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与“政治家办报”的提出

一、“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与“政治家办报”的提出

1957年春季，新闻工作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自由讨论的气氛十分活跃。虽然国际上出现了“批判斯大林”、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风波，国内也出现少数人罢工、罢课等事件，但毛泽东在研究了国内外形势后，认为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在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进行谈话，一再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长期的、基本的方针，只能放，不能收，同时也提出了要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新闻舆论界十分活跃，各种不同的意见在《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上均有所反映。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双百”方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描述了知识分子喜悦与疑虑并存的心情。4月9日，《文汇报》发表《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新华社转发，全国许多报纸纷纷转载。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的错误，明确指出：“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不仅在5月1日全文刊载《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还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要求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时称“大鸣大放”、“鸣放”），以帮助党整风。之后，整风与“鸣放”的内容成为《人民日报》等所有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中心。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在座谈会上，出现了“改变社会制度”、“轮流坐庄”等错误观点。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有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深怀仇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在利用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目的是要共产党下台。根据这一新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暂时不加反驳，不予反击，让这些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充分暴露出来。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各地报刊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对于反共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应立即加以纠正。5月15日，一直在密切关注整风与“鸣放”报道的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这篇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右派问题，认为有一批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猖狂进攻，但现在“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3]。文章还分析了党内修正主义思想反映在新闻工作上的具体表现：“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4]这一后来被总结为“引蛇出洞”的做法，虽然在政治上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但不符合新闻工作规律，因而严重地损害了中共党报的威信。

在整风和“鸣放”期间，新闻界发生了一起被称为“左叶事件”的工作风波。1957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为维持秩序而与现场采访的记者发生口角。5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小品文《部长助理与摄影师》，未点名地批评了左叶。8日，《文汇报》发表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公开点了左叶的名，同时还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接着，《人民日报》等各新闻媒介纷纷发表文章，批评官僚主义作风。5月16日至18日，借整风运动的东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与会者以“鸣放”的态度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新闻理论上或新闻实践中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言辞过激、见解片面甚至观点完全错误的言论。

1957年6月后，中共中央认为反击右派的时机基本成熟。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要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6 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起了反右派运动。《这是为什么？》是就一封恐吓信事件而撰写的。1957年5 月25日，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民革中央座谈会上发言，批评某些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意见。事后，他接到匿名信，威胁他“及早回头”。6月6日，他在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信。《这是为什么？》尖锐地指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

反右派运动兴起后，《人民日报》等党的机关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宣传与组织作用。《人民日报》在6月9日、10日、11日、12日、14日每天发表一篇以反右派为主题的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其中《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短时期内基本政治方向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5]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分析了《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的表现：《光明日报》的立场根本转过来了，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新民报》认真改正错误，表现了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而《文汇报》仍在为自己的资产阶级方向辩护。社论还评述了全国反右派的形势，提出了斗争的政策与策略，把反右派运动推向了高潮。

为了解决新闻界内部的右派问题，6月24日，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北京、上海、山东、辽宁、山西、江苏等地的新闻工作者400多人参加会议，揭发与批判新闻界的右派言行。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言论成为这次座谈会的批判重点，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被认定为“有纲领、有计划篡改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事业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6]。座谈会还追查《文汇报》、《光明日报》同“右派系统”的关系，时任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徐铸成、《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迫在会上作检查交代，但未能证实这个“右派系统”的存在。8月中旬，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结束。“左叶事件”被重新调查，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可能调查出事实真相。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左叶事件”报道失实》和题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的社论，认定这一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在反右派运动中，一大批新闻工作者被划定为右派分子。据统计，自6月至9月底，仅在《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新闻界右派分子就达104人，其中不乏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著名报人。至1958年2月，上海新闻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达129人之多，其中文汇报社就有21人，如徐铸成、浦熙修（时任该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

反右派运动兴起后，为了保证新闻事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主张。1957年6月7日，毛泽东在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时指出：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6月13日，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7]。关于书生办报问题，毛泽东曾在1957年4月10日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等人，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没有积极宣传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思想的新发展。为了贯彻落实“政治家办报”的主张，毛泽东在7月间又要求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8]。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写了《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对全党办报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9]1月15日，毛泽东在和当时的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谈话中再次强调，评论“要组织大家写，少数人写不行”，“各部门，各版可以竞赛”，“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

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后，各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普遍加强了对省委机关报以及其他新闻媒体的领导，许多省的第一书记挂帅，撰写文章，发表讲话，论述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新闻工作的问题，给新闻工作以重要指导，抓党报的宣传方向，抓社论，抓新闻干部的培养，使党报置于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有的党委书记甚至亲自到报社办公，一起制订宣传计划、值夜班。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地广泛建立和加强了通讯组织，党委通讯组普遍建立并成为有影响的一种通讯形式。有些省委还建立了省委写作组，有些省委和报社合作编辑专页或专栏，有的地方还提出“全党给报纸出题目”的建议，组织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干部评报，对报纸工作提批评建议。

《人民日报》等各级党报还注意新闻报道与实际工作的联系，在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人民日报》1960年曾同《河北日报》、《解放日报》、《云南日报》等地方报纸的编辑合作，共同写作一些论述地方重要典型经验的评论，加强了同地方党报的联系，扩大了社论的稿源。《解放军报》掀起全军办报的热潮，高度重视部队来稿来信。

但是，反右派运动后有关新闻工作方针的重新探索与思考，特别是把1956年由《人民日报》发起的第一次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及其成果几乎全部抛弃，带有严重的“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