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的进一步强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权因其实行卖国投降政策而在政治上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网虽初步建成,但其社会影响力极其微弱。在组织制度上,国民党的报刊、电台、通讯社无不被圈养在中央及各级地方党部之内。因此,它们在宣传上必然以党务为主,从而造成稿件稀少、内容贫乏,再加上在新闻业务上报道迟缓、宣传过火,连国民党中央宣传要员们自己也知道,一般人对国民党新闻媒体上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要打一个折扣”,“在社会上差不多完全不能发生力量”(邵元冲语)。为此,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地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改进宣传方略案》等文件,对改进国民党新闻事业提出了若干指导性意见。据此,自1932年起,国民党开始整顿与扩充党营新闻事业,进入第二轮的党营新闻事业网的建设,以冀强化其新闻事业网的功能及效用。其基本内容,一是改进国民党对党营新闻事业的管制工作,给予党营新闻事业以一定的自主权利,以提高其在新闻竞争中的应变能力;二是扩建党营新闻事业,使党营新闻事业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甚至压倒民营新闻事业,以巩固其在新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国民党中央对其党报系统的改进与整顿,从中央日报社开始。1932年3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中央日报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由程沧波任社长,改变了过去中宣部长兼而不管、报社内部矛盾百出的局面。程沧波主持社务后,提出了“经理部要充分营业化、编辑部要充分学术化、整个事业要制度化、效率化”的改组方针,在体制上采用独立法人的形式,在言论方针上既强调“党派性”又标榜“人民性”,在编辑方针上加强采访力量、充实新闻内容。在事业的扩展方面,中央日报社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兴建四层高的新报业大楼,添置与使用轮转机印报,因而能日出3大张,销数也从8000份增到3万份。1932年9月25日,中央日报社开始发行晚刊《中央夜报》。11月5日,中央日报社出版的《中央时事周报》创刊。1937年6月,《中央日报》庐山版创刊,由程沧波、朱虚白主持,是中央日报社、也是国民党党营报纸创设地方分版之始。
1932年9月,国民党中央又通过决议,各中央直辖党报的社长也都改为专任,并开始对在地方出版的中央直辖党报和省市地方党报进行改组与整顿,使国民党党报走出党部大门。之后,国民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党报企业化”的方针,并制定了“直辖党报经济独立计划”。对于“党报企业化”的方针,杭州民国日报社率先响应。1934年6月,杭州民国日报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其报名也改为《东南日报》,宣称自己是“公共文化机关”,“为民众及政府之耳目喉舌,开始作进一步之文化建设”。
国民党中央对中央通讯社的改进与整顿,始于1932年5月。国民党中央任命中央宣传部总干事萧同兹担任社长,负责改组事宜(图9.2)。萧同兹上任后,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3条办社方针并得到准许。接着,萧同兹将中央通讯社办公地点从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出,对外宣称其是一个“独立经营”的新闻通讯机构,使中央通讯社与报界及社会有了广泛的接触;其工作业务也开始以新闻为本位,发稿不受中央宣传部等党务机构的干预。与此同时,中央通讯社还自建通讯电台,添置与装设了最新式的发报机和收报机,以便迅速收发全国新闻稿。同时,竭力罗致各方面人才,增加工作人员,扩大新闻来源网。中央社还重视与外国通讯社的联系,自1932年7月开始,先后与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苏联塔斯社订立交换新闻条约,收回了外国通讯社的在华发稿权。1933年夏,“中央社”创建英文部,供给英文报纸新闻稿。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央社直接对全国250家报社发稿,每天发出中文电讯稿8000至12000字,基本上垄断了国内的新闻通讯事业。中央通讯社地方分社的建设也在1932年后加快步子,至1936年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1个分社,另有通讯员办事处20多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新闻通讯网。另外,中央通讯社于1933年派戈公振先生到瑞士、苏俄、德国、法国、意大利各国采访新闻,1936年派陈博生驻东京采访,在国外开始建立正式的特派员及其办事机构。
图9.2 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还对广播电台进行改进与整顿工作。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建成后不久,由于发射功率较小,且仅用中波广播,电波只能及于东南少数省份,因而陈果夫等早在1928年冬就提出了扩大发射功率的计划,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订购了功率为75千瓦的全套广播设备,并扩建新台。1932年5月,中央广播电台新台正式建成,发射功率增至75千瓦,成为当时亚洲发射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11月12日起,该台正式以“中央广播电台”的名义(呼号改为XGOA)向国内外广播。在体制上,中央广播电台也从中宣部独立出来,于1932年夏正式成立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36年1月,国民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全国广播事业的管理和控制,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批准,又将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简称“中广处”,除直接负责中央广播电台外,还管辖一部分地方广播电台。至抗战爆发前,“中广处”除直接管辖“中央台”外,还直接管辖福州电台、河北电台、西安电台、南京电台、长沙电台及上海正音电台等6座地方广播电台。其中,1936年2月3日开播的南京短波广播电台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短波电台。1936年2月,国民党中央设置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由陈果夫任主任委员,规定自4月20日起,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均须转播“中央台”晚间一小时的新闻节目。这是中国广播史上新闻联播节目的开端。
国民党对其新闻事业的这一番改进与整顿,完全是在新的形势下扩大其宣传效力的需要。国民党新闻事业虽然在表面上脱离了党部的直接管制,获得了某些自主权,并进而实行“企业化”计划,但并未弱化国民党对其新闻事业的控制。事实上,上述改进措施,只是更加有利于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内部管理与外部形象,有利于国民党新闻宣传的社会效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对其新闻事业的控制。但是,国民党新闻事业的作用,主要是配合国民党各项政策的实施,而这些政策的反动性又注定了国民党新闻宣传的虚假性与反动性。《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所有国民党的新闻媒体,其报道的新闻必然要服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需要,并根据这些需要而扭曲事实乃至编造“事实”,因而理所当然地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被人们称为“谣言公司”。例如,国民党新闻宣传机关在十年内战时期曾每天报道红军死亡人数,但如果将这些数字加起来的话,就会发现整个中国的人口也就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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