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的出现与早期成果

一、新闻学研究的出现与早期成果

中国有关新闻学研究的成果，最早的是在华办报的外国传教士撰写的报刊创刊词、有关新闻传播活动的各类文章以及他们撰写的其他著作、通信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序》、《新闻纸略论》（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米怜撰写的《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有关论述、马礼逊撰写的《印刷自由论》（载《广州记录报》）等。鸦片战争后，在华外国传教士对新闻学的研究更进一步，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见诸他们在其主办的报刊上发表的各类文章，如《遐迩贯珍小记》、上海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新闻纸论》（花之安撰）和《新闻纸距遣访各国事宜》（艾约瑟译）等。除了外国传教士外，外国商人创办的商业性报纸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发展起来，不久即取代宗教性报刊而成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主流。反映到新闻学研究上来，出现了不少如何在中国办好商业性报刊的研究成果。这些新闻学研究成果，散见于鸦片战争后出版的商业性报刊的创刊词、出版启事以及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各类有关文章中，如上海《申报》上发表的《本馆告白》、《〈申江新报〉缘起》、《论本馆作报本意》等。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活动的开展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传播，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对新闻事业这一新生事物进行探讨和研究。林则徐、魏源等人已经初步认识到报刊沟通信息的功能，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更是深刻认识到报纸（“新闻篇”）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之后，王韬、郑观应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发表了比较系统的办报主张。王韬是我国第一家政论报纸《循环日报》的创办人，他在《倡设日报小引》、《本局日报通告》、《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和《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文章中，论述了办报的目的是立言、报纸的首要功能和作用是沟通、言论出版要自由、报纸的文风要通俗化和编辑人员要有高尚的品行等观点。郑观应在其撰写的《日报》等有关文章中，阐述了日报是“通民隐，达民情”的有力工具、广设日报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枢纽、创办报纸是中国变法自强的重要手段、允许国人办报和制定报律来规范报业等观点。

19世纪末在中国兴起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不仅将中国人的办报活动推向高潮，也将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以及其他主要人物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无不对新闻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提出了不少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十分有益的见解。他们论及的问题，比王韬等前人更为广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比王韬等前人更为深刻。

康有为的新闻观点，最重要的一条是“设报达聪”。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明确地提出“设报达聪”的建议，认为中国百弊丛生的原因之一是消息闭塞。梁启超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并认真总结了前人和自己的办报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他一生发表的新闻学方面的专论在30篇以上，内容涉及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三大部类。他的许多新闻观点，对当时的报界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册上发表的新闻学处女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严复在1897年撰写的《国闻报缘起》一文中指出，报纸的功能在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但他强调“尤以通外情为要务”。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强调，报纸要代民立言，成为“民史”、“民口”。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从事办报宣传活动，由于他在海外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新闻理论，因而他的新闻观点比在戊戌变法期间更进了一步。一是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出了报纸的“两大天职”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还提出了办报的4条基本原则：一是“宗旨定而高”；二是“思想新而正”；三是“材料富而当”；四是“报事确而速”。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舆论问题，认为舆论是一种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即持论者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要有不畏强暴的精神；要出自公心，不能怀挟党派思想和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是非；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故作偏至之论。关于报刊宣传的方法，他认为有浸润的方法和煽动的方法两种。所谓“浸润的方法，就是“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润之”，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所谓“煽动”的方法，就是要“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猛省。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过：“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兴起后，革命派人士也对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作出了不少贡献。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的新闻观点，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观点一样，均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但更注意汲取西方新闻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因而更具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取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主流新闻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主张。过去改良派曾提出过报纸是“国之利器”，办报“有益于国事”，以及报纸具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天职等观点。革命派报人认为，改良派所说的“国”是“大清国”，他们要“监督”的政府是大清国政府，这正是革命党所要推翻的。因此，革命派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办报的目的是为了革命。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第三号）一文中说：“革命报之工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为不当秘密而已，直当普遍之于社会，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

第二，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明确宣布自己的报纸是“党报”和“机关报”，必须大力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孙中山早在创建革命政党前，已经认识到报纸具有党派性这一现实。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革命政党兴中会后，将当地华侨创办的《檀山新报》改造为革命党的机关报。1900年香港《中国日报》创刊后，孙中山接受该报总编辑陈少白的建议，将《中国日报》办成既是革命宣传机关，也是革命组织机关。1910年2月间，孙中山在旧金山指导当地同盟会（对外以少年学社名义活动）工作。他在谈到该组织及其机关报《美洲少年》时提出了革命党是体、报纸是用的观点。

第三，把报纸视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革命派报刊将西方新闻学著作中流行的一家报馆犹如一支军队、报纸的威力胜过三千毛瑟枪等观点加以引进，大肆宣扬。秋瑾把她所办的报纸称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师团”。基于这种认识，革命派报刊把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卖国虐民作为其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

第四，认为报纸应反映民意、影响舆论和指导舆论，因而特别重视政论的作用。他们认为，革命派创办的报纸，“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视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国民日日报发刊词》）。除上述几点外，革命派报人还发表了一些鼓吹言论自由、重视开发“民智”等方面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