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与媒体公信力危机

二、“非典”与媒体公信力危机

“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这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在2003年极大地影响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考验了人们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我国媒体公信力的危机在此事件中得以凸显。

“非典”的发展大概经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非典”病例集中在港粤地区，内地最早的病例出现于广东中山、河源等地，影响于局部；第二阶段是在2003年3月后，疫情迅速扩展，影响全国，北京成为当时的重灾区，被世界卫生组织（W HO）定为疫区，并予以旅游禁令，直至2004年6月24日，北京才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禁令。

“非典”从疫情发生到完全控制，再到世界卫生组织最终解除旅游禁令，前后历经一年半的时间。在“非典”产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新闻媒体均有所报道，但报道的真实性、及时性、全面性却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呈现出显著变化。无可否认，我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在对“非典”的报道过程中经历了全社会的信任危机，而媒体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也在这种特殊处境中得以集中显露。

2002年底，“非典”案例已在中山、河源等地发生。2003年1月5日，《新快报》率先做了报道，然而对这次“唐突”的报道，有关政府不是向公众发布疫情报告，寻找对策，消除群众的恐慌，而是转出来辟谣，否定事实，把媒体真实的信息当做“真实的谎言”，一条重要的信息渠道就这样被堵塞了，群众期待从媒体上看到权威部门的说法也随之落空。⁽⁵⁰⁾

此后，媒体对“非典”的消息一直处于可怕的“沉默”状态，人们无法通过传统媒体获得有关“非典”的基本症状、预防、治疗信息的情况下，反而刺激社会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获悉信息。而获悉的渠道则大部分是通过人际传播，因此一时间各种消息、传闻风起云涌，真假难辨，人心惶惶，令人不知所措。由于流言飞布，人心波动，抢购潮涌起，广东媒体才于2月11日正式介入并展开大面积报道，但这也仅仅限于广东。在3月13日之前的《人民日报》上，基本就没有“非典”的报道。⁽⁵¹⁾

其后，随着“非典”疫情的扩展，北京地区开始出现“非典”病例。但当时报道中披露出的数量非常小。一位医生在4月3日通过电视中看到“卫生部宣布北京的“非典”病例为12例，死亡3例”时，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他了解到309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已有6人死亡。次日，这位诚实的医生将署名信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海外发出。

4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门负责人为中国“非典”疫情状况仍做了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疫情，积累了比较宝贵的预防和治疗经验。因此，到中国来工作、旅游、开会等等是安全的。于是，“中国是安全的”、“欢迎世界各地人士来华旅游”、“各地迎来旅游旺季”等等报道、图片在媒介中纷纷出现，一派风平浪静、莺歌燕舞的景象。⁽⁵²⁾

这样一来，官方提供的结论似乎证明“非典”威胁已经过去，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那位有良知的医生的信最终发挥了作用，世界舆论开始介入，由此掀开“非典”发生以来新的一页。4月8日，国外某杂志在一篇题为“北京遭到SARS袭击”引用了那位诚实的医生的署名信，立时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北京重新被定为疫区。随后，北京疫情的严重性被重新认识，随着胡锦涛、温家宝先后发表讲话表示要准备打一场硬仗，我国的“非典”疫情消息披露才透明化。4月20日后，卫生部在疫情统计中建立了严格的零报告制度，以确保数字的准确性，每天通过新闻媒体发布疫情信息等。⁽⁵³⁾

从2002年底这场传染性极强的“非典”病例开始出现，一直到2003年4月近半年的时间，我国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就一直处于一种不正常的、脱离基本社会责任的状态中。有学者对此指出，早期的媒介“失语”，丧失了“迅速”，随之对“非典”疫情判断失误而导致的报道“失真”，使媒介一定程度上又失去了“诚意”和“透明度”。⁽⁵⁴⁾据南京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接受调查的市民普遍认为，由于初期没有引起重视，而贻误了战机。⁽⁵⁵⁾

这次“非典”危机曾使普通社会对媒体公信力的评价一度跌入低谷。“非典”过后，人们开始对我国的新闻政策进行批评和反思，并提出了积极的改进建议。政府和媒体在“非典”前期的错误态度和行为在这场生命攸关的危机中有目共睹，因此这样的批评和反思并未受到太多限制，反而为疏导社会情绪，而暂时允许这样的声音在某些传播途径自由表达。

对政府和媒体在“非典”前期的表现，有学者指出，我国媒体近二十年发展的历史中，媒体与受众间良性的依赖关系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往往是在某些重大事件发生、百姓很需要每天提供信息或为其“解惑”时，媒体处于一种“不作为”状态，受众在我们的媒体上找不到他们想了解的信息；同样，百姓想知道政府对事件的态度时，也无从获悉。而媒体的“不作为”现象，多是因某些新闻政策与新闻传播规律的冲突引起的。现在国家的法律都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在不断的调整、修改，而可随时调整的政策还是一成不变，这似乎与党和政府提倡的与时俱进的原则精神相悖。因此，他大声疾呼“通过这次‘非典型肺炎’事件，我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及新闻管理部门应反思一下传播渠道的畅通及有效性问题，及时调整新闻政策，减少传媒的‘不作为’失控，为我国新闻媒介的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环境”⁽⁵⁶⁾。

另有学者指出，在“全世界在观看”的信息全球化时期，这种控制信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局面的控制和事情的解决，甚至会削弱党报主流媒体权威报道的公信力，即使事后尽力弥补，群众也将信将疑，可谓事倍功半”⁽⁵⁷⁾。

但若借此就认为我国的媒体因此走向转折和变革，那就大错特错。这次“非典”事件走向公开化有两个无法规避的原因：其一，“非典”的强传染性及其带来的后果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不采取透明有效的信息发布及医疗预防和治疗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其二，这种强烈的传染疾病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外国人在华投资、旅游以及其他正常的活动已受到明显影响。在那位有良知的医生向外界发出北京疫情的真实情况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疫区，并发布旅游禁令后，我国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立刻处于一种极为尴尬和被动的局面。外国媒体对来自中国政府和媒体信息的不信任，对“非典”疫情进一步蔓延的担忧和顾虑，使中国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与此同时，当“非典”疫情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后，国人在担心生命危险，人心惶惶的同时，也开始对政府和媒体这种控制信息、延误预防和治疗的态度产生不满。这种日益增加的内外压力使政府意识到此前所采取的隐藏、遮掩、掩耳盗铃的策略必须进行改变，这才有了4月20日后整个媒体报道的透明化。

正因如此，并非新闻政策有所改变，而是现实情况使然，危机过后，一切照旧。所以时至今日，“非典”已过去近十年时间，我国大众媒体公信力是否有显著进步，当特殊事件发生时，人们是否能及时、有效地获取真实信息，这些问题一如既往。而专家学者们的批评、建议和呼吁也只是过往云烟，不见事实改变。

“非典”也使人们对“谣言”这个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产生困惑。人们的困惑是为什么为政府或媒体称为“谣言”的信息不少却最终证明是事实，在这样的尴尬下，媒体也仍是长袖善舞，可在不解释、不道歉的情况下，堂而皇之继续前行。大众媒体不能及时提供消息是其失责，故意隐藏信息则更加恶劣，但如果把真实的消息还要说成谣言，这样的大众媒体所扮演着的角色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谁在生活中敢去完全相信一个昨天还撒谎，今天又振振有词地传递所谓真实信息的人？

“非典”过后，似乎没有一家媒体对4月20日之前的行为向社会大众进行道歉和说明，而是理所当然地随着政府政策的转型而转型，这种所谓“党和人民的喉舌”，又如何成为人民的喉舌？如果大众媒体脱离基本的真实和对生命的尊重，媒体公信力从何谈起？当真实变为谎言，“谎言”变为真实的时候，人们如何判断真假？这种不信任如在人们心中形成某种共识并被默认，那今天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

如果说媒体在“非典”前期报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提供真实、及时的信息，那么媒体在“非典”后期报道中呈现的问题同样值得反思。如上所述，我国媒体在4月20日后开始对疫情报道透明化、真实化，也加大了对“非典”的报道力度和广度，但从媒体视野提供给社会有关“非典”的信息，更多侧重于的是催人泪下的典型人物和官员们的辛勤工作，至于那些在“非典”中失去亲人的大部分普通人（不只是“非典”前线牺牲的大夫和护士，也不只是治愈出院接受鲜花和欢迎的患者），他们和家人的实际情况怎样，却基本很少进入媒体视野。媒体以精巧、娴熟的议程设置和导向性报道把危机和困难淡化成一次次典型人物和官员们为主角的舞台，当人们的眼睛被带向特别设置的聚光灯下的时候，那些因着信息迟滞而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那些普通人物的眼泪和挣扎也同时被淡化了。

因此有人指陈媒体这种避重就轻，对生命缺乏关怀和尊重的做法，不报道灾情的具体细节，潜意识中是一种掩盖和回避，缺乏对生命的真正敬畏；同时批评媒体并不注重具体灾情，而是将灾情简化为简单的死亡人数、经济损失等相对抽象的数字。“媒体对灾情的报道，几乎无一例外地唱几句灾区各级官员之类的赞歌，反映了官媒体舆论心态上的官本位心理。在灾情发生时，最应该被报道的是灾情本身和受灾人群，可是这些报道却将大量笔墨和篇幅放在那些官员身上，而且报道中很少见到死难者的名字，更不必说提供名单。灾区官员重视救灾，当然是好事，必要的报道未尝不可，可一味地强调往往会引起事实上的反感”⁽⁵⁸⁾。

其他学者也发现了媒体在信息报道透明化后，在报道中呈现出的新问题，“4月20日之后，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媒介并不为过。无论是疫情通报的公开，科学防范知识的散布，还是有关党和政府各项有力措施的报道，媒介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抗击‘非典’中典型人物的宣传，进一步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增强人们的决心和信心方面，更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应得到全社会的赞许。可是在对这些成绩做出全面肯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媒介在报道中时有出现的‘失度’——过分渲染和煽情”⁽⁵⁹⁾。

作为一个有社会良心、有公信力的媒体，除了提供真实的信息之外，还应提供社会大众些什么？是新闻政策主导、议程设置下的内容选择还是本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提供专业视角的报道和分析？特别在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报道上，媒体报道的中心和重点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仍然是我国今日的媒体无法逃避的问题。我国的新闻报道领域长期存在某些自欺欺人的思维和习惯，而且在社会中似乎已被默认为“合理”，但其积弊终于在“非典”时期充分显露，以致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和谴责，使媒介公信力在国内外几至堕地，这样惨痛的教训就在昨日，历史在这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