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中心论

3.3　亚洲中心论——强调多元与和谐的发展观

20世纪70年代，当非洲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展开激烈争辩的时候，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正在快速推进。特别是日本，在天然资源匮乏且技术相对落后的状况下，却能与欧洲及北美共同成为全球现代工业社会的三大支柱。这个现实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亚洲的热潮。东亚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各种评论和解释。有的学者主张，东亚的成功是产业政策与强大的发展意志的结果；也有学者指出，这与东亚独立的传统密不可分，因此东亚的发展经验与欧美不同。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显示了东亚经济的腾飞带动了亚洲价值观的成长，也激发了亚洲创造不同于西方主流意识的热情。

亚洲价值观的成长与壮大显示出亚洲人越来越有自信，他们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思想和意识领域中辛勤耕耘，希望创造出自己的文明发展观。这种努力具有同时提升国际地位与强化国家政权的双重意义。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为长久以来被奉为真理的西方意识形态带来了另一项挑战，也为逐渐成形的亚洲中心论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盛邦和认为，亚洲中心论的出现代表了东方学的衰退和东亚学的兴起^[19]。东亚学的前身是东方学。东方学是伴随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而产生的一种从西方视角对东方进行认识的工具性学科。这个视角以“二分法”的方式，从东方代表传统、西方代表现代的对立视角来审视东方，结果产生了全面否认东方价值，并把东方视为历史陈迹的结论，因此认为西方侵略东方、统治东方、改造东方是具有正当性的历史必然。

东方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鼎盛而成为显学。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实质是西优东劣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区分”，因此，“将东方学理解为一套具有限制或控制作用的观念，比将其理解为一种确实的学说要好”^[20]。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殖民国家的内部倾轧与自相残杀，战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潮，让西方遭受了严重的物质损失和心灵创伤，从而出现了对自身的反思和对东方的期望，于是东方学出现了向东亚学过渡的现象。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就反映了这种倾向^[21]。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让东方学裂变为东亚学和伊斯兰学，其中东亚学的勃兴格外引人注目，甚至导致了学术界的结构性改变。例如：美国各大学的东方研究系所纷纷更名为东亚研究系所。这些系所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东亚的现代化，特别是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21世纪初以来，美国国内甚至有人认为美国关注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至此，东亚学的研究取代东方学成为显学，展开了对全球学术界的深刻影响^[22]。

亚洲中心论与东亚学和亚洲价值观一脉相承，其意义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西方中心取向”转向“亚洲中心取向”，期望从亚洲的内在发掘推动亚洲发展的成长机制。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分别代表了西方和日本学术界在范式转换后的代表性研究成果。（2）对亚洲发展的未来定位：根据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以来的亚洲经济与社会发展趋势，推论21世纪是亚洲崛起并重新主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纪。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亚洲大趋势》和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正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

约翰•奈斯比特宣称，亚洲巨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不论对亚洲还是对全球而言，它正在一天天逼近。21世纪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必将更新这个世界。他指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亚洲从贫穷走向了富裕。这期间亚洲人口总数增长了4亿，而贫穷人口却从4亿减少到了1.8亿。因此，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当今西方需要东方远胜于东方需要西方；“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但是今日的全球化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贡德•弗兰克也特别关注亚洲的重新崛起，他认为当代东亚的经济扩张首先从日本开始，继之体现在东亚的新工业化经济体，现在也明显地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这可能预示着亚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会重新承担起它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经承担的领导角色。并且他自信地预言，世界现在已经“重新面向东方”（Re-Orienting），中国正准备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再次占据其过去曾经拥有的支配地位。

贡德•弗兰克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东亚经济奇迹，以及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进行了审慎的历史观察后，告诫西方不要低估东亚，因为亚洲，尤其是中国，很可能会在短期内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面对东亚的崛起，即使是被弗兰克指责为欧洲中心论者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同样对东亚的兴起充满信心。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危机四伏，行将就木。”^[23]不过，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东亚的崛起势必牵动世界体系的变动，至于变动中东亚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并因此而获利，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观察的议题。

从以上西方学者的论述可以明确地知道，东亚的崛起及从亚洲内部来探索这个创造快速发展的动力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亚洲价值观是亚洲中心论的核心，而亚洲又是一个充满各种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地区。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共通点，则对于亚洲价值观的探讨就很难具有普遍性。李秀石认为，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只不过这种思想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可以被演绎和呈现为各式各样的形态^[24]。

新儒学是亚洲价值观的基础，它发展于我国港台地区，目的是为了反省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及重振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新儒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60年代末开始走向世界；其影响迅速扩展到东南亚各国、韩国、日本及欧美，形成了国际性的思潮。根据1958年由港台地区的新儒学人士联名向世界发布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可知，新儒学人士的要求是争取东方文化的平等地位。他们认为东方与西方以平等眼光相互对待的时候到了；通过对西方文化是否能够继续领导人类前进的质疑，新儒学人士呼吁除了东方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也应该向东方学习。与欧洲中心论认为西方是世界前进的动力，及非洲中心论宣称非洲才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不同，新儒学主张人类应该相互接纳与融合，以同心同理的精神，共同担负起人类的困难、痛苦、缺点及过失，才能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开创出新的道路^[25]。

尽管亚洲价值观在各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被赋予了不同意义与诠释，但是被视为是促进东亚各国和地区现代化的深层力量，却是获得普遍性认同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彼得•博格（Peter Ludwig Berger）教授就使用“儒教资本主义”来解释东亚的经济活力。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在《四小龙》中也专门论证了儒家思想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根据以上论证应该可以宣称，以亚洲经验与亚洲价值观为基础的亚洲中心论，所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创造经济奇迹的新典范，而是与欧洲中心论和非洲中心论截然不同的一种新思维。这种新思维虽然建立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家思想之上，却是与时俱进，兼容并蓄，因地制宜，应该更能符合下一阶段人类发展的需要；而其核心理念与欧洲中心论及非洲中心论的最大差异，也许就落在孔子说的“王霸之别”上；而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差异，或许会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重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