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生活与报纸

二、民众生活与报纸

1.进入社会生活的报纸

与北京、上海等报业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从报纸种类的多少还是获得消息的早晚，以及对报纸的认知和使用等方面，内陆地区的读者都处于落后状态。这种状况随着经济发展及邮政、交通状况的改善有所变化，整体而言，报纸正逐步进入更多人的生活，尽管进程缓慢。

以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卫挺生为例，他早年接触报纸的经历，反映出报纸对一部分内陆年轻人的影响。卫挺生的家乡在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桐柏山中，13岁前，他在一家私塾学习的不外乎经史子集的范围，直到1904年看了《清议报》与《时务报》，才知道除了经史子集以外，还有所谓“新学”与“西学”的学问。这极大地激发起他对新知识的渴求，强烈请求父母放他出门读书寻求新知识。当获进入新学堂后，他才发现本地当时所谓新学堂的先生们大多还是经史子集出产的老师，所谓的“新知识”极少，最终不得不放弃这段求学，⁽⁸⁰⁾但报纸早期传播的新知识和新思想，却极大地激起他对外部世界的渴慕。其后，卫挺生走出家乡继续求学，先后留学日本、美国，最终服务政界。在那个时代，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像卫挺生一样走出家乡，寻找梦想以及强国之路，他们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重要来源。报纸给生活在内陆地区读书中的年轻人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沿海地区的读者在接触和使用报纸的外在条件方面优于内陆读者，但并非一日告成，也经历了渐进的过程。著名记者曹聚仁曾谈到20世纪30年代前，《申报》在其家乡浙江金华流通和使用的情形。当时上海和金华间的交通还不方便，《申报》从上海到金华曹聚仁的父亲所办的育才学园，至少要经过半个月的转折递送才能到达。报纸到后，大家轮着看来看去，又要看上半个月，其后转到别处一位远方亲戚手中，而这位亲戚则用看《通鉴》的眼光看了一个月，才把那份《申报》送回来，同时自己就凭着这份隔年皇历到别处去发一番议论！在这里，新闻信息时效性的标准因着人们生活的节奏、对信息的需求标准而发生着变化，对那个时空概念下的读者而言，报纸似乎是一种时髦而非实用的东西，能提供消息成为读者的首要需求，至于是否及时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随着火车和公路车的开通，杭衢间来往的时间大大缩短，过去需用五天工夫的路程在一天之中就可以完成，所谓交通线缩短了，文化进来了，文明也进来了。

交通便利后，随着生活步伐的加快，人们对信息要求和使用程度也逐渐提高。浙江金华的一个小镇上的老板甚至也可以根据只隔一天的《东南日报》对国内外时事做综合分析了，所谈内容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问题，从罗斯福的新政、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谈到法国的人民阵线……而这位老板以前也只是读过小学堂。⁽⁸¹⁾读者使用报纸状况的显著改变，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1931年后，随着时局日趋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时事，订阅报纸的读者一度呈现增长。尽管当时的读者对报纸的认知和使用水平总体较低，但对不少人而言，他们的确看到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并把报纸视为寻求社会舆论支持的重要途径。1931年逃难到上海的湖北难民，因不堪上海南市收容所的恶劣待遇，就派出代表向上海某报请愿。当一位记者告诉他们可到外滩赈灾会请愿时，该代表却以“报纸为人民喉舌，故不得不先请将难民等所受之非人的待遇，昭告天下，以促有心人垂怜”为回答，正是因为这番话使这则新闻得以发表。时人认为，如果难民代表没有“报纸为人民喉舌”的几句申请，可能报纸就登不出这个新闻来，而如果难民不是去某报请愿，而是遇到一般记者，那么这则新闻登载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为这些死亡线上的难民，是万万招待不起的”⁽⁸²⁾。这个例子从侧面反映出，部分民众对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已有相当的认知。

2.读者的广告使用状况：以上海为例

上海是近代意识较强、社会团体发达的城市，这里的读者对报纸的使用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方，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申报》上的广告就可略见一斑。

当时上海主要报刊上的广告，除了各类生活、商业类广告外，还包括其他各类启事、布告、公告等，这些广告涉及地方政府组织或机构、民间团体、学校、公司、个人等各个方面。在这里，学生可以看到各学校的招生信息，律师通过广告可发布执行职务的通告（如受任某人之常年法律顾问、也可代表当事人作有关个人之声明等）；同乡团体可以向同乡或代客户发出启事、个人可以发表启事、公司可以发表迁移、召开股东会；普通民众可以发布或获悉生活方面的相关消息，如个人可以发表相关订婚、结婚、离婚、卜丧、修谱启事，甚至是脱离家庭关系如父子关系或母子关系等。总之，这些广告涉及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报纸的广告栏成为当时上海市民交流获取社会生活信息的重要交流平台。

《申报》的广告栏既可以发表商家的付息招股、清盘推盘等商业信息，也可以为团体或个人提供发言的公共平台。而这个平台开始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类，因此在同一个栏目中，一边是某商行以行号名义悬拿缉赏卷款逃匿伙计的广告，一边是某某会计师受任某某雇主委托清查某庄号账目财产并禁止变卖移动的通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斑驳陆离。与商家推销产品的广告不同，发布这些广告的人们已把报刊广告视为消息传播的最佳途径，当然其内容主要涉及私人领域，很少与政治有关。

以1928年9月25日的《申报》为例，除了商业消费性广告外，该报的广告包括中国公学、大亚大学及附中等招生类广告；上海公共租界特别警卫华人团预备招募广告、上海江南商业储蓄银公司紧要启事、中华高级商业学校敬谢南京特别市刘市长的感谢启事；公司的推盘受盘声明、宁波同乡会启事、离婚声明、某律师代某客户启事、某人常年法律顾问启事；上海邮务管理局通告、共舞台影戏院特别启事、黄金荣启事、某人重要声明、镇海湖塘乐氏修谱启、曹氏续修宗谱等。

1936年5月30日的《申报》广告栏目则包括：银行付息、银行召开股东会、订婚、工部局布告、江苏上海地方法院公告、布告、声明、赛马消息、义赈组织收款报告、拍卖、迁移通告、招标、土地局布告、财政局通告、协议离婚、正太铁路局客票减价通告等。

这些机构、团体、学校组织或个人，大都是该报的阅读者和使用者，也就是说广告栏已经成为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