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的短暂复兴

一、报业的短暂复兴

1.报纸数量的迅速增长

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6年的一年多时间，为中国报业经历八年分裂破坏及危难困窘之后，从头整理、复原重建、力谋发展的阶段。在这个复原整理阶段，全国报纸的总家数，还没有超过抗战发生前的总数，甚至比1927年北伐初告成功之时超过得也很有限。⁽⁶⁸⁾

抗战爆发后，随着大都市报纸和报人的内迁，我国内地报业发展较快，这种发展的推动力不是来自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繁荣不能持久。抗战结束后，随着大都市报纸和报人再度迁回各地，内地报业的发展一度落入萧条之中。如战时陪都重庆，胜利后一度有报纸30余家，至1947年仅存16家19版，而内地各报普遍处于困境。经过八年抗战，国内报纸在“质”的方面，水准大见提高，但量的方面却显然减少，尤其分布情况也与战前大不相同。大致而言，自由区报纸数大为增加，收复区则因日伪扼杀而大见减少。⁽⁶⁹⁾

自抗战胜利到1949年全国解放，我国报业的发展随政局变化而几经起伏。战后初期，新闻业界人士纷纷由西南迁回沿海，各种报刊纷纷复业，新刊物大量创办，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报业增长最为迅速。经过短暂恢复和急速增长，据内政部1946年的调查统计，全国报纸已登记有984家，销数约200万份，各地区的具体发行数大致为：京沪区（南京、上海）约60万份，其中《新闻报》20万份、《申报》10万份、南京《中央日报》7万份、上海《大公报》5万份，上海《中央日报》、《正言报》、《文汇报》均为3万份左右；平津区约为30万份，天津《民国日报》7万份、《大公报》5万份，北平《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均3万份；其他如武汉区约10万份、东北区约10万份、渝蓉区约15万份、广州香港区约16万份、西安区约5万份；上述七区约销140余万份，其余50万份则分配各地。这些销数的统计数字是以经国民党中宣部核准发行、在内政部登记有案的报纸为准，事实上各地仍有未办登记手续先行发刊者，无法一一考察，但各主要省份及大都市的统计则相当可靠。各大都市的报纸以上海最多，有70家，其次为重庆44家，再次为北平、广州各42家，南京40家。⁽⁷⁰⁾

1946—1947年，我国报业出现较大的发展，基本趋势是向大都市集中，京、沪、津、穗等地的新兴与复原的报纸如雨后春笋，动辄数十家。据1947年8月底的统计，全国已登记的报纸总数增加到1781家之多。上海有96家报纸，南京87家、天津68家、北平59家、广州42家。在各省之中，广东省有报纸137家、湖南省126家、湖北省119家、福建114家、江苏102家。就比例而言，在不到一年中，全国报社比前一年增加率达81％，可谓惊人。1947年被称为报业复兴发展的飞跃时期。⁽⁷¹⁾

2.《新民报》的盛况与基本立场

抗战胜利后的很短时间内，《新民报》发展成为拥有上海、北平、南京、重庆、成都五个分社，八个日晚刊的新闻企业，形成战后最大规模的民间报系，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该报作为抗日爱国的民主报纸，面向社会、面向城市中下层人民群众，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在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和中小工商业者中有较多读者。⁽⁷²⁾

1945年10月10日，《新民报》南京版日刊复刊，复刊词中明确阐述了该报的立场：“本报是一个民间的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出大多数人群的意见和要求，决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⁷³⁾

1946年4月4日，《新民报》北平版日刊创刊，主持人为张恨水，因张在北平具有一定名望，加上这张《新民报》来自抗战首都重庆，有别于北平发行的汉奸《新民报》，以至报纸未出，求为基本订户者已经争先恐后，曾将营业室柜台挤倒。报纸创刊之日，发行即达12000多份；半年之后，达5万份，居北平小型报发行的首位。北平版《新民报》阐述办报理念：“八年抗战之后，无论前后方人民都疲劳极了，所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谁不让我们安居乐业，谁不让我们休养生息，无论你什么政策，什么党纲，我们实在都不感兴趣……我们感觉到老百姓对哪一天哪一处能买到平价面是感兴趣的事情，我们应当报道之；反之，老百姓对各派分配政府部长并不关心，我们也不引为是重大新闻而去加倍渲染。还有八年来的新闻是一贯的紧张，我们愿意在纸面上轻松一点，免得读者对报纸寂然寡欢。”北平版的社会新闻秉承了《新民报》的传统，内容以为底层民众呼吁、揭露社会黑暗为多。⁽⁷⁴⁾

同年5月1日，上海版《新民报》创刊，其发刊词的政治态度比南京版更鲜明地左倾，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我们相信一张报纸必须配合时代的要求，始有其存在的意义”。⁽⁷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