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合理的促进

一、对科学合理的促进

科学执政表现为知识文明的产物。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将知识分为两类:属性知识(产品质量、借款人的信用、雇员的勤奋度)和技术知识(耕作、卫生保健、会计知识)。在现代,信息不仅是有机体自身的组成元素,同时也是社会的构成元素,它作为一种资源与物质资源、能量资源相并列,信息的生产与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信息本身存在真伪。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科学执政表现为不断地由信息上升为知识(包括技术知识与属性知识),由知识上升为智慧与决策,这一过程最终表现为知识的积累与运用。

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政策制定合理性的可能根据,并力求公正与效率的最大统一。下面我们以各国最经常的政府规制为例加以说明。在经济学中,政府规制是政府对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行为的强制性限制。政府规制理论最初就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社会的公正与效率作出的反应。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对规制的呼声高涨,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放松规制的浪潮,但到今天为止,关于规制的争论仍在继续。有一点不容置疑,政府的规制制定越来越朝其初期设定的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靠近。特别是现代规制理论,更多地考虑了信息约束,从而使规制的制定变得更为合理,执行更为有效。如在信息的获取上,特许投标制理论强调政府规制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拍卖的形式,引入多家竞争,从而取得多家企业关于服务质量、服务价格的信息,最终为规制机构提供进行规制所需要的成本信息；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主张以独立于本区域的其他区域中与本区域受规制企业生产及需求大致相同的企业生产成本为参照,以最终获得被规制企业的真实成本信息。另外,针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问题,现代规制理论认为,规制者的政策手段是提供各种激励强度不同的合同设计。因为成本低的企业一般会选择高激励强度的合同如固定价格合同,因为企业通过提高生产率可以降低成本,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成本高的企业一般会选择低激励强度的合同如固定利润率合同,从而企业的利润不受成本变动的影响。这样一来,规制机构就能获得关于企业较多的“隐藏信息”。很明显,规制的制定与设计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知识的累积与运用,最终达到科学决策的过程。

因此,科学合理要求我党在执政决策中要善于甄别信息、获取知识、增进决策科学性。

从本质上而言,一切知识“都是同一株树(文明之树——笔者注)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3]这里的自由,自然包括科学决策的更高自由水平。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科学执政,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式组织和带领人民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科学制定和实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科学设计、组织、开展各项执政活动。

大众传媒对这一“科学合理”的促进功能主要表现为中介力、改造力。

媒介的中介力理论表现为作为一种中介的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力,包括作为一种中介组织的媒介力量(如媒介作为一种监督力量的存在功能等)和作为一种信息媒介的中介力(如信息披露、远程教育等)。

同样,新旧媒介的变化会带来人们思想结构或认知能力的变化,并对智力的定义产生影响。“既然智力主要被定义为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种能力,那么一种文化的智力就决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换言之,“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能力有关”。但“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做高智商的标志”。^[4]

麦克卢汉的关于媒介改变人的论述更为直接:“它们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我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它们不仅激发并愉悦我们的感官,而且通过改变我们所使用的传感设备的比例,却实实在在改变我们的性格。”^[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