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政策困境

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政策困境——读《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有感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周晨哲

内容提要：吉姆·麦奎根的《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一书讨论了国家文化政策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下陷入话语困境无法自拔的问题，市民社会看似是当下唯一的出路，然而在工具理性操纵下的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夹缝中，市民话语又岂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势的呢？笔者就该书的核心理论作出了阐释和理解，并对文中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文化政策

吉姆·麦奎根的《重新思考文化政策》围绕的一个核心命题无疑应当是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今天，世界许多国家正普遍发生的（虽然书中分析多以西欧为背景），民族国家文化政策为市场力量所过度绑架，甚至走向失语的严峻态势。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19世纪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复活，其关注点是将国家控制的市场力量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McGuigan，2010：199）反映在国家文化政策上，则表现为在市场迷思的作用下，文化政策向经济政策的靠拢乃至独立身份的不可靠。

首先，从话语结构（discursive formation）上来说，麦奎根在书中区分了三种文化政策话语（discourses）——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从文中的分析来看，国家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所能发出的声音都在逐渐减弱，并在新自由主义的侵袭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所谓国家话语，主要是肯定国家在作为文化领域中主要行为者的积极作用，在集权主义的条件下可以解释为“重塑灵魂”，在社会民主主义条件下则意味着社会福利性的“普惠民生”。纳粹德国对人精神自由的高度辖制所造成的思想禁锢和文化凋零自不待言，西欧社会民主条件下的文化福利政策又何以会走向落寞？20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各国的公共文化政策使中等教育更加普及、高等教育的资金支持也颇为慷慨，艺术拨款增加，大量公众有机会也有能力享受到过去不可能得到的享受文化艺术的机会和快乐。然而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里，国家的资金力量毕竟有限，在文化精英主义的驱动下，正统文化经典永远比“边缘”艺术得到的关注更多，福利性的文化政策的潜在性假设就是，“大众通俗文化本质上比不过传统艺术”，这势必造成文化民主的缺位而使政策本身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从文化政策的市场话语上来看，公共文化政策的经济工具性则进一步凸显。由于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好坏，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渴望是由市场的商品和服务满足的”（Garnham，1990：155）。“和文化与媒介企业的经济力量比较，和商品文化的受欢迎比较，公共文化政策实在是小事，一直如此”（McGuigan，2010：56）。因此“从效率看来，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和私营经济的管理具有对政治思考和公共管理的优越性”（McGuigan，2010：58）。市场理性开始在公共领域推行殖民化，一方面，文化政策对文化艺术的投入转为愈发赤裸裸的财政产出数据，“把一切价值简化为交换价值，在全球文化经济中把市场原理用来分析一切现象”（McGuigan，2010：70）；另一方面，为了使公共文化政策的行使更具效率，“公共领域管理化”理念大受追捧，“结果，公费支持的组织也不得不像私营企业那样运作行事，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它们自己的合法性”（McGuigan，2010：78），致使公共文化政策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

与遵循工具理性的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相比，市民话语（公共领域）则以对生命世界的关怀在政府行政与公司经营之间起到一种中介作用（Carleheden and Gabriel，1996）。当下，公共领域已不仅限于对现代民族国家中交往权利和文化权利的表达，面对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传播权力和文化权力增强所构成的威胁，公共领域还必须以世界公民的话语制衡资本主义的不民主运作。在美国，正是由于大量身处市民社会空间（第三空间）中的“非营利的”艺术组织和文化组织的存在，才使得层出不穷的多元文化艺术形态得以相对公平地发展，国家与市场也保持了相当程度上的安全距离。而对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吸引企业对文化艺术进行赞助的英国等国家而言，仅仅作为公共财政补贴少量企业赞助则大摇大摆地显身台前，文化艺术本身反而成了权钱交易的附属品和企业宣传的装饰物。关于这一点，麦奎根在书中的第三章，文化政策“本身”与文化政策展示中作了颇为精到的分析。

麦奎根所介绍的文化政策“本身”主要有三层含义：公共经费支持艺术的政策体系、媒介调控政策以及文化身份的协商构建政策。因此就含义看来，文化政策“本身”这一范畴应该是与社会民主主义条件下的西欧福利社会所紧密联系的，而就前文的分析看来，它如今已然成为明日黄花，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话语力量。在麦奎根眼中，展示的文化政策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成果，却在当下显示出勃发的生命力，其“总体目的是美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等级”（McGuigan，2010：82），并包括两个次范畴——国家形象的放大（national aggrandizement）和经济还原主义（economic reductionism）。这一现象无疑是当下国家文化政策存在状况的一种畸变与异化。

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简单说来就是将国家对文化艺术的投资与国力强盛，促进民族创新企业，增加就业机会，帮助城市振兴等一系列当下人们已耳熟能详的功利性市场价值联系起来，而麦奎根在书中提及的欧洲迪士尼乐园工程的实施则颇具嘲讽性地质疑着这一“信念”。法国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虽被“痛宰一刀”，却不遗余力地支持迪士尼工程的落地。然而困难很快接踵而至——“当地人的抵制、知识界的反对、不如预期的游客人数、一连串的经济危机，以至濒临破产……”（McGuigan，2010：91）公共利益就这样在为政府脸上贴金的过程中被贱价卖掉了，在乐园经营于90年代中期发生转机后，一切的不公就都湮没在菲利普·布尔热尼翁的所谓企业的成功管理之道里，谁又来为政府一厢情愿的文化政策展示卖单呢？

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对公共利益的出售还不仅限于此。政府与企业利益的合谋往往在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大量滋生繁衍，使公共文化政策合法性考问蒙上一层又一层阴影。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里涉及一个企业赞助的问题。麦奎根在第三章第三节详细地介绍了英国“千禧穹顶”项目建设中企业赞助所扮演的“奇妙角色”。一方面，说得不客气些，是大量政府与企业间的幕后权钱交易行为——辛度加兄弟通过赞助“信仰区”以换取英国护照，美国人力资源开发公司凭借赞助“工作区”开发它的英国业务，吉之岛在“学习区”的赞助换得了政府对郊区零售店停车场征税令的撤销，赞助“共同根基区”的卡默洛特公司从该届工党政府手里续签了发行国家彩票的合同，英国星空广播公司对“星空区”的赞助则使它从政府对广播和数字化的宽松政策中获利不少……（McGuigan，2010：113）另一方面，虽然企业赞助费（约1．5亿英镑）所占的比例尚不到整个“新千年体验庆典”公共经费（约8亿英镑，含6．28亿英镑的彩票款）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只及公共财政的小零头而已，大量的赞助企业却通过所谓的深度赞助（deep sponsorship）形式在“千禧穹顶”项目的展务政策中指手画脚，并获准在“千禧穹顶”的主题展区拥有最大的发言权，按照麦奎根的说法，甚至对整个“千禧穹顶”意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产生了影响，公共利益再一次被公然弃之不顾（McGuigan，2010：113）。最终，“千禧穹顶”及其地皮白送给了企业，这就是新千年庆祝活动令人遗憾的结局。然而“今天，我们仍然难以找到替代商务话语的公共文化选择。新自由主义价值和公司密谋的主导地位被视为理所当然，面对这样的局面，大众—流行的反抗实在是微乎其微”（McGuigan，2010：120）。

最后，麦奎根还探讨了新自由主义与文化政策修辞之间那种“欲拒还迎”的微妙关系。文中的“修辞”，笔者将它理解为一套对文化政策合理及合法性的说辞。麦奎根主要介绍了两种修辞——发展修辞和多样性修辞，他引导我们透过这一系列“华美”的辞藻，深入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首先我们来看发展修辞。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文化政策中所谓的“发展”，往往就是把文化艺术当作“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McGuigan，2010：127）。这一点麦奎根在旅游业的修辞中在此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它既不可靠，甚至相反。一提到旅游业，人们往往会和“绿色工业”、增加当地的外汇收入、创造就业等等一系列以“发展”为名的词句联系起来。然而实际上，一方面，即便是生态旅游也难免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生活方式和自然栖居地造成破坏；另一方面，旅游业确实“增加了外汇收入，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又被吸走了，因为旅游设施的所有者往往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外汇损失高达75%。即使在这些国家内部，大多数财政收益进入了国家和地方精英囊中，加剧了收入的两极分化”（Nicholson-Lord，2002：24）。而且，“许多和旅游相关的服务固然创造了就业机会，但这些岗位并不需要很高的技能，很可能会重新唤起老殖民地那种奴颜婢膝的性格，以为批评家将之称为‘培养奴才’……”（Urry，2002：57）。

然后是多样性修辞。多样性修辞是当下文化政策语言中颇具诱惑性的一剂“迷药”，它反对偏执、赞同对话，一切通俗的、高雅的、大众的、精英的、中心的、边缘的文化都应当获得充分发展自己的权利。这一修辞颇具文化民主意味，听起来似乎白璧无瑕，然而，正像麦奎根所谈到的那样，它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McGuigan，2010：137），更与应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挑战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明。如果结合麦奎根在第五章“文化、资本主义及批判”中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甚至存在一种悖论关系——赫伯特·甘斯的书《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1999）提出了“审美相对论”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不存在统一的审美标准；大众—通俗文化的大大拓展使普通人得到更多的乐趣以及更好的自我理解，因此文化政策的制定应该是一种“亚文化规划”，这一规划是多元的，“给人们提供的是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自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这无疑就是一种文化政策的多样性修辞。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如前文所述，在“福利国家模式”下的国家话语已然遭到怀疑的今天，在公共领域的市民话语尚不发达的语境下，市场话语再一次冲向前台企图操控一切。甘斯就曾赞扬泰勒·柯万（Tyler Cowen，1998）对文化生产与流通最为极端的自由市场言论，称其为“对通俗文化举重若轻的捍卫”。正像很多人所谈到的，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语境下，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广的产品以适应合法手段的多样性、回应消费者口味的快速变化（McGuigan，2010：199），多元与个性仿佛在此得到完美的保全。然而，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其实不过是福特主义在当下的一种翻新——它仅仅造成了商品丰富、选择众多的幻觉，自由选择实则名不副实。因此，在这里多样性修辞再次与新自由主义合流，并在合流的过程中否定了其本身。

国家文化政策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下似乎已然陷入话语困境以至无法为其自身的合理、合法性进行辩解，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看似当下唯一的光明与出路，然而在工具理性操纵下的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夹缝中，市民话语又岂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力量的呢？美国的“第三空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小政府大社会架构在文化领域的一个缩影，留给人们很大的思考空间。

The Cultural Policy Dilemma in the Context of Neo-liberalism——Book Review of 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

Zhou Chenzhe

Abstract：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 written by Jim McGuigan diss-cusses about how our cultural policy today caught in dilemma in the context of Neo-liberalism．“civil society”seems to be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While，between the government power and market forces control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when the“civil society”can really find a way to play a role in this issue is also a problem．This essay will analyse and illus-trate the main theory of this book by giving some own thoughts．

Key words：Neo-liberalism；globalization；cultural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