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和国家形象的关系

一、对外报道和国家形象的关系

1.对外报道:塑造国家形象的主渠道

国际传播中,国家(政府)的对外物质传播和精神、文化等软实力层面的对外传播共同构筑了其形象,而精神文化等软实力对外传播直接塑造国家或政府影响,对外物质传播则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政府在国际舞台的形象。总结包括瑟夫·奈的软实力在内的众多国际传播学说,国家或政府的对外传播可以分为对外物质传播与精神传播两种形态。从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成立以来,各个国家或利益集团在国际贸易或文化交流中往往产生经济摩擦、文化冲突、宗教冲突或政治纷争,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和战争。这种国际传播中的经济摩擦和军事冲突,主要表现为物质传播形态,而文化交流、宗教冲突或政治纷争等则主要表现为精神(文化)传播形态。

政府对外的物质传播和精神传播总是相伴而生,互为影响的。在经济摩擦或军事冲突中,国际传播以物质传播形态为主,精神(文化)传播形态为辅;在政治纷争或文化交流中,精神传播为主,物质传播为辅。所谓物质传播,主要指有形的、物质(或行为)属性意义上的传播,精神传播指无形的、非物质(或话语)形态意义上的传播。某种物质形式(或行为形态)的传播或某种精神形式(或话语形态)的传播,由于其符合公理、遵从道义、赢取民意、顺应历史潮流,其自身效应和社会效应不仅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而且具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意义,即其传播行为实现了成本最小化和效果最大化。反之,某种物质形态的传播或某种精神形态的传播,最终导致的是负面或反面效应,不仅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而且还很可能转变成“呆坏账”(或“负资产”),即除了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和反面示范作用外,还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损失,更有损于国家形象、政府威望。

任何事物都具有自身的属性,其价值既体现为物质层面的实用价值,又体现为精神层面的价值。事物的物质价值,是指事物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价值。事物如果有适合于人的某种物质需要的属性,那么它就可能有某种物质价值。事物的精神价值,是指事物的属性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如果一个事物的属性能够适合于人的某种精神需要,那么,它就可能有某种精神价值。^[6]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和精神往往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在人的活动中结合在一起,特殊的物质能够产生意识和精神;同样,精神通过一定的中介也可转化为物质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所谓“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即物质的事物可以带来精神的效果,产生一定的精神价值(或称“物质现象的精神价值”),精神的事物也可以带来物质的效果,产生一定的物质价值(或称“精神现象的物质价值”)。所谓精神价值,特指主体客体关系的内容,即客体是否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同主体一致、为主体服务。肯定的答案,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即正价值;否定的答案,则是我们所说的“坏”,即负价值。^[7]

“精神”概念常被用来指称某种观念文化的内存价值理念或者文化内核。也就是说,人们常常将一种文化或者精神意识形态文化的价值内核称为该文化的“精神”。譬如中华民族精神、法兰西精神、奥运精神、企业精神等,反映不同民族、国家或一定群体甚至个人的深层价值理想、价值取向、价值信念(以及在这些理念支配下的实践方式等),这些精神又被称为一个民族、国家或一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灵魂。^[8]

根据马克思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经典观点——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国际传播中,物质形态传播和精神形态传播是互为影响和相互转化的,即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和政治对话等物质或精神传播形态总是综合发挥作用和相互影响,一般而言,精神传播为物质传播服务。“二战”中三个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扩张属于成功的政府对外物质传播,而1943年宋美龄“征服”美国的访问则是外交舞台上的精神传播活动,美国政府往往通过总统竞选巡回演讲的政治传播向全世界显示其“软实力”。

在现代社会,尽管通讯便利,像欧盟各成员国的公民可以更为便捷地穿梭于各成员国之间。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依然依靠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或网络获取信息。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的认知还是通过传媒及其报道所形成的信息流形成的。因此,一个国家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塑造的。西方传媒在进行对外报道时,不但塑造本国的正面国家形象,也可以通过对外报道构筑其他国家的国家形象。由于西方传媒集团掌握了国际传播的话语权,他们便于建构其积极的国家形象,从而影响人们的感知,推行蕴涵“美国价值观”的霸权文化。

早在1922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提出“拟态环境”( pseudo-environment)的观点,即人们通过媒介认识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尽管人们对媒介“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图景”的功能充满着理想化的诉求和憧憬,但传媒对现实世界的报道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和对现实绝对的客观反映或再现事实。并且根据新闻价值的考量,传媒报道的内容应该侧重于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人情味等方面,难以完整地展示整个社会生活的图景。

传媒塑造国家形象是个笼统的概念,具体表现为传媒对外报道中如何通过新闻文本及其素材取舍来反映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新闻时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美国传媒通过对外报道来塑造的是:美国是为正义而战的,美国是为全球人民的未来而战的;相反,伊拉克是邪恶的轴心国,代表了恐怖主义,它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全球都是一个重大威胁。于是,通过美国大多数传媒的报道,一个国家被过分夸大抬高,另一个国家则被抹黑,塑造出了两个截然不同却都不真实的国家形象。

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被西方传媒及其报道所扭曲。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曾经说:“我们曾对美国的主流传媒对中国的报道进行过统计,统计的范围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CNN等。在一个季度里,按题目来说,负面的占一半,中性的占25% ,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占25% ;如果按字数或按文章长短算,90%以上是负面的,因为负面文章长,正面文章短。”^[9]

2.对外报道和外交

对外报道势必相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所谓国际关系,是指国家、国际组织或其他政治实体在参与国际社会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的总和。广义指国家、国家集团及国际组织等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及其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10]在国际传播领域,各个主权国家高度重视传媒对外报道的“软实力”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作用。

在美国外交史上,一直存在威尔逊主义的传统,认为“全球商业秩序必须建立在民主政府和保护人权的原则之上。美国有传教士的优良传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传播自由、民主的理念”^[11]。在美国传媒与政府外交决策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媒能大张旗鼓地批评政府的某些外交政策,评论战争的得失。但传媒不可能对美国为什么要干涉他国事务,为什么一律敌视非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等敏感话题提出质疑。因为在这些问题背后的两大前提是:东西方对立的世界格局和所谓西方民主的优越性,已经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共识,而共识是无须质疑的。相反,传媒对具体政策的不断曝光,反而使人们看到了由新闻自由而体现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健全和优越性^[1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对抗纳粹的战时宣传和对德国、日本民众进行劝降鼓动,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在欧洲创立了“美国信息中心”(American Information Center),并首播“美国之音”。这是美国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起源^[13]。目前,炮舰外交已经成为历史,传播外交正成为当前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日益红火的业务。伴随着广播和电视机构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建立,文化操纵具有了极大的可能性。^[14]

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影响对象国公众态度进而影响其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美国公共外交真正发展的时期是冷战时期。1953年,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 senhower)总统成立了美国新闻署,负责为美国对外政策搜集信息并且做独立的对外宣传。冷战时期的美国公共外交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策略是推销美国的价值观念、策动当地的民众反对政府,主要包括媒体外交、公开陈述、公共信息、国际广播服务、教育与文化项目、政治行动计划等。^[15]而冷战结束以后,公共外交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一度降到冰点。“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重新拾起旨在赢得人心的公共外交武器,用于公共外交上的预算增加了9%,而用在中东和南亚地区公共外交的经费上升了50%^[16]。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美国每年用于公共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

美国新闻署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设立了新闻中心,在芝加哥、休斯敦、迈阿密和亚特兰大等城市设立了“国际新闻中心”。这些中心每年向驻美的外国记者及成千上万名来美进行短期采访的外国记者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帮助外国记者获得去白宫、国会、国务院、五角大楼等地采访的采访证,安排外国记者参加各种记者招待会、采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及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们提供新闻采访、编辑的设备和场所,以及提供美国商业媒体和新闻署播发的重要的新闻,并且通过计算机为外国新闻记者进行采访和研究提供方便的服务^[17]。2002年,美国国会更是通过了促进自由法案(Freedom Promotion Act),利用国际交流、姐妹城市项目、英语培训项目、国际广播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18]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主权国家都会密切关注某种意义上代表国家、政府和民族声音的传媒对外报道。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传播网络和势力,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全球行销其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同时树立自身的有利形象,为国家和政府在国际关系中赢得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

以美国国际广播“美国之音”为例,它即是美国公共外交对外宣传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工作手册的封底印即美国之音的报道原则:

(1)美国之音要把自己建立成一个可靠的和权威的信息来源。美国之音的新闻要准确、客观和全面;

(2)美国之音要代表全美国,而不只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它要全面平衡地反映美国的思想和制度;

(3)作为一个官方的电台,美国之音要清晰而有效地反映美国的政策。对于这些政策,美国之音要作负责任的讨论。^[19]

冷战时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通过美国之音来了解被本国政府屏蔽的信息。美国之音由此成为对付前苏联有力的舆论武器。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之音的宣传作用也随着公共外交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地位的下降而消减。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又一次意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美国之音借此机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美国之音中文部与美国之音同时诞生,以全球华语听众为服务对象,在开始阶段,每天只播放一个小时,普通话和广州话各半小时。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中文部扩大,人员剧增,播音时间延长,内容也随之大为充实,闽南语、潮汕话和蒙古语也在此时开播。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之音”增加了广州话广播,每天1小时,后增加到1.5小时;1991年4月,开办了藏语广播,开始每天15分钟,后增加到30分钟,1993年增加到1.5小时,现为2小时。1993 年,美国之音在华盛顿总部设立了“中国研究室”,在我国的香港地区设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和“亚洲节目部”^[20]。截至2002年,“美国之音”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上用53种语言向全世界约9000万受众提供节目。^[21]在1999年对阿富汗的一项调查中,有80%的成年人每周至少收听一次“美国之音”广播,有60%的人说他们每天听。^[22]从美国之音里,塔利班统治下的民众可以听到塔利班禁止的消息,听到塔利班禁止的音乐。

同样,美国文化标签“好莱坞电影”也是美国政府“输出民主”公共外交的重要实施手段。美国电影不仅为美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排到了出口产品的前几位,而且还促进了美国“不战而胜”的战略思想。好莱坞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商业和进出口谈判关系。美国国会和商务部在美国电影协会的劝说下,将电影议题纳入了与其他国家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之中。在中国与美国关于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漫漫长路中,中国市场向美国电影的开放程度是美国政府最关心的几个议题之一。为了给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开路,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开放两项上向中国政府频频施压。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商业化、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化、消费主义、西方化、全球文化等论点的代言人。^[23]

3.西方传媒报道的中国形象

西方传媒对外报道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变迁即国际关系发展态势一脉相承,互为影响。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声音变化,西方传媒报道中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也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变迁过程。

(1)敌对阶段(1950～1972)

这一阶段美国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中美尚未建交,几乎完全隔绝阶段。中国拒绝美国记者入境,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上受到客观限制,既受到中国宣传的影响,也被美国官方消息所操纵。中国描述美国人为“美帝国主义”,美国由于受到麦卡锡主义影响,只知道共产党人都是可怕的恶魔。这期间的美国媒体成了美国政府拒绝与新中国来往的替罪羊及遏制政策的工具。^[24]

(2)友好阶段(1972～1989)

在此阶段中美恢复邦交,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媒体对华报道逐渐增多,大多数是客观和公正的正面报道,中国也不再与“压迫”、“专制”等词联系在一起。1972年,当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当时,人们的基本人权遭到严重践踏。但是,尼克松带来的一大批记者对这些视而不见,不作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中。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浪漫而神奇的世界: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故宫、人民公社、讲道德守纪律的人民、富有异国情调的蓝色海洋(制服)。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对世界打开门缝,允许私人雇工开小饭馆,允许年轻人跳迪斯科,妇女留披肩发、穿牛仔裤和超短裙,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是好孩子,简直没有任何毛病,跟邪恶的苏联帝国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使。^[25]

(3)负面阶段(1989年至今)

美国媒体对华报道基本上是以负面为主,大多是揭露中国的所谓阴暗面,或反映中美之间的摩擦。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都是一边倒,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有失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和全面性。^[26]从1996年到2000年,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时代》周刊等在内的美国主要媒体,发表的关于中国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的比例高达30比1。^[27]

美国媒体采用双重标准报道中国,报道有失公正性,似乎中美关系紧张比中美关系平稳更具有新闻价值。1996年11月21日《纽约时报》报道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香港正被扔进虎口,要完蛋了,将成为中国恶龙的无助猎物,当中国恢复对香港的控制,香港居民将失去许多自由。”^[28]1997年7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还有谁记得西藏?》的署名文章,声称:“现在香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吞并了,国际社会最好借此机会研究研究中国对西藏的政府……”^[29]以美国媒体对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例。1999年5月10日的《纽约时报》刊登的是美国大使尚慕杰透过他办公室破碎的玻璃窗往外看以及一个年轻的商人越过那些被动地站着的警察向美国大使馆扔东西的图片。

今天的“中国威胁论”主要起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习惯于冷战思维、需要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确定外交目标的人炮制的谬论。沃伦·克里斯托弗说过:“只要中国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它就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挑战”。^[30]

“蓝队”(Blue Team)是一个非正式的代称,主要指影响美国对华外交的一股消极政治势力。“蓝队”的核心观点就是宣扬“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专制政权统治下一股崛起的力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充满警惕,认为中国最终会在政治和军事上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要求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和打击。“蓝队”得名于威廉·特里普立特(William TriplettII)——美国政界人士的讲话。^[31]他沿用中国军事用语,按照中国军队演习中把作战双方分为红队和蓝队的做法,将自己归为“蓝队”成员。美国媒体中的“蓝队”与美国政府和国会中的传统“蓝队”一脉相承。代表“蓝队”的媒体是《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洞察周刊》、《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杂志、《国民评论》等右翼媒体,以及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勒涅里出版社(Regnery)和文汇出版社(Encounter)。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蓝队”出版大量著作和文章。1995年《时代》周刊发表查尔斯·克劳塞默的文章《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其核心论调是:中国类似19世纪末的德国,是实力急剧膨胀的新兴大国,根据传统的权力政治逻辑,这样的国家对旧有的霸权国家如美国必然会自动构成威胁。1997年出版的由伯恩斯坦和芒罗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强调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野心勃勃的大国”,其目标是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霸权,美中两国之间冲突不可避免。^[32]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中国有多坏?”——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透视》一书中指出,美国媒体普遍存在着美国价值观的中心主义: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就是民主的方向、开放的标志,值得大力宣扬,违背西方价值观的就会加以怀疑和谴责甚至批判。而美国“蓝队”集团想方设法要将这种体系通过媒体传达给受众,并且通过对新闻媒体的操纵,企图影响决策层,从而搅乱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这反映出“蓝队”集团顽固的反华意识形态取向。^[33]

以CNN报道“3·14”藏独暴乱为例。2008年3月1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网站上使用了一张描述一辆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的图片,虽然CNN网站的图片说明写的是“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但图中却看不见类似场景。事实上,当时军车旁有约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只是CNN未选取这种客观描述暴徒恶行的照片。一些西方媒体为了渲染所谓的“中国镇压”,表达其同情流亡藏人的倾向,甚至将拍摄于尼泊尔的图片硬安到中国头上。

2008年4月9日,CNN主持人卡弗蒂在“形势研究室”节目中就藏独暴乱事件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妄称“中国产品是垃圾”,还恶意攻击“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呆子和暴徒”。

CNN曾承认,有时会雇佣“言论风格狂放”的人,以便提高电视台的收视率。但从CNN任意剪辑藏独暴乱事件片面失实的新闻画面,再到主播卡弗蒂不负责任的攻击言论,更有不少中国留美学生表示CNN只采访藏独分子而非大多数华人群体。这些事实都说明CNN的报道已经完全违背了国际新闻界公认的新闻职业工作准则和新闻职业伦理规范。因此国内出现了“反CNN网站”,以及从此事件中衍生出年度流行语“做人不能太CNN”。可见CNN对中国失实报道的影响之大。

中国外交部三次要求CNN和卡弗蒂本人诚恳道歉,中国民众也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对辱华报道的愤慨。直到2008年4月15 日,CNN才做出道歉反应。对于CNN滞后性的回应,4月22日的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建议CNN如果想恢复广大观众对其的信任,就必须进行“大手术”。《文汇报》认为,CNN作为全球知名的电视媒体,在过往的新闻报道中,以快、准、新闻名,在全球拥有广泛的观众。然而在西藏问题上,CNN对暴徒的报道则完全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主持人卡弗蒂在评论奥运圣火传递时诽谤、辱骂中国人,说明CNN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提起CNN,人们总是想起不顾生命危险在海湾战争第一线采访的记者。这批记者之所以对自己的生命都不顾,就是希望采访到最快、最真、最准的新闻题材,并将所见所闻客观地在第一时间奉献给CNN的观众。然而,CNN对西藏暴乱的报道,采用的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法,新闻界最忌讳的随意剪辑、断章取义和张冠李戴的手段全被用上。

根据西方社会对华报道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中有失客观、公正性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媒体的视角中,中国形象的演变过程无不牵涉着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

亨利·卢斯(Henry Luce)及其《时代》周刊对华报道印证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传媒对华态度及其中国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形象的变迁。

亨利·卢斯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898年出生在山东登州。童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给他日后的成长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卢斯的“传媒帝国”拥有占据美国主流刊物地位的《时代》周刊、《生活》、《财富》和《体育画报》。其中1923年问世的《时代》周刊开创的封面设计风格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这就是沿袭至今的封面人物报道。

根据《谁在〈时代〉封面上?》对于1923～ 1977年间《时代》封面人物的集中研究,在2814期封面上总数为3336人次的封面人物报道中,美国之外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一共占31.20%,中国名列第五,出现52次。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报道时间在1924年。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罗瑞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着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1976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文革”的结束;1979年、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6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伴随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34]

2008年12月,功夫巨星李连杰再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今他是以“壹基金”创办人的身份获此殊荣,他走遍世界宣扬“每人每天捐一块钱、连接成一个大家庭、帮助更多人”的理念。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的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条特殊线索。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作为《时代》周刊的掌门人,卢斯曾经热情邀请和安排宋美龄访问美国,这既是对1941年蒋介石、宋美龄邀请他访问中国的回报,也是他试图借此促使罗斯福加大对中国援助力度的一个举措。^[35]当时,《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名叫白修德。白修德看到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向美国发回大量的报道,甚至明确提出蒋介石将被毛泽东取代。但是,卢斯因为对蒋介石夫妇抱有好感,对于白修德的稿件要么不发,要么改得面目全非,白修德不得不在自己的办公室贴了一张纸,上面写道:《时代》杂志上以我名字发表的文章,如果观点与我一致,纯属巧合。白修德后来辞职,与人合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的惊雷》。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时代》周刊与中国关系良好的阶段。期间,《时代》向中国释出较多的善意,背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美国的利益。当时的美国需要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对中国显示较为友善的态度。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棋子上不再需要中国,即可把中国视为新的假想敌人和威胁,《时代》当初的态度也随之消失。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新闻处理方式,确确实实被美国的利益牢牢左右着。

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的小说《大地》对于西方和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是中国国家和国民形象在美国人心目中变化的“缩影”。

赛珍珠同哈利·卢斯一样,也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1895 年,她随父母来到中国镇江生活。常年生活在中国,她可以娴熟地运用中文进行交流和写作。1932年,赛珍珠凭借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女性。1938年,赛珍珠再次以《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并获此殊荣的西方作家第一人。当时瑞典学院的评语是:“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赛珍珠的笔触客观地展现了她眼中的中国及其国民形象,使得中国成为西方的关注焦点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19世纪以来西方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的反面印象,在西方塑造了中国的新形象和对中国的友好感情。需要提及的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最先也是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创办的《亚洲》杂志上。

赛珍珠与中国友人的感情甚笃。1941年,她创办旨在沟通中西文化的东西方协会,呼吁美国社会援助中国人民。她借助《亚洲》杂志的作用,积极向美国社会呼吁对华援助。1942年,应VOA 和BBC的邀请,她用汉语发表演说,鼓励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她帮助并参与受周恩来、董必武秘密委派前往美国宣传中国抗日、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援的中国电影艺术家王莹的活动,亲自主持美国政府为王莹在白宫举行的演出并负责报幕,使《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响彻白宫。这些举动体现了赛珍珠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1935年后,赛珍珠回到美国定居。但是,她始终割舍不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借助自己在美国的影响,积极向美国社会推荐中国作家,林语堂、老舍等作家无不受益。

由于中美两国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绝对封闭的状态,加上两国的意识形态各异,两国人民也失去了沟通,因此,赛珍珠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曾经写了一些如《北京来信》等敌视新中国的作品。鉴于历史原因,赛珍珠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她主动支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 “重新看中国”的专题节目,并积极申请访华。按照赛珍珠的遗愿,其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对第二故乡中国的浓厚思恋。

另一个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的代表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40分钟大型纪录片《中国》的拍摄,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文章,批判活动从北京席卷到全国,后来大小批判文章结成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

直到2004年,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的珍贵影像,在隐没30年之后,才在北京电影学院首次放映。可见,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报道和认知以及中国的定论均受特殊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