的利益集团反过来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并造成出版市场环境的恶化；出版组织表现出的自利行为和内部人控制行为等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注释】

[1]这方面的研究如胡正荣、李继东：《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陈怀林：《试析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2期；路小静：《出版企业制度变迁模式分析》，《福建论坛》，2008年第10期。

[2]陈宗胜、周云波：《加速市场化进程　推进经济体制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3]参见贾国雄：《中国转型的内涵及相关问题的经济学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4]参见孙代尧：《改革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5]王仿子：《王仿子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6]《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

[7]《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8]参见傅才武、宋丹娜：《我国文化体制的缘起、演进和改革对策》，《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9]参见肖东发、方厚枢：《中国编辑出版史》（下册），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10]参见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1]参见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2]《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13]从20世纪50年代起，地方出版社就开始执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出版方针，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方针严重束缚了地方出版社的发展。

[14]参见《文化复兴　绚丽缤纷》，《人民日报》2009年9月7日。

[15]参见王曙光：《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6期。

[16]参见朱静雯：《出版集团化研究》（博士论文），中国学术期刊网。

[17]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18]林毅夫、蔡昉、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19]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