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张是中华文明崛起的重要特点

3.4　中国的主张——和平崛起与和谐发展

早在1975年，英国史学家汤恩比就在《纽约时报》撰文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如今，这个预言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逐渐成真。中国财富的快速累积和2008年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更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到来。但是，当中国终于一扫阴霾，摆脱百年来积弱不振的此刻，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如何为下一阶段的国家发展找到新的方向与动力。

2006年年底，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连续12天，以每天一集的方式，播出了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这部名为《大国崛起》的纪录片，是以编年的方式，系统化地将公元500年以后，从葡萄牙开始的九个大国的崛起过程陆续加以介绍。这部大型历史纪录片的播出，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响应与讨论。但是，更多的关注是认为这部纪录片其实是以十分强烈的方式来暗示中国崛起的雄心。

撇开各方的不同诠释，单就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却在近代饱受列强欺凌的国家而言，希望在经济大幅发展之后，一举脱离百年桎梏，争取大国地位的心愿却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中国该如何崛起？是依循西方大国的崛起模式与路径？还是以中国固有的哲学与文化为基础，结合当前世界的环境与趋势，为新中国，也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主张的对立，曾经为了防止西方国家价值观的传入及美国“和平演变”的围堵，采取通过加强控制人民思想的方式来实践文化安全的目标。这种管制方式随着邓小平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确认而逐渐松动，因为开放后的中国必须面向世界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取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以寻求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及为融入世界体系做准备。

然而，“中国威胁论”的提出却强烈地折射出西方国家对于这个长期以来奉行马克思主义和持与西方对抗态度的国家的忧虑。因此，如何从被西方国家视为冲突制造者的阴霾中脱出，就成为中国能否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关键。于是，从文化视角来定义和宣示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以营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被定位为中国主张的立论基础；这个主张是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和平观念与国家发展目标结合而成的和平发展战略，其目的除了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之外，也包括在发展过程中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及成为中国顺利融入国际体系的桥梁和建立国家威望与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基石。

因此，中国政府在名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中特别提到“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同时更强调“中国不断加强与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促进各种文明相互包容。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26]。俞新天认为：“和谐这一东方理念要被西方思想占主导的国际社会认同，仍相当困难。而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应该更加注重提升文化的制度化。中国既要顾及原有的国际机制、体制和法制，吸收其长处，同时又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推进国际制度的创新。”因此，他主张要使西方国家认同中国所提出的“和谐世界”概念，便要加强中国的文化战略，提高软实力^[27]。罗建波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目标，也就是中国在21世纪寻求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二是中国崛起的具体方式，即中国崛起是寻求一种和平的方式崛起^[28]。所以，中国所追求的世界大国地位必定要以“文化大国”作为定位，因为崛起的定位与方式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地以大国的身份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

事实上，早在1993年，王沪宁就在《复旦学报》（第三期）上发表的《作为国家实力的软文化：软权力》中指出：“把文化看做一种权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崭新概念。”^[29]孔亭也认为“和平发展”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并且指出“和平”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等理念之中^[30]。这些学术界的思考最终被中国政府采纳，并且被正式设定为引领未来国家建设的重大决策。2006年1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上首次提到：“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既要表现在经济、科技和国防等硬实力上，也要表现在文化等软实力上。”^[31]其后，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10月15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分，也特别指出“重点就是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32]。为此，大会中也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四大方向。

当中国在硬实力的层面仍有许多可以发挥的空间时，就积极推动软实力建设的政策，显示了中国急切希望通过各种文化行动，向国际社会揭示其重视和平的信念，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一个强大中国的疑虑。黄仁伟和胡键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同于其他大国崛起，其更注重软力量建设，即在硬力量尚未赶上一流国家时就开始致力于软力量建设。”^[33]尽管中国的软实力定义与软实力概念的提倡者约瑟夫•奈有所不同，但是他在2005年12月29日就已经通过《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软实力的兴起》的方式，对中国的软实力发展现况作出了分析。他在文中以“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个方面提醒世人，不要忽视中国软实力可以产生的能量及对美国霸权可能造成的挑战，其阐述要点如下：

（1）在文化吸引力方面：约瑟夫•奈通过“《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及“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中国留学生及中国观光客过去数十年的倍数增长”及“广设中文学校（孔子学院）引发世界学习中文热潮”等议题来说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势不可当。他同时强调，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向来为西方国家深感兴趣，特别是中国古代的璀璨历史，更是为中国软实力的发挥提供了莫大的动力。

（2）在政治价值观方面：约瑟夫•奈指出，中国虽然仍是威权国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但是过去近30年的成功发展经验，已经使得部分亚洲、非洲及中南美洲国家在政策上，由“华盛顿导向”（Washington Consensus）转向“北京导向”（Beijing Consensus）。此外，中国大幅度的经济外援和广大内需市场的开放更强化了这种导向的吸引力。乔书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北京共识》中，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进行了全面性的梳理和分析，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用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这个结论的意义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以中国发展的历程为榜样，来规划与推动自己的国家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上的借鉴自然会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打造出正面性的效果。

（3）在外交政策方面：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经过近30年的努力，经济的成功起飞已是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提升促使中国必须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各种国际事务，而参与的方式也就成为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进行定义与解读的重要依据。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通过温和的经济援助方式获得了许多友善的响应。这使得中国政府体会到柔性政策的威力，于是开始在周边地区积极展开各种经济外交、经济援助、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等行动，并逐步将这些政策推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以深化效果。事实上，为了避免国际社会的疑虑，中国政府早在1997年就已经将自己的国际地位标示为“负责任的大国”，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营造出顺利融入国际社会的氛围。

尽管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迄今未在西方学术界获得普遍认同，但是他对中国软实力的认同无疑为中国和平发展的论述提供了绝佳的支撑。通过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的一系列论述，并以文化交流取代军事对抗作为主要的互动方式，及建立愿意分享与积极负责的国家定位，都使得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至少在理论上，充满了正当性与说服力，因此引发的效果也就锐不可当^[34]。在中国崛起之际，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国家发展的目标与方式向全世界传播，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就成为当前中国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事实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已经体察到必须通过各种实际行动及适当的传播行为，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发展的方向与方式的重要性。例如：2003年2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以《把目光投向中国》为题进行的演讲中，首次全面性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立场。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35]同年12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也再度强调：“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36]综合以上两位领导人的说法，中国的崛起无论在对内和对外的角度上，都将秉持和平发展与自主平等的路线进行。根据这些宣示，中国的崛起是不会承袭过往历史中各个大国的崛起模式，在经济力量茁壮之后，凭借优越的军事力量和霸道的外交政策进行国际势力的扩张。不过，正因为中国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崛起，所以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就变得更为重要。

尽管和平崛起的宣示十分明确，但是中国迄今仍然无法挥去“中国威胁论”的阴影。2010年6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就报道：“自2007年陆克文就任澳大利亚总理以来，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总额已超过400亿澳元，是此前10年的4倍。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在澳大利亚开始升温。加之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近来中国企业在澳投资屡屡受挫。”^[37]2010年8月18日，《文汇报》的社论针对美国军方在该月16日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进行评论，认为报告从“中国威胁论”的角度来解释与渲染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行动是捕风捉影和危言耸听^[38]。紧跟着美国发布《中国军力报告》的脚步，印度人民党秘书长兼发言人普拉萨德（Prasad）又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2010年9月7日的《环球时报》报道，除了普拉萨德提醒印度政府不要忘记1962年与中国的边境冲突之外，印度媒体更随风起舞，大肆对中国在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克什米尔地区进行驻军行动等毫无事实根据的信息进行报道，并鼓吹印度应该与美、日、韩、越等国合作以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等^[39]。

从这些报道来看，尽管中国政府通过许多的场合与管道，向全世界宣扬自己的和平崛起战略，但是各方的反馈显示持续的沟通与传播仍然需要加强与深化。^[40]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行为，让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获得更广泛与深入的理解，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甚至改变人类一直以来借由经济壮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的模式，来达成国家发展目标的历史规律，是中国崛起更深层的意义所在。站在历史分水岭上的中国，如何扭转各种负面臆测，让“中国威胁论”逐渐式微；并且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共同为人类的未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耕耘和谐共进的土壤，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工作。要达成这些目标，就必须建构起强大的国家软实力；而国家软实力又必须通过传播行为才能具体实践，因此从传播的视角对国家软实力的建构模式进行观察、分析与整合，正是发展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工作，也是进行各种相关规划必须谨守的指导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