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国力的意义与构成要素

2.3　综合国力的意义与构成要素

“综合国力”的具体意义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家实力，国家实力也正是反映国家发展状况的指标，因此“综合国力”的建设必须与国家发展的目标一致，才能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实力是控制他人心灵和行动的能力。”^[22]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主张：“在国际舞台上，实力是指某一政治单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单位的能力。”^[23]雷伊•克莱因（Ray S.Cline）则主张：“在国际舞台上所谓的实力，简言之，就是一国影响他国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的能力，或是使他国不敢做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的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地诉诸武力。”^[24]约瑟夫•奈则认为：“实力的意思是去做某些事情和控制别国，使别国去做没有外力驱使便不会去做的事情的一种能力。”^[25]综合以上各种解释可以发现，“实力”的本质是具有“压迫性”与“强制性”的，而实力展现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某种目标。孟亮认为将实力的概念投射到国家层面的意义就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26]。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从不同的观点对实力进行剖析，认为“实力可定义为各种能力的分布”^[27]。根据这个观点，可以理解实力其实是一个具有“多元性”与“综合性”的代名词，其实际意义是各种能力的总和。将这个认知投射到国家层面，可以得知综合国力就是一国所有力量的总体呈现。

关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一般认为德国人文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是首先以系统概念对国家力量进行研究的学者。在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专著中，拉采尔首创以国土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寡的方式将国家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并据此对国家力量进行评等^[28]。这种简约的评估方式很显然是无法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出全面且客观的结论的，但是从开启学术先河的角度来看，拉采尔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其后，科尔（J.P.Coll）在1972年出版的《世界国情地理》中提出，以国土面积、人口数量、钢铁产量、能源产量、生产总值、军事力量六个变量，作为观察与评估国家力量的层面^[29]。汉斯•摩根索主张国家力量可以从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数量、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九个角度进行研究^[30]。雷伊•克莱因则认为国家力量主要由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五个要素构成。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将综合国力视为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地理、人口、资源、防卫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外交能力等力量的总和^[31]。这些主张虽然各有着重，但大多数是从硬实力的视角出发的，并且都没有将传播纳入其中。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也逐渐投身于国家力量的研究行列。陈崇北认为国家力量包括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力量、科学技术、国防能力、政治力量、精神力量、对外关系力量等^[32]。张文奎和刘继生则以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粮食产量、军事能力为指标，对世界上14个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33]。吴春秋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有自然力、人力、经济力、教育力、国防力、政治力等^[34]。黄硕风通过从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资源力、政治力、外交力、文教力七个层面，建立了共29项指标的方式，形成了其综合国力评价体系^[35]。王诵芬等在研究中更是从资源含量、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外交能力八个层面，罗列了85项指标，作为他们的综合国力评价体系^[36]。根据以上整理可以看出，以“指标延展”与“量化方式”对国家实力进行估算，会让国力分析呈现愈来愈庞杂也愈来愈发散的趋势，且这种指标延展的方式无法显示各个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综合以上的各种看法可知，国家力量的牵涉层面十分广泛，且每个层面在每个时期的比重可能都不相同。同时，以“量化方式”进行估算的逻辑，也可能无法跳脱“静态”与“封闭”的窠臼，且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大相径庭。例如：从量化的角度进行观察，就很难解释美国为何会在越战中败退，也很难说明为何债台高筑的美国仍然是世界的领导者。因此，单纯地以量化方式对国家力量进行评估，应该还需要很长远的努力才有突破的可能。特别是软实力概念提出之后，举凡文化、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都被纳入了国家实力的研究范围，对于这些难以具体化的力量进行量化估算更是难上加难，且不易得出让人信服的结果。相信这就是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宣称“界定和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或战略资源，国际上尚无统一的定义和计算方法”的原因^[37]。

也许是量化取向遭遇的瓶颈，学术界对于从量化视角进行国家力量评估的风潮渐渐消退，并将研究重心退缩到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层面，对于构成国家力量的要素研究因而减少。阿什利•泰利斯等人认为，国家力量的资源来自于技术、企业和资本等，国家力量的形成过程则在于政府的绩效，且国家力量的最终表现在于军事力量的展现^[38]。约瑟夫•奈则认为，可以从拥有获得想要结果的资源来看国家力量，也可以从影响他国行为的方式上来看国家力量，影响的方式可以是武力胁迫、经济收买或运用自己的魅力去吸引别人实现自己的想法^[39]。综合以上各种说法可以发现，国家力量的研究焦点已经逐渐从“横向”（Horizontal）的量化研究层面朝向“纵向”（Vertical）的生产过程层面移动。

面对如此复杂又不易量化的议题，约瑟夫•奈主张化繁为简。他认为综合国力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层面（参阅图2-1）。这种简单的划分方式固然简单，却将过去忽略或未被重视的精神力量纳入了研究的范围之中，因此比过往任何研究的范围更为广阔。不过，也因为精神力量的不易估算，使得以量化方式估算国家力量的研究取向更难施展。因此，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认为“国家力量”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去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综合国力）；而“国家战略资源”则是一个国家为实现本国战略目标，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所有关键性资源，而且这些资源的分布不限于在其合法的疆域之内，而是该国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因此，综合国力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动用的战略资源的分布组合与达成目标的操作能力的总和^[40]。

图2-1　国家力量分类与运用方式

资料来源：［美］约瑟夫•奈：《柔性权力》，吴家恒，方祖芳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