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报业的复苏与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

二、民族报业的复苏与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

1901年“报禁”、“言禁”开放后，中国民族报业迅速复苏并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官绅士民自办的报刊纷纷创刊，其数量年年递增，据不完整的统计，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至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出现，据不完整的统计，新创办的报刊在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报刊出版的地点计有北京、天津、西安、太原、三原、保定、开封、上海、南京、镇江、常州、常熟、苏州、无锡、太仓、嘉定、南通、江阴、杭州、宁波、绍兴、福州、厦门、芜湖、安庆、广州、汕头、梅县、海丰、台山、番禺、潮州、梧州、武昌、汉口、宜昌、南昌、赣州、九江、长沙、衡山、宁乡、成都、重庆、贵阳、桂林、昆明、济南、烟台、青岛、奉天、营口、海城、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兰州、伊犁、西藏等60多个城市或地区，几乎遍布全国。

在民族报业复苏并迅速走向高潮的过程中，顺应当时社会的多种需求，中国报坛上出现了各类报刊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景象。

政治性报刊的大量出版，是当时民族报业发展的主流。在各类政治性报刊中，数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报刊影响最大。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政治性报刊，最先出现在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海外地区。1901年清廷举办“新政”、开放“报禁”后，已经认识到办报宣传之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即开始在国内积极开展办报与宣传活动。不少革命志士回到国内，充分利用清廷出台的各项政策，创办起一大批以合法的面目公开出版的革命报刊。

在上海，1902年12月9日，《大陆》月刊创刊，以刊登政论为主，由戢元丞担任主编。该刊虽倡言革命，但用语含蓄，以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同年，《苏报》开始转向革命立场。《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创办人胡璋让其日本妻子生驹悦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以“日商”名义出版。1899年后，该报因经济上难以为继而为当时在政治上倾向改良派的革职官员陈范所接办。1902年4月，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同年夏又在上海建立爱国学社。陈范与蔡元培等人频繁接触并深受革命影响，其政治立场由改良转向革命，在经济上资助爱国学社，而爱国学社师生则每天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以作为回报。1903年5月，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6月，《苏报》刊文介绍邹容撰写的《革命军》，发表章士钊署名“爱读革命军者”的论说《读〈革命军〉》和章太炎所作《革命军序》，公开倡言革命。同时，《苏报》还在“新书介绍”栏介绍章太炎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了其中部分文字，不仅痛斥康有为“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主张，还以轻蔑的口吻直呼光绪帝为“载湉小丑”。这一切，当然为清政府所不能容忍。6月30日，清政府经与上海领事团多次密谋，决定由上海租界工部局发出拘票，对陈范、章太炎、邹容等7人实行拘捕，当日章太炎等被捕，邹容闻讯后于翌日自动投案。章、邹被捕后，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开始会审“苏报案”，一场以清政府为原告、以章、邹等为被告的特殊审讯开始。经过一番曲折，租界当局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2年，《苏报》永远停刊，史称“苏报案”。但是，“苏报案”并未中止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办报宣传活动。1903年 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由章士钊主编，汲取《苏报》被封的教训，比较注意斗争策略，在宣传上不作“爆炸性之一击”。12月15日，《俄事警闻》问世，参与编撰工作的有蔡元培等，1904年2月26日更名为《警钟日报》继续出版，至1905年春被查封。

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日益兴旺，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各地都先后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的报刊，其中上海、武汉和广州发展成为革命派在国内的三大办报基地。

在上海，自1905年到1911年，革命派在上海创办了16家报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于右任主办的《神州日报》、“竖三民”报等。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陕西三原人，1906年东渡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回上海创办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神州日报》，1907年4月2日创刊，出版了80天后报馆被焚，于右任无力恢复而退出该报。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重新集资在公共租界创办《民呼日报》，由于该报揭露陕甘官吏侵吞救灾赈款，于右任被反诬贪污赈款而被捕，致使《民呼日报》于9月8日被查封，于右任被逐出公共租界。10月3日，于右任在上海法租界创办《民吁日报》，因大胆揭露日本政府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筑路权并进而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串通清政府与上海租界当局于11月19日将该报查封。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办起了《民立报》，聘宋教仁等报界精英担任编辑。该报创刊之初，言论较为温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日趋激烈。1911年7月，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了该总部的机关报和联络机关。由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都是于右任创办，报名都以“民”字打头，创办时间又互相衔接，史称“竖三民”报。

在武汉，自1905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创办或被革命党人掌握的报刊有10多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楚报》、《商务报》和《大江报》。《楚报》创刊于1905年，是当地最早出现的一份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是年冬因将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外商借款修铁路所签的草约全文发表而为张之洞勾结英租界所查封。《商务报》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原是一家商业报纸。不久被日知会员宛思演盘进，更名为《商务日报》，聘请群治学社成员詹大悲任总编辑，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群治学社以报馆为秘密联络点，并储存枪支弹药准备起事，事泄后被湖广总督瑞徵函请租界当局查封。《大江报》，其前身是《大江白话报》，创刊于1911年1月3日，为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詹大悲投资创办并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大江报》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用大量篇幅反映新军士兵的疾苦，维护士兵利益，因而被士兵们视为自己的喉舌，不少士兵还受《大江报》的影响而参加革命派组织。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撰写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7月26日，该报又发表黄侃撰写的言词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8月1日，鄂督瑞徵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派军警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后自动投案。瑞徵原拟对詹、何判重刑，但慑于民愤，不得不从轻判处詹、何两人各服刑18个月，史称“大江报案”。

在广州，先后出版的革命派报刊有《拒约报》、《时事画报》、《群报》、《珠江镜报》、《廿世纪报》、《南越报》、《平民日报》、《可报》、《天民报》等18家，均为同盟会员自由结合集资创办，不具备机关报性质。其中《时事画报》创刊于1905年9月，是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画报，由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潘达微等人编绘出版。《可报》创刊于1911 年3月30日。当时广东赌风颇盛，咨议局开会时，一部分议员主张禁赌，另一部分议员则反对，在表决时同意者书“可”字、反对者书“否”字，因而被戏称为“可议员”与“否议员”两派。不久，“可议员”陈炯明、朱执信等创办《可报》，表示要为禁赌和革命而呐喊，后因报道温生财刺杀广州将军事件而被查封。

清廷宣布举办“新政”后，在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的报刊也乘势在国内各地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大公报》、《时报》、《京话日报》等。《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创刊，由皈依天主教的满族人英华（敛之）创办并主持报务。《大公报》创刊甫始，即明确宣称其“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故取报名为“大公”。在政治上，《大公报》主张变法维新、保皇立宪，对外先是亲法，后转而亲日。由于英华有法国公使馆做后台，报纸又在天津租界出版，因而敢于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贪官污吏的罪行。《时报》是戊戌政变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康门得力弟子狄葆贤和罗普分别担任该报经理和主笔，梁启超也曾潜回上海参与策划。《时报》的命名，取义于《礼记》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谓该报要合于“时”，随“时”而变。《京话日报》是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1904年8月16日创刊于北京，创办人彭翼仲自任社长。该报使用北京话，因而以“京话”命名。因揭露社会黑暗而开罪官僚和权贵，该报于1906年9月28日被清廷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之罪查封，彭翼仲被流放新疆。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原改良派人士大多转而投身于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创办起一大批以宣传立宪为主旨的报刊。这些资产阶级立宪派报刊，有立宪人士以个人名义创办的，如梁启超等人创办与主编的《政论》月刊、《国风报》、《国民公报》等；也有以立宪团体名义创办的，如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报》、四川宪政会主办的《蜀报》和《蜀风杂志》、贵州宪政预备会主办的《黔报》和《贵州公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主办的《广东自治研究录》等。

清末出现的官报，也是政治性报刊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政府开始创办官报，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出版了约110种官报，分布于除新疆外的全国各地。1902年，直隶总督兼署理北洋大臣袁世凯为鼓吹新政并抵制民办报刊的“诡激失中之论”，率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附带发行《北洋学报》及《北洋政学旬报》。1903年，《南洋官报》创刊，由江苏总督兼南洋大臣督办创刊，销行江苏以南沿海及长江各地。紧接着，各省也纷纷根据政务状况和经济实力创办起一大批官报，如《山西官报》、《安徽官报》、《四川官报》、《豫省中外官报》、《湖北官报》、《汉口官报》（原为商办）、《江西日日官报》、《山东官报》、《陕西官报》、《甘肃官报》等。1906年“立宪”运动兴起后，各地方政府的官报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门也开始创办官报。1907年4月23日，清政府正式设立官报局，官报的发展进入制度化阶段。同年11月5日，《政治官报》在北京创刊，由中央政府的宪政编查馆主办。1911年内阁成立后，《政治官报》于8月24日由内阁印铸局接办，改名《内阁官报》，改组为公布法律、命令的内阁机关报。

在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商业性报刊、文教性报刊等其他类型的报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商业性报刊自鸦片战争后虽然一直是在华外报发展的主流，但国人自办的商业性报刊却十分软弱，旋办旋停者也为数不少，始终不成气候。这一时期，国人自办的商业性报刊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并成为中国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仅以上海为例，这一时期国人新创办的商业性报刊就有10多种。更值得注意的是，原外人出版的商业性报刊的“龙头”《申报》和《新闻报》，前者的产权在1909年转入国人之手，后者的部分股权也在1906年为国人所拥有。文教性报刊，包括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类报刊，在全国各地特别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迅速发展。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武汉等地都有一定数量的文教性报刊。作为文教性报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报刊也在这一时期遍布全国主要城市或地区。这些白话报刊，大多为革命派所创办，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以便其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主张等。也有一部分是倾向于君主立宪的人士所创办，如《江苏白话报》、《直隶白话报》、《白话新报》、《预备立宪官话报》等。外国人在华出版的各类报刊，特别是日本人的报刊，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已风光不再，特别是已无力主宰中国社会的新闻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