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托拉斯计划的出现与流产

二、报业托拉斯计划的出现与流产

自民国成立后一直沿着企业化方向发展的民办商业性报纸，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必然要像西方报业那样走上托拉斯之路。事实上，一报多馆、报业联合或兼并等报业托拉斯现象也确实已经出现。《申报》等有影响的民办商业性大报，经过20年代的经营已奠定了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完全有实力采用国外报业托拉斯的做法，或是兼并其他报纸的产权，或是在别的城市创建子报，或是几家报纸联营，在中国建立报业集团。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党化全国新闻界的统制政策等种种原因，这些报业托拉斯计划均因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与摧残而中途流产。

上海《申报》兼并《新闻报》，是当时新闻界最令人瞩目的事件。《申报》和《新闻报》是上海、也是全国最大的两家报纸。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初，《申报》在事业上进一步发展，由此还激发出具有强烈事业心的馆主史量才（图11．1）在中国建立报业托拉斯的理想。1929年1月初，史量才遇到了实现其理想的机会。一直作为《申报》竞争对手、在实力上也不相上下的《新闻报》的美国籍老板福开森，意欲在《新闻报》的“黄金”时期抛出股票以换取巨额资金，史量才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关系同福开森达成协议并办理了交割手续。

图11．1　史量才

但是，史量才与福开森的秘密交易，首先引起了《新闻报》内部以汪伯奇、汪仲韦兄弟为代表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史量才派人前去接办《新闻报》的当晚，新闻报馆举行全馆职工大会，并决定发起收回股权运动。为了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新闻报》于1月13日打破常规，在第一版广告中刊出《本馆同仁紧要宣言》。1月15日，《新闻报》发表《本报股东临时干事会宣言》，宣布干事长临时行使董事会职权。1月16日，《新闻报》又发表《本报全体同仁第二次宣言》，公开点名指责史量才“隐身幕内，以重价收买新闻报”，“抱有报阀野心”。由于《新闻报》在上海乃至全国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以及对史量才收买《新闻报》传闻的误解，全国几十家报纸站在《新闻报》的立场上报道这场风波，揭露与批评史量才“三个月改组新闻报，六个月统一望平街^[4]”的野心。各商业团体和机构也在10多天内发出130件声援《新闻报》的通电。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刚刚出现兆头的报业集中与垄断的现象也十分关注。国民党当局考虑到报业托拉斯于其新闻统制之实施极为不利，因而也毫不迟疑地支持《新闻报》内部的抵制运动，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付史量才的报业兼并活动。早在《新闻报》发动收回股权运动前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就开会作出决议，并于1月13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警告“不得将福开森股份售与反动分子”。《民国日报》等国民党系统的报刊还刊登了不少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发起宣传攻势。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会局局长陈德征于1月14日在《民国日报》的《星期评论》专栏上发表文章，声称收买《新闻报》的股权是“不合潮流的举动”，必须“给他一个严厉的制裁”。1月1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此风波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中宣部发言人表示，中央对此极为注意，认为反动分子确有计划，希望各方对《新闻报》予以援助。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史量才在中国建立报业托拉斯的计划彻底破产，不得不作出让步，退出了部分股票，承诺对《新闻报》的编务不加干预，仍由汪伯奇、汪仲韦兄弟全权主持。

这一时期，上海还有一位名叫张竹平的报人也同样雄心勃勃地想创建报业托拉斯。张竹平原任职于《申报》，后离开《申报》自立门户，1924年开始经营申时电讯社，1926年与人合股购进上海《时事新报》，并自任总经理兼总主笔，1928年后将申时电讯社扩建为申时通讯社。1931年，张竹平担任英文《大陆报》的经理；1932年10月，张竹平又与人合股创办《大晚报》。《大晚报》创办后不久，张竹平就开始将其主持或参股的上述三报一社合并，成立四社联合办事处，俨然成为一个报业托拉斯组织。对此，国民党当局采用釜底抽薪的手段，由国民党内的大财阀孔祥熙派人向张竹平施加压力，强行收买四社。张竹平拟只出卖《时事新报》，保留其余三社，未允，最后被迫以法币20万元的价格在1935年间出卖了四社全部产业，其托拉斯理想顿时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