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

二、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

1897年后，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的热情创办报刊。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告变法，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光绪帝发布的准许官民办报的诏书，进一步促进了各地报刊的飞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1898年的3年间，全国出版的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以上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兴起，不仅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还结束了外报垄断中国报业市场与新闻舆论阵地的局面，使国人自办报刊及其宣传报道活动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

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政论性报刊，是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流，并在这次高潮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先作用，举其要者有澳门的《知新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长沙的《湘学新报》与《湘报》等。

《知新报》是维新派在华南的重要舆论阵地，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刊，初为五日刊，后改为周刊、半月刊，在康有为支持下由澳门巨商何廷光（字穗田）创办，何廷光、康广仁担任总理。该报与上海《时务报》的编辑方针基本相同，因清朝封建统治鞭长莫及而在宣传报道上比《时务报》更为敢言，曾刊登过康有为上光绪帝书的全文、梁启超在保国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等。戊戌政变发生后，国内各地维新派报刊被摧残殆尽，唯独《知新报》能继续出版，歌颂为变法死难的烈士，谴责发动政变的后党，指名道姓地痛骂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人是“逆贼”、“奸党”，同封建顽固派作最后斗争。1901年1月20日，《知新报》自动停刊，共出133期。

《国闻报》是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舆论阵地，也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该报主要创办人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和翻译家。严复出生于名医世家，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在军舰上工作，1877年赴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留学，1879年学成回国后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甲午海战失败后，严复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揭露封建专制弊端，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等主张。1897年夏，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杭慎修（辛斋）等人集资创办《国闻报》及《国闻汇编》（旬刊），并为《国闻报》撰写了大量鼓吹变法的社论，但与康、梁交往甚少。《国闻报》“以通外情为要务”，因而十分注重外报选译和新闻采访工作，在国内各地及国外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纽约、华盛顿等城市设有特约记者，还不惜重金聘请精通英、法、德、日文字的翻译人员。严复还自己动手翻译《斯宾塞尔劝学篇》和赫胥黎《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上刊出，但因故未能完成全部书稿的翻译。赫胥黎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严复在译述中将这一原理加以引申，认为中国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厉行变法，才能使中国逃脱亡国灭种的命运。在主办《国闻报》期间，严复等人十分谨慎，不仅把报馆设在天津租界内，还推出一个不知名的福建老乡充当“馆主”，1898年3月后又将该报改造成日本人西村博主办的日商报纸，报上加印“明治”年号。由于采取了这些特殊的办报策略，因而《国闻报》在政变发生后借助日商招牌继续出版，向读者报道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难的过程，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珍贵史料。1899年2月后为日本人所掌控。

《湘学新报》和《湘报》是维新派在华中的重要舆论阵地。《湘学新报》于1897年4月22日在长沙创刊，自第21期起改名为《湘学报》，由江标、黄遵宪、徐仁铸先后督办，唐才常等主持编务，出至1898年8月28日停刊，共出45册。该报是一份以讲求实学、新学为主的旬刊，以倡新学、开民智、育人才、图富强为宗旨，深受读者欢迎，仅“长沙一城，销千数百份”，并在上海等地设立了分销处。1898年2月，湖南维新派人士在长沙成立南学会。有鉴于《湘学新报》十日一出，且偏重于学术，南学会决定另办一份日报以作为其机关报，即1898年3月7日在长沙创刊的《湘报》，“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旨”，由唐才常任主编，谭嗣同等担任主要撰稿人。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甲午战后在家乡浏阳倡立学社，后游历北京、上海以吸收新学知识，1897年回湖南后积极参与各项变法活动，在《湘报》上发表了25篇政论文章，提倡新学新政。《湘报》的激进言论，使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守旧势力惊恐不安，引发了一场《湘报》存废之争。张之洞曾致电陈宝箴要求其下令停办《湘报》，长沙的守旧派人士还煽动流氓打手捣毁湘报馆、殴打编辑人员。1898年7月19日，《湘报》被迫停刊，至8月2日宣布“改订章程，专归商办”，并自行复刊。9月21日政变发生后，《湘报》坚持出版至10月15日被停刊，共出177期。

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还试图夺回已为张之洞等掌控的《时务报》，并展开激烈的斗争。7月17日，康有为通过御史宋伯鲁上疏光绪皇帝，建议清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由梁启超主办，光绪帝批准了这一计划，责成康有为督办此事。对此，当时主持《时务报》及《时务日报》的总经理汪康年依仗张之洞为后台，于1898年8月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出版，引发了康有为、梁启超与汪康年的笔墨之争，光绪帝不得不另派黄遵宪去上海调查处理。但不久政变发生，康、梁逃亡海外，黄遵宪称病不出，调查之事不了了之。

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以政论见长的政治性报刊，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很大的进步作用：一是思想启蒙。维新派报刊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使众多知识分子从埋头经史、醉心八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以新知新学为武器，同传统的封建意识进行斗争。二是救亡图存。维新派报刊揭示出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阴谋，使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睡梦中醒来，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运动之中。三是探索变法之路。维新派报刊不仅大力鼓吹变法，还提出了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如废除科举、兴办京师大学堂、倡办实业、准许民间办报等，在政变后也并未全盘废止。

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以政论见长的政治性报刊，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贡献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报禁。早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王韬等人就发出过要求解除言禁、允许私人办报的呼吁，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又提出“纵民开设报馆”的要求。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各地维新派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实际上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报禁。“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又颁布了准许“官绅士民”办报的诏书，允许报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并要求各地政府给办报以免税的奖励。

第二，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并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在康、梁办报以前，一般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视办报为不务正业，视报纸为文坛垃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一批政治活动家从事办报活动后，社会上对报人、报纸的看法为之一变，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维新派报刊的主办人都是当时积极从事变法维新运动的政治家，他们把办报与办学会、办学堂等其他政治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使其办报活动带有鲜明的政治品格。在湖南，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学新报》还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活动形式，报刊编辑同时是学会骨干和学堂教师，学会为创办报刊和开办学堂提供各种条件，学堂为报刊和学会培养和输送人才。

第三，创造了报章新文体，影响了一代文风。所谓“报章文体”，是指出现于现代报刊之上，不同于桐城派古文的一种通俗浅近的文体，王韬等早期改良主义报人曾作过尝试，而梁启超则成为这一文体的集大成者。由于报章文体在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新民丛报》上运用得最好，因而被称为“时务文体”、“新民文体”。这种新文体的特点是半文半白、平易畅达和笔锋常带感情，正如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那样：“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

在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除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以政论见长的政治性报刊得到长足发展外，还出现了一大批其他各类报刊，主要包括专业性报刊、纯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以及以青年、妇女、儿童等各类社会群体为对象的报刊、图画报刊、白话报刊等，其中大多数也是由维新派或倾向维新派的人士创办与主编的。例如，1896年清末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的《指南报》，是我国最早的消闲性小报；1897年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报》、黄源澄在上海主编的《算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性科技报刊；1898年康同薇、李蕙仙等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是我国最早的由妇女主持编务、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