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媒介素养问卷调查

三、结论与建议

大众传媒像一把双刃剑，在发挥推动社会发展正面功能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拉扎斯菲尔德曾指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若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⁵⁾。

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关系到其成长和社会认知，需要良好的引导和培养。而农民工子女作为特殊群体，其媒介素养水平一直处于社会关注的“盲区”，他们接受到的引导更少，受媒介不利信息影响而误入歧途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加强该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更为紧迫。

1．结论

（1）总体上，农民工子女的媒体接触有一定广度，媒介接触较频繁，对传统媒体的接触仍处绝对主导地位。比较而言，留守儿童倾向于接触传统媒体，流动儿童对新兴媒体接触更多。但是，两个群体的网络媒介素养都缺乏有效引导。很多留守儿童接触网络相对困难，对网络媒体的认知存在局限。流动儿童接触网络相对容易，但由于缺乏引导和约束，有效利用网络媒体获取信息的意识差。因此，采用不同思路培养农民工子女的媒介接触习惯和信息辨别意识，帮助农民工子女在接触新媒体的初始阶段形成正确的媒介素养就显得至关重要。

（2）农民工子女的媒体接触情况影响其对媒介的认知与理解。在对媒体的选择性接触和评判意识方面，流动儿童对媒体的选择范围比留守儿童大得多，自主选择和判断的意识也更为明显。留守儿童由于学习压力大，媒体接触不够全面和充分，造成媒介接触和信息获取渠道单一；而流动儿童身处城市，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多，易对媒体形成自己的评价，对媒体的要求更高。

（3）老师和家长对农民工子女的媒介接触行为也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留守儿童，特别是父母一方在家的儿童，媒体接触上往往会受到较多管束，并被学校或家庭灌输“学习第一”、“读好书才能跳出农门”的思想，因此非常看重媒体的学习功能；流动儿童处于对媒介接触的态度更为宽容的城市环境，很多家长又忙于生计，这在客观上使他们拥有很多自主接触媒介的空间。

（4）在网络媒体的接触上，流动儿童接触网络的机会更多，他们对网络的认知和理解更具批判性。而留守儿童对网络的接触有限，很难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网络。农民工子女大多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媒介所传达的表层信息，但在正确把握媒介信息承载的深层含义及其影响上，依然有所欠缺。例如，部分访谈对象对媒体中的暴力血腥镜头持欣赏的态度，认为媒体中应该出现这样的内容。

（5）两个群体都有参与和使用媒介的愿望。在参与和使用传统媒体方面，农民工子女自信心的不足、对参与渠道的不了解、时间有限等因素成了严重阻滞；使用新媒体方面，流动儿童能力更强，硬件方面的普及率及家长和老师观念的开放程度都是差距产生的原因。

2．建议

（1）家庭和学校在培养农民工子女的媒介素养能力上要转变观念，变消极阻止为积极引导。如在中小学校普及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教会农民工子女正确认识并运用媒体的功能，提高媒体信息的辨别意识。此外，还要帮助农民工子女通过日常媒介接触来培养媒介素养。目前，农民工子女的媒介素养尚处于自发状态，对其进行完全的媒介素养理论灌输无法获得明显效果，所以只有在日常接触媒体中不断加以引导。这就需要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合力，为该群体接触媒介提供便利，如订阅报刊、建立流动儿童图书馆等。

（2）由于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对农民工子女影响显著，该群体对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介更加信任，所以传统媒体需要更重视媒介产品质量，充分考虑到受众群的不同特征。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打好他们接触、认知、理解、参与和使用媒介的良好基础，为培养其良好的媒介素养创造有利环境，最终使得这个特殊群体未来可能或者说必须要发生的媒介素养的提高更有效率，比如加强青少年电视节目的管制和加紧完善电影分级制度。

（3）只有当一种媒介形式在其参与和使用者的生活中具有一定覆盖性和渗透性时，讨论媒介素养的问题才具有切实的意义。所以，虽然媒介素养属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软性素质，但其社会经济状况上的相应改善仍将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就本研究而言，应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农民工聚居区的媒体覆盖率，包括增加接触媒体渠道的数量、提高接触媒介的质量，甚至为农民工群体开设专门媒介。这是提高农民工子女媒介素养的必要措施，也是通过提高农民工自身媒介素养来达到目的的间接措施。毕竟，农民工子女的媒介素养实际上反映的是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只不过两者所处环境和地位不同而反映程度不同。因此，只有将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必然性，提高群体的媒介素养才有坚实基础和巨大空间。至于“很大程度”是何程度，仍是值得传媒学界、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继续关心和考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