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缺失与风险的社会放大或弱化

一、媒介素养缺失与风险的社会放大或弱化

新闻报道发挥了风险预警、风险批评与风险沟通的功能，但是，如果媒介从业人员自身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不高，风险报道必然背离传播的本义。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制约，常常导致风险报道出现备受争议的价值悖谬现象，即“新闻价值功能上矛盾的运动法则，或者说是指新闻的价值和功能怎样依据自我相关的矛盾性运动变化并造成价值功能上的自我相悖”⁽⁸⁾。对不确定性风险传播价值的悖谬，常常制造了现实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或将公共风险转化为现实危机。因此，探究传者与受众的媒介素养是思考风险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

1.商业主义诱导、新闻惯例误导下传者的媒介素养缺失

商业化竞争使得媒体的风险报道过于追求新闻的时效性、戏剧性（或冲突性），断章取义、炒作风险议题、误导公众的行为时有发生。风险新闻生产的价值悖谬，既是新闻从业人员片面理解新闻价值或新闻惯例使然，也是编辑与记者媒介素养缺失的体现。Greenberg等学者在《电视广播网对环境风险的报道》一文中，分析了美国ABC、CBS与NBC电视网晚间新闻（1984年1月至1986年2月）中的环境风险报道⁽⁹⁾，对环境风险的报道明显少于对飞机事故的报道。在共计11．5小时的电视新闻节目中，电视网播出了482条关于飞机事故的报道。然而，环境风险导致癌症的灾祸，远远超过飞机坠毁的死亡几率。

如果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风险报道有违事实，其错误的来源也许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记者依赖于不当的消息来源却不充分地质疑它们；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公关措施⁽¹⁰⁾；没有深入考察媒体的产业结构以及记者是如何从事新闻报道的⁽¹¹⁾，以及记者对风险传播的调查研究不熟悉等。也正如Byrne所说：“媒介意识到它们的利益受到了影响，这影响了媒体报道的方式。媒体的运行，就如利益集团的游说者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目标努力，但风险报道有时丧失了其客观性。”⁽¹²⁾1986年，美国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电厂发生辐射外泄后，美国联邦政府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召开说明会向与会者表示：新闻从业人员不了解也无力调查微妙的科学辩论，径自夸大了放射线的危险性，并制造客观的假象，借以找出事情的两极看法来支持特定政治或利益目的，完全不以无偏见的信息填补无知的鸿沟为职责；如此偏颇地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技画上等号而抑制科技结果，不仅是破坏了公共设备、强迫社会依赖较昂贵的非核能源，对往后人类的进展更产生不可弥补的影响⁽¹³⁾。

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也认为，媒体报道风险之所以会发生扭曲在于，媒体倾向于强调戏剧或例外的情况、意见不一致和冲突；媒体只依赖单一的信息来源；媒体的报道还受到截稿时间与是否能接近专业知识的限制⁽¹⁴⁾，这可能导致对少数消息来源的依赖，而这些消息来源有可能不正确或有偏见。Jardine和Hrudey对阿尔伯达省（Alberta）所做的健康风险调查也表明：公众依赖媒体作为健康信息的主要消息来源，并认为这些来源的信息至少有些可信。但研究也发现，媒体常常被批评为过分强调风险、不必要地预警或错误地使大家放心、强调最糟的可能性，以及报道可疑的和没有根据的结论⁽¹⁵⁾。“对危险的报道，媒体更倾向于危险耸听（alarmist）而不是令人放心（reassuring），并且很少用统计数据来表明风险的程度。”⁽¹⁶⁾媒体截取并放大碎片化的信息（诸如“有害物质”、“致癌物质”等），同时配以轰动性的标题，造成社会恐慌以及公众的误解。例如在美能达、芬达致癌事件中，最后检测结果发现软饮料中的苯含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标准》规定的苯限量；对高露洁致癌事件的报道缺乏科学证据；对啤酒甲醛事件则存在同业对手操纵的嫌疑。

今天，媒介组织用人制度的改革为新闻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但是，在过于强调与“新闻线路”相对应的专业知识的同时，却忽视了记者本身应秉持的新闻专业素养。新闻从业人员媒介素养的缺失，又可能导致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风险沟通，扩散、放大风险并成为新的风险来源。

2媒介素养缺失与受众“风险想象”

1994年春天，当有关危地马拉“恐慌潮”（传说美国人来绑架儿童并割掉其主要器官，送到美国作器官移植）的新闻故事和图片出现在报纸、电视屏幕上，全球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了偷盗儿童器官的故事。作为一个虚构故事的传闻，借助全球媒体的报道大量繁殖并被赋予真实性，这给世界带来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风险。以拐骗第三世界儿童并盗窃器官为目的的跨国收养，被编织进偷盗儿童器官的报道之中。器官移植技术与利润丰厚的全球器官市场是风险之所在，贫困国家的贫困儿童成为风险的主要目标。媒体的报道模糊了传闻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界限，也撩拨了受众的“风险构想”，偷盗儿童器官的风险议题通过一个认可和合法化的社会过程或“问题化”而形成。传闻不仅被媒体和民间舆论所复制，而且不停地修饰变化、自我生成或再生（reproduction⁽¹⁷⁾对器官移植技术风险与身体完整性丧失的恐惧，体现了公众整体的“风险想象”或合理的恐惧。

与现代性相关的普遍的恐惧感或焦虑感，借助全球媒体传播，在缺乏媒介素养的公众那里，传闻被“再生”，风险被放大。在冷战结束以后的9年中，美国信息局反对假情报和非情报项目办公室负责人托德·利文萨（Todd Leventhal）一直关注一个偷盗拉丁美洲、韩国或其他国家儿童或婴儿器官的传闻。他反击偷盗儿童器官传闻的策略就是利用全球媒体将偷盗儿童器官重新展现为一个虚假的传闻。

那么，作为受众或公众，又该如何去评价一系列的风险与传闻的不确定性？超过现有证据的传闻，抓住了公众想象力的丰富与媒介批判力的缺失，刺激了受众的焦虑与恐惧。

以消费品安全报道为例，特富龙事件、苏丹红事件、高露洁等牙膏致癌事件、立顿红茶事件、SKⅡ化妆品事件等一系列有关食品、日化用品的消费安全问题频频显现。这些风险议题一经报道，公众的反应非常强烈。比如，2005年，关于“高露洁牙膏致癌”的风险报道，源于美国研究者彼得·威克斯兰4月2日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发表的论文《三氯生在游离氯调节下氧化反应生成三氯甲烷和含氯有机物》。4月6日，两篇新闻报道相继提到以上科研发现，将一个单纯的化学研究引入了令人瞩目的公共安全领域。4月15日，英国《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记者马可·普里格发表的文章《牙膏癌症警告》开头即断言：“今天，大量在超市中销售的牙膏成了一场癌症警报的中心。”尽管“化学论文”已演变为“健康新闻”，但报道在英国还是没有引起多大反响。4月17日，我国大陆的《法制晚报》转载了《旗帜晚报》的文章，将标题改为《英报称高露洁等牙膏含间接致癌物》，后被多家媒体转载或追踪报道。在公众的风险行动中，风险演变为现实的“公共卫生危机”，超市的牙膏纷纷下架，公众对高露洁牙膏变得极度不信任。最后，在公司与相关机构澄清事实之后，危机逐渐平息。

当风险演变为现实的危机以后，人们在批评企业、政府的同时，也对媒体的报道与公众的反应提出质疑与批评。就公众而言，风险批评主要集中在科学理性、法制素养与媒介素养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