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民间报明星

二、抗战中的民间报明星

1.孤岛明灯《文汇报》

上海报业在曲折中发展。日军进入上海后，要求华商经营的报刊必须进行登记才能发行，不愿接受检查的爱国报纸先后宣布自动停刊，1938年，各报在美商、英商的名义下复刊或出版。⁽²¹⁾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以英商旗号创刊，发行人兼总主笔为英国人克明（H.M.Cum ine），实际担任报纸的“保镖”责任，克明发刊词《为本报创刊告读者》中称：“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决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压力，余必设法排除之。”⁽²²⁾身处孤岛的上海读者，热烈欢迎具有洋商背景、抗拒日方压力的爱国报纸，到1938年冬，上海租界的报纸达到17家。⁽²³⁾

当时《文汇报》的总编辑为胡惠生，只为名义，实际主持言论者为徐铸成。在《大公报》入股《文汇报》、两报就合作谈妥后，徐铸成于同年2月正式走马上任，负责编辑部。徐铸成抱定的宗旨为：洋商报是由中国人所办，以宣传抗战、宣传爱国主义为言论方针，尽管口气上还用“华军”、“日军”字样，但坚决反对侵略，声讨汉奸毫不留情。

《文汇报》在徐铸成接手一个月后，销量直线上升，突破1万份大关，且涨势有增无减。广告也随之剧增，甚至经常发生排队、争取早日刊出的现象。4月后，《文汇报》发行数量又迅速增至6万份，超出一向冠于上海各报之《新闻报》。《文汇报》以其鲜明的爱国立场，迅速获得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成为新闻界中的战时明星。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文汇报》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该报向读者传递真实客观的信息，鲜明的反爱国立场都是其获得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2.战地奇葩《大公报》

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金质奖章颁发给中国《大公报》，使一个中国报纸“能够得到与《伦敦泰晤士报》、《纽约泰晤士报》等一样的地位”。这次授奖给抗战中的国人带来很大鼓励，当时新闻界曾为此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

《大公报》在西南地区分为重庆版和桂林版发行，两地的管理层都经过精心挑选。《大公报》复刊后只有一位总主编即张季鸾，直到1941年张氏去世。1942年2月，《大公报》董监事会决定任命王芸生为重庆版总编辑、曹谷冰为经理，任命徐铸成为桂林版总编辑、金诚夫为经理、王文彬为副经理。

桂林和重庆的政治气氛不同，因此两地的《大公报》各有特色，而桂林版的言论更自由些。抗战时期的桂林成为有名的文化城，空气比较宽松，各方人物荟萃，文化、艺术繁荣。徐铸成协商征得胡政之、金诚夫同意后，在言论方针方面力主自由民主，政治上与重庆保持距离，一般不转载重庆版社评，保持独立思考。当时《大公报》的社评除自写外，徐铸成还请好友千家驹、张锡昌等执笔。此外，重庆版的同事子冈还常将重庆版登不出的内幕新闻寄到桂林，因此桂林版的《大公报》几乎每周必刊出一篇子冈通讯。子冈通讯与徐铸成的社评成为《大公报》桂林版的两大特色，加上外勤记者思想活跃，写出的新闻稿和特写，能抓着痒处，文句清新，受到读者的欢迎。

《大公报》桂林版的发行量等于桂林各报的总和，日销曾达6万余份，不仅在广西、湖南、广东到处畅销，即使在与重庆等距离的云南、贵州各地，也几乎成为《大公报》桂林版的市场，由此可见当时它受欢迎的程度。1942年蒋经国就曾主动选择在桂林版《大公报》发表悼念两位友人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不选择在《正气日报》刊出，而希望在桂林《大公报》发表，可以反映出桂林《大公报》的影响之大。⁽²⁴⁾

《大公报》的权威和影响力是得到公认的，它明确以文人论政为目标，论政而不参政是其一贯风格。它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树立起中国新闻界自我认知和严格要求的典范。该报主持人老成持重，阅历丰富，在报界具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不为取媚读者或增加发行量而放弃自身的原则或模糊应有之界限，这些正是中国新闻界所缺乏的品格。

3.贴近小市民的《新民报》

1938年1月，《新民报》重庆版出刊。西迁后的《新民报》最初设想只以社会新闻为主，这个时期重庆各报的共同缺点是“社论千篇一律，新闻因中央社统一发布，都‘大同小异’”。社论是不可出偏差的，因为政府当局把社论看做是报纸的根本立场和政治态度，一出纰漏，报馆就有可能被封门，而副刊只是“报屁股”，检查本来不严，即便有什么问题，顶多停掉一个副刊，还可以换个名字重来。《新民报》的社会新闻在当时一枝独秀。⁽²⁵⁾

重庆《新民报》的社会新闻，涉及面很广，比如市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物价上涨、新鲜水果上市、平民踊跃为抗战献金和阔佬驱车溜过献金台、徐悲鸿赠画为难童捐寒衣、迷信作怪害死妇婴、警察欺凌黄包车夫、老虎出没南泉、恶鼠咬人、悬赏灭蝇等，均在报道之列。只要与市民生活有关，又能引起市民阅读兴趣的事项，《新民报》的记者都会去采访报道。《新民报》在重庆出版后不久，刘湘死在汉口，该报业结束了对四川军阀的经济依靠，转而向四川民族资产阶级靠拢，而《新民报》也成为他们乐意投资的对象。有研究者认为，与四川财团的关系使《新民报》独立于国民党政治权力中心的倾向得以加强，对于《新民报》坚持民间立场是一个有效的保障和推动。⁽²⁶⁾

1941年，重庆《新民报》创办晚刊，《发刊词》称“报纸之消极作用，在报道新闻，积极作用，在指导社会。但无论报道和指导，要贵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俱能与读者发生密切联系。晚报纸发行，正所以在空间和时间方面补充上项之缺憾者也”⁽²⁷⁾。

晚刊本市新闻（社会新闻）版辟有“山城夜曲”专栏，由张友鸾执笔，主要揭露和讽刺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对底层市民的生活状态寄以同情，是《新民报》晚刊深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之一。此外，晚刊的社会新闻版还有一个深受欢迎的栏目“市民意见”，后改为“读者之声”，是供市民发表意见的园地。这个栏目刊登过的读者来信内容包括冬季煤荒急需解决、市长宣布冬季救济金“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市民医院必须真正成为市民医院、平价机构徇私坑民、僻巷内卫生无人问、机关工人为什么不能买平价布等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²⁸⁾

《新民报》晚刊刚发行时，日销15000份，不久就增加到4万多份，为日报的四倍，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数额。广告在《新民报》的版面上占据重要地位，广告收入经常占总收入的40％，因此广告经常与新闻、副刊平分秋色。1944年成都《新民报》晚刊创刊，迅速成为成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社会新闻一直是《新民报》成都版注重的内容，特别在报道民间疾苦方面，《新民报》几乎不遗余力。⁽²⁹⁾但《新民报》有时为收取高额广告费，甚至把广告编成新闻的形式刊在新闻中间，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对报纸而言，关心民间疾苦与对读者负责都不应偏颇，而后者更是报纸服务社会时应有的基本态度，否则必然导致言行矛盾，形成两副面孔，最终影响到报纸在读者心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