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调查结果

三、媒介素养调查结果

1．小学生、教师、家长媒介素养总体状况

为了简化研究，家长与教师的数据在本研究统计时未考虑变量因素，仅对学生根据表1加入区域（远郊城区、近郊城区、中心城区）、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性别（男生、女生）3组变量。本研究将媒介素养的各个考核的正确率分值设定为60分为及格，70分为中等，80分为良好，90分以上为优秀。

表4　媒介素养考核总体状况

注：表示P﹤．05，表示P﹤．01，表示P﹤．001。

①教师问卷没有涉及网络与广告素养的调查。

下面对表4的数据进行解读与分析。在本研究中，将媒介素养总体上分为新闻素养、网络素养、广告素养三个部分。表中数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大量信息，经过处理我们得出以下最为主要的结论。

（1）新闻素养普遍偏低。有关新闻与社会真实建构、新闻消息来源可信度、新闻把关与把关人这三个知识点全部不及格，说明小学生对新闻概念、新闻本质、新闻客观与真实等理念存在混乱，弄不清楚新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新闻、纪实、电视剧、综艺等各种节目形态，绝大多数小学生分不清楚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正确率仅为35．4%。在新闻素养中议程设置效果得分最高，说明小学生会受到新闻的报道顺序与频率影响来判断周围环境，并互相强化。新闻素养中的真实与建构、真实与虚构将成为媒介素养课程开发的难点与重点。

（2）网络技巧成为网络素养中的最弱项。这说明在我国现行媒介教育中过多地强调网络的负面性，小学生对网络安全意识较高，对外界的信息有一定的排斥与警惕的同时，并不熟练通晓如何有效地使用网络的学习与研究功能，特别是在网络的技术开发的技能上非常欠缺。因此，在媒介素养课程的设计上需要加入一些网络技术知识，让小学生学会在网上发布信息，参与网上的开发活动，与国外小朋友交流从而建立联系。

（3）小学生尚未形成理性消费意识。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或靠近商业中心的小学生对商业推销策略了解程度加强，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趋向理性消费，反倒越是有更多机会接触商业中心的小学生，越容易受到广告的诱导，高年级的小学生比低年级的小学生更注重广告传递的信息而影响消费行为，性别方面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受到广告的影响购买商品。在广告素养课程开发上，需要对不同区域、年龄、性别的学生有所侧重，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与沟通。

（4）网络礼仪与安全呈负相关特点。这说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由家长或教师制定的网络使用规范受到挑战。特别是高年级的小学生开始进入青春期，个性发展与叛逆心理促使他们在网络使用上违背来自权威方的制约，寻找刺激与新鲜，将以往所教导的礼仪与安全意识淡化。因此，针对高年级的小学生网络素养的教育需要有所调整，以更加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们的上网活动。

2．媒介在小学生成长中的地位

在基本信息部分，对小学生家里的媒介拥有与接触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上海小学生家庭电视普及率为99%，其次为报纸72．9%（订报率），家里安装互联网的有57．2%，经常与父母一起看电影的小学生为25．7%。中心城区与远郊城区在电视（．042）与电影（．075）接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互联网（0．376）与报纸（．290）存在显著差异。为了进一步考察当前中国大城市小学生心目中媒介的地位，特设计两道情境题，调查结果如下。

表5　小学生最希望接触的媒介调查

表5的第一道情境题反映出，我国大城市中近一半的小学生（46．8%）将手机视为上学期间的必带品，手机成为书包里最为重要的媒介物品，其次为动漫书（17．4%）和游戏机（13．1%）。可见，小学生的书包里除了书本、文具等学习用品之外，手机、动漫书、游戏机已经荣升为书包族中的重要成员，强有力地证实新媒介、新娱乐与城市儿童的“使用与满足”的功能需求呈现出天然的亲和力，甚至成为“90后”儿童“最容易想到”的书包里的新玩具。情境二主要测试小学生的闲暇生活与媒介的关系。数据显示，与小朋友们玩耍（28．1%）是小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之后最渴望的生活方式，其次是上网（25．5%）与玩电子游戏（17．2%）。可以看出，小学生最为喜欢的是“互动性”较强的闲暇生活，而具有互动功能的新媒介正在成为儿童闲暇生活的重要选择。两个情境题共同构成小学生上学与放学之后的生活状态，同时表明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的小学生与新媒介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

然而，在含有色情、暴力、恐怖的媒介内容在小学生成长中的负面影响与处理的调查中，小学生表现得非常被动与无助。当问到“如果遇到你认为的少儿不宜的文字、画面，你会怎么办？”92．5%的人选择不看，87．8%的小学生表示这些不良的情节或画面的影响对自己非常不好，10%的人表示“没影响”。50．8%的人希望得到家长的指导，16．5%的人希望得到老师的指导，其次是好朋友的指导为8．6%，24%的人表示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导。因此，媒介正在成为小学生生活与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对小学生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76%的小学生强烈希望获得来自家庭、学校或同伴的指导，这就为媒介素养课程的开发与设置提供了主体性基础。

3．媒介素养课程的支持度与困难

针对媒介中所传播的色情、暴力与恐怖类的内容，本研究对教师与家长也分别进行了调查。数据表明，77%的教师和64．7%的家长认为目前我国上述不良的媒介内容较多，85%的教师和73．4%的家长表示了担忧情绪，56．8%的教师与29．2%的家长对此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家长在对待媒介负面影响时比教师们显得更为自信，那么家长主要采取哪些方法呢？调查的情况是：5．2%的家长与孩子一起看，23．7%的家长找个事由支开孩子，58．4%的家长会换频道，3．5%的人关电视机，5．8%的人遮住孩子的眼睛，1．2%的人选择引导与沟通。显然，家长最常用的方法是“换频道”，其次是“找个事由支开孩子”，而引导与沟通方法遭受家长们的冷遇。父母们最常采用的方法可以称作为“屏蔽法”，即尽量减少接触“病菌”，事实上这种温室效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外，当问及“一些色情、暴力、恐怖的内容最应由哪方负责管理”时，家长与教师的回答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前三位分别是政府监管、家庭引导与媒体自律（见表6）。学校教育成为教师与家长指导与帮助孩子免受负面影响的盲区，并没有受到重视。即便如此，当征求设置媒介素养课程的意见时，得到绝大多数教师（80．6%）与家长（88．4%）的支持。最后，对实施媒介素养课程的困难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是38．8%的教师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教育政策的制定，20．9%的人认为是教材编写，22．3%的人认为是教育方法与途径，13．7%的人认为是师资培训。由此可见，在众多教师看来，媒介素养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国家的宏观政策指导非常重要，这将进一步需要学术界的智力支持。

表6　媒介不良内容的管理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