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的灰色记忆

二、新闻界的灰色记忆

1.浮夸、造反、大批判

新闻界的浮夸之风以“农业高产卫星”而达到登峰造极，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黑暗一页。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农业“高产卫星”开始频繁腾空，各地农业高产的信息竞相登台。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6月12日，又报道该社亩产3530斤。随后，各地陆续放出小麦亩产“卫星”，而后水稻“卫星”也先后升空。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麻城县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在此过程中，《人民日报》在8月27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这样的舆论导向，对推进这场新闻谎言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截至9月25日，小麦亩产的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某公社的130435斤。⁽⁸⁰⁾这些虚夸到可笑的数字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全国报纸上，甚至配有图片说明，新闻失实已达到何种地步可想而知。

“文化大革命”早期，帮派组织的小报曾泛滥一时，成为报刊宣传的又一个特殊现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思潮鼓动下，社会上及各个单位形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各种帮派组织纷纷成立。与此相适应，五花八门的帮派组织的小报也涌现出来。最初由学校、机关、工厂内部发行，后逐渐向社会发行。这些报纸的印数，每期从几千份、上万份到几十万份不等，尤以不定期刊居多。在某派掌权或某派占优势的单位，这种小报出版比较正规，而多数小报则随出随停、随停随办。在北京出版的小报先后有800多种，全国则有几千种之多。这些小报主要靠发送，也有不少在街头零售。小报的内容和当时的大报一样，主要鼓吹“造反”，鼓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新闻较少，主要靠披露内部揭发材料、刊登“首长”讲话、攻击对立面的帮派组织来吸引读者。当时刊登的内容多有歪曲、夸大之处，充满政治鼓噪和攻击谩骂之词。1969年中共“九大”后，随着各派组织的大联合和基层领导班子的建立，这类小报才逐渐减少。⁽⁸¹⁾

“九大”后，“文化大革命”被进一步肯定，新闻事业继续推行极“左”的路线。这个时期的报刊反复传播和宣传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即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九大”后报刊宣传中的大批判，就以此理论为指导思想。这种所谓大批判，风行于哲学、历史、教育、新闻、文艺理论等各个方面，其特征是打棍子、扣帽子，推崇形而上学、片面性和形式主义。这种大批判的文章几乎每天都占据各种报刊的相当版面，都是根据中央“两报一刊”文章的口径编写出来的，空话、套话连篇。文章的作者有各报刊编辑人员，以及各级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成员。⁽⁸²⁾

2.树立典型与影射文章

为了推动斗、批、改的深入发展，报刊上陆续介绍了一些典型经验，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光华木材厂等学校、工厂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这些宣传，有的是夸大渲染，有的干脆是虚构编造，也有的是以偏概全，片面性很大。但在“为路线斗争服务”的口号下，这些东西充满了报刊版面。⁽⁸³⁾

“九大”前后，报刊上还突出宣传了一批有路线斗争觉悟的党员、干部、战士典型。这些典型中，有的是以假充真，甚至是陷害他人而树立起来的假典型。也有很多典型的确是好工人、好战士，但他们的“牺牲”和“献身”则是出于意外事故，某些领导却对此大张旗鼓宣传、表彰典型来搪塞和逃避对事故责任的追查。此外，在极“左”路线的控制下，对他们的宣传也有很多歪曲，主要是过分渲染他们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以鼓吹个人崇拜。再就是往往突出典型人物的“路线斗争觉悟”，而这部分内容往往是渲染、夸大，甚至完全捏造的。⁽⁸⁴⁾

1974年后，“批林、批孔”中的影射文章在报刊上泛滥，其实际矛头直指周恩来。这时期的报刊，充斥着他们组织的各种评“儒”论“法”的大块文章，起带头作用的是“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组炮制的文章。这个写作组主要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和江青在文化部的写作班子等组成。他们以“梁效”等各式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此外，还有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写作组，也以形形色色的笔名，按照“梁效”等文章的调子撰写文章，在各种报章上发表，形成“小报抄大报，全国看梁效”的局面。这些文章常常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显著位置发表，并由各大主要报刊互相转载或同时发表。影射文章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炮制的一种特殊的报刊文体，成为他们在政治阴谋活动中整人的一种武器。⁽⁸⁵⁾

“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界基本失去了新闻事业的基本职业准则和道德理念，假话、空话连篇，将最高领导人物极度偶像化，刻意塑造铺陈的典型经验、典型人物，有组织、有策划的鼓动攻击性文章，含沙射影、牵强附会的大量影射文章，高度概括性的、绝对、单一、夸张的专用话语，充满阶级斗争和政治审判功能的革命语句，充斥着这个时期的报纸版面。报纸成为最大的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散布地，而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止于那个时代，当今新闻界的一些问题仍能在那里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