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记者新闻来源分析

驻华记者新闻来源分析——以“非典”及“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梁　岩⁽¹⁾

一、新闻来源分类

新闻首先是对消息来源的取舍选择，某些人的声音得以大声和长期地传达。另外一些人的声音可以被小声和短时间地传达。李彬在《传播学引论》中指出，传播来源有三种变量，即传播来源的可信度、知名度和动机。传播者正确把握这三种变量，就能使受众的态度朝预期发展而较少阻碍。传播学者霍夫兰通过实验得出：为了提高传播的效果，需要重视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尽量挑选可信度高的传播者。同样通过实验得以证实的是传播来源的知名度与传播来源的可信度一样，同传播效果成正比，即传播来源的知名度越高，能取得的传播效果就越大；知名度越小，效果就越小。传播者的知名度与其可信度往往合为一体，可以统称为“威信”——威是知名度，信是可信度。此外，传播者的动机与其本人的利益相反时，其劝服力量才最大。梅尔文・门彻教授认为，记者依赖三类新闻来源获得信息：人的新闻来源、物的新闻来源和在线新闻来源。⁽²⁾笔者认为新闻来源可分为两类，界定如下：

一是人物性新闻来源（human source），即拥有新闻信息资源的人，其中包括新闻发布者、新闻人物、新闻事件的参与者和相关者。人物性新闻来源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组织代表；可以是政府部门代表，也可以是群众团体代表。

二是存储性新闻来源（physical source），即以文字版或电子版方式存储的可查阅的资料，包括书籍、刊物、文件、剪报、个人博客等材料。由于存储性新闻来源的特性比较单一，在此不作赘述，以下就人物性新闻来源的主要特征作一些分析。

人物性新闻来源具有身份的随机性或偶然性。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由于可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得人物性新闻来源在空间上分布广泛。此外，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接触媒体的几率不同，有些个人或组织几乎是必然的新闻来源，如政府机构，而有些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新闻来源，因而人物性新闻来源具有接触媒体的不平衡性。在新闻实践中，一些新闻来源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要求记者在报道中不要提及可推测出其身份的线索，从而出现了匿名新闻来源。在报道中匿名新闻来源往往以“据消息灵通人士说”、“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业内人士透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等形式出现。匿名新闻来源在新闻报道中虽然不能避免，但是在使用时须对其提供的新闻的真实性进行多方求证。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人物性新闻来源的可信度低于存储性新闻来源，“因为一些人需要保护个人利益，另一些人则是未受过专门训练的观察者。在使用人的新闻来源时，记者需找到最有资格发言的人——某个问题的权威、目击者、官员、参与者”。⁽³⁾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教师凯思林・汉森（Kathleen Hansen）的一项研究发现，普利策奖获奖者用于报道的存储性新闻来源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多于人物性新闻来源。获奖者更多地运用了文件、报告、图书和其他印刷材料，其采访要少一些。但是，许多记者依靠采访完成几乎所有的报道。斯蒂芬・赫斯（Stephen Hess）对华盛顿记者的研究显示，在几乎3/4的报道里，新闻记者不使用任何文献材料。赫斯说：“他们只是做了更多的采访。”⁽⁴⁾不同的新闻来源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局限。因而，优秀的记者综合运用新闻来源为其自身的新闻报道服务。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进行直接观察。

二、驻华记者新闻来源分类

外国驻华记者⁽⁵⁾是一类特殊的群体。在中国，外国记者获取第一手的新闻，经由本国编辑加工，转化成向本国民众输出的新闻，从而影响该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可见，国外媒体驻华记者是西方世界获取中国新闻的重要消息源。⁽⁶⁾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曾提出“二级传播”理论，指出“在传播活动中表现活跃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对某方面的事态发展比较关心、比较了解，因此能向他们身边的那些广大的公众群体提供这方面的有关信息，并对此作出相应的解释”。⁽⁷⁾而这一小部分人被称为“舆论领袖”，他们积极主动地向人们提供某方面的客观事实并加以主观评断。从这个角度讲，在华外国记者在传播中国信息、塑造中国形象方面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具有重大影响。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日益成为外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外国媒体派往中国的记者人数也逐年呈上升趋势（见表1）。

表1　2002年以来驻华记者人数统计

注：表中“＋”表示“多”，如“210＋”表示210多；括号中的“美”为美国媒体，“路透”为英国路透社。

一般说来，获知外国记者的新闻来源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间接的——搜集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加以分析，从报道本身显现出的来源找答案，此谓“按图索骥”；其二是直接采访在华外国记者。通过参阅有关新闻来源分类的研究，笔者采用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出在华外国记者新闻来源的类型。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指出：记者只能报道那些他们知道出处的事实；记者只能使用公正的手段获得新闻、照片和材料。记者应该对秘密获得的新闻来源，严格保守职业秘密。基于上述的规定，在华外国记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建立自己的信息网络。以下从两类新闻来源出发对各个具体的新闻来源逐一进行阐述。

1.人物性新闻来源

人物性新闻在新闻来源可信度方面逊色于存储性新闻来源。然而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人物性新闻来源还是颇受记者的青睐。这从如今新闻报道注重直接引用当事人或权威人士的话以及直接引用的篇幅有所增多就可见一斑。人物性新闻来源不仅是个体也包括组织机构的代表。“识时务的新闻记者都不会疏远来自权力机构的新闻源”，与官方情报部门保持密切的接触，对于记者及时获取一些具有情报性质的新闻大有裨益。⁽⁸⁾作为新闻来源的官方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和军方的一些决策和执行机构。对于在华外国记者而言，日常关注的官方机构包括国务院组成机构，如外交部等各大部委；国务院直属机构，如国家广电总局；国务院办事机构，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尤其是外交部会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给外国记者获取及时权威的信息提供了便利。根据所属媒体报道侧重点和自身的业务重心的不同，外国记者会有选择地关注某些特定的官方机构。第二种，来源于当事人。较之以上的新闻来源，对当事人的直接采访应该说最符合外国记者对新闻客观性的追求。因为不管是官方机构还是中国媒体，都不可避免地考虑到国家利益，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而记者的独立采访，如私人交谈、参观访问，往往能挖掘到一些独特的新闻。

2.存储性新闻来源——文件、网络等

存储性新闻来源实证性强，便于存储和积累，方便查阅使用，载体也呈现多元化。形式上包括报告、文献、图书、手册、组织机构指南等。这种新闻来源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录音、录像、软盘等声像类的资料。中国的新闻媒体就是在华外国记者重要的存储性新闻来源，这一来源包括各种新闻电讯、报纸、广播、电视部门，这些媒体不仅汇集新闻信息，同时也是社会大宗新闻信息交流的枢纽。多数驻华记者每天上午9时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看有关中国的英语新闻报道，阅读《中国日报》，或者让中国助手介绍中国有关报刊的新闻。通讯社记者，因为用户众多、口味各异，通常会把他们认为受众感兴趣的各种消息进行摘编，加上自己的评论或者分析发出去。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只关心大消息，常做大文章，要从各类消息中寻找兴趣点，进而拟出报道计划，收集相关材料，有时还要外出采访。⁽⁹⁾

三、“非典”及“汶川地震”报道中驻华记者的新闻来源⁽¹⁰⁾

以下对2003年4月20日前后“非典”爆发高峰时期，外国媒体记者的报道作分析（因无法在路透社网站找到选取的时间段内的相关新闻报道，以下仅以《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为例（见表2、图1））。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每条新闻的来源标注在该条新闻标题后，标有下划线的为主新闻来源，后面的数字为该来源在报道中出现的次数，“1”省略。若文中未直接提及某国际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但报道是依据其发言人的发言，则将其主新闻来源界定为采访（该新闻发言人）。

表2　《纽约时报》SARS报道的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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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纽约时报》SARS报道中各新闻来源篇目数比较

面对“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不管是政府、媒体还是公众，起初都显得有些茫然失措。恐慌的人们对这个新的传染性很强的疾病有着强烈的信息需求。进入4月份，“非典”由局部出现到在全国蔓延开来。4月20日，国务院就此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政府职能实现真正的转变，从经济工作转移到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公共问题、管理公共事物上来。⁽¹¹⁾一时间，全国上下的媒体将“非典”作为报道重心，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媒体由不同程度的失语到积极投入到疫情报道中来。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2003年4月20日之前，外国记者通过采访国际组织获取有关中国“非典”疫情的信息。4月20日以后，外国记者的新闻来源中出现了“新闻发布会”以及“中国媒体”，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政府信息的逐步公开，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国媒体在报道“非典”疫情上的转变。图1显示，4月20日前后一周时间内，外国记者的新闻来源主要还是采访。但是采访的对象逐渐多元化，从单一的国际机构官员到患者、专家、中国官员，反映了中国信息公开的尺度在加大。从外国记者“非典”报道的来源可以看出，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和媒体应该及时应对，履行各自职责，保障信息的公开，正确地引导舆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也避免外国记者的不实报道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有关“汶川地震”⁽¹²⁾的报道主要以路透社发稿为例。从2008年5月13日起，路透社记者每天都和在四川、北京、香港等地的记者联动进行报道，内容涉及救援现场进展、中国政府媒体开放、志愿者和民间救援力量、解放军的英勇表现等各个方面（见表3）。

表3　汶川地震报道路透社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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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路透社“汶川地震”报道中各新闻来源篇目数比较

从图2可以看出，官方媒体和记者的实地采访给新闻报道提供了主要的新闻来源。路透社的8篇官方媒体来源的报道中有6篇是依据新华社的报道，这体现出外国记者对中国官方媒体的接纳与信赖。而实地采访写出的报道在所有报道中占据最大的比重。外国记者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深入灾区了解实际情况，这又从一个侧面体现中国此次媒体环境的开放。

四、加强信息公开有利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

从上述两个案例来看，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实际上就是给外国记者提供新闻来源。处在信息时代的中国政府，必须要正视当今的媒体环境。2003年初，在非典疫情暴发的初期，由于政府对消息的封锁，对外报道的不及时、不透明，结果引起了外界的广泛质疑，影响了国家和政府的声誉。4月20日以后，政府及时通过媒体向外界通报疫情进展情况，及时、客观地报道了世界卫生组织对我国疫情的考察情况，从而平息了有关“非典”疫情的谣言，使我国的抗“非典”工作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和援助。抗击“非典”过程中的新闻报道的经验和教训，有效推动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在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政府日常信息透明化

政府形象传播是通过政府本身的行为和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将政府这一有机生命体展现给公众，旨在强化政府与公众间的沟通互助，促进公众对政府的社会认知和信任，密切和优化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提高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认知度和美誉度，赢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¹³⁾政府将非机密的信息公开，保持日常信息透明化，有助于满足外国记者追求新奇的心理，有助于增强外国记者对政府行为的理解和认同感，可以极大杜绝用心险恶的猜测，显现出中国政府的日益开放和国际化。

2.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及时化

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对公众的心理影响大，而且突发事件一般是负面的。从这个角度讲，以往的“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只会增加民众以及外国记者对危机的猜测，对于社会稳定只会起到负面的作用。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这样做不仅可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及时化解危机，而且可以保证外国记者的新闻来源，对于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3.逐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外交部首次设立新闻发言人。“非典”事件后，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单位纷纷任命新闻发言人，从此揭开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序幕。

如今，我国已基本构建起政府三个层次新闻发布工作和发言人制度。图3表现的是2003年到2008年政府三个层次新闻发布会（即国务院新闻办SCIO、其他的中央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数目，由统计数据不难看出我国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显著进步。同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这一特点有助于政府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新闻发布，增强传播的效果。

此外，新闻发布的形式可以多元化。除了正式的新闻发布会，还可以邀请外国记者参加背景吹风会，比如关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的会议。吹风会请来的可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专家学者给外国记者介绍情况。按照西方的说法就是“off record”（不作发表），参与的外国记者可以随便提问，与主讲者进行互动。这样的形式有助于外国记者了解新闻背景，便于他们更好地进行采写报道。提高发言人整体素质也是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的重要环节。有些发言人缺乏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规律掌握还不很到位，不能使传播效果最大化，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系统专业的指导。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有关新闻发言人的图书不断增多，对新闻发言人的研究日益深入，从发言内容的设计到发言人的着装等非语言交流都被纳入研究范畴。此外，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演讲人的讲座也不断增多。这些都推动了新闻发言人素质的提升。

4.合理设置议程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作为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阐明了对受众而言，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通常来源于大众传播，传播媒介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也是重要的影响源，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¹⁴⁾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存在着三种议程：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如果我们把在华外国媒体也纳入其中的话，可以探索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路。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议程、在华外国媒体机构议程和外国媒体受众议程可以实现议程同构。所谓“议程同构”，就是议题不断同化统一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政府议程、在华外国媒体机构议程和外国媒体受众议程互相接近和融合的过程（如图3所示）。

中国政府议程→在华外国媒体机构议程→外国媒体受众议程

图3　政府、媒体、受众议程融合

作为“议程同构”的起点，中国政府就应该有所作为。从2006年开始，国务院新闻办就在举办新闻发布会时主动设置发布会的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加重视政府信息的发布。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郭为民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曾说：“2006年，有将近一半的发布会都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召开的，这些发布会在介绍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这些发布会都是政府的议程设置。”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推进，为政府主动设置议程提供了保障。

五、小 结

自“非典”以来，中国官方新闻来源比重的增大客观上促成了在华外国记者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的增强，从而将一个更为客观、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面对这样一种良性发展态势，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发挥驻华记者的正面传播影响力，从“他塑”的角度入手塑造新世纪中国的形象。国家形象从“自塑”到“他塑”，逻辑上是承接的关系，即“自塑”为“他塑”创造条件，因而我们也应注重“自塑”的过程以及效果。身处社会转型期，我们目睹了、经历了诸多的事件。这些事件对我们而言，是感悟成长的过程，对中国政府和媒体而言，是自我完善与提升的历程，对外国记者而言，是重新认识中国的机会。在中国全球化的过程中，沟通交流的壁垒终究会消散，中国会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接纳世界，世界也会以更友好的方式欢迎中国。

【注释】

(1)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2) M elvin Mencher. News Reporting and W riting（N inth Edition）.Beijing：Tsh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305.

(3)Melvin Mencher.NewsReporting and W riting（Ninth Edition）.Beijing：Tsh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305.

(4)Melvin Mencher.NewsReporting and W riting（Ninth Edition）.Beijing：Tsh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325.

(5)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国务院第537号令），外国记者包括外国常驻记者和外国短期采访记者。外国常驻记者是指由外国新闻机构派遣，在中国境内常驻6个月以上、从事新闻采访报道业务的职业记者；外国短期采访记者是指在中国境内停留期不超过6个月、从事新闻采访报道业务的职业记者。

(6)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7)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8)赵振祥、李明合：《传播与保密——情报新闻导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8页。

(9)http：//www.dayoo.com/gb/content/2002-08/20/content＿579487.htm

(10)媒体的选择与抽样方法：基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实效性以及路透社与中国的渊源，笔者选择了《纽约时报》和路透社这两家媒体的报道文本进行新闻源的分析。因为实物资料难以收集，《纽约时报》和路透社相关新闻报道的收集完全来自于纽约时报网站www.nytimes.com和路透社网站www.reuters.com。关于“非典事件”的抽样内容为2003年4月20日前后一周左右（即4月15日至4月26日）两家媒体的相关报道。原因在于2003年4月20日是中国直面“非典”疫情的转折点。关于“汶川地震”的抽样内容为2008年5月12日到2008年5月18日这一周两家媒体的相关报道。

(11)毛寿龙：《非典事件与治道变革》，《南风窗》，2003年第5期。

(12)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 0级大地震。地震破坏性之大，历史罕见。又加上恶劣的天气和当地不利的交通状况，救援工作一度无法推进。一时间，全国上下关注四川灾区。温家宝总理亲赴灾区指挥救灾，官方媒体打破常规，深入前方及时报道救援进展情况，各地志愿者涌入四川尽自己的心意，海外华人纷纷捐资赈灾。那一刻，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在中国人民齐心赈灾时，身处中国的外国记者也纷纷前往灾区报道这一突发事件。2008年5月1日，就在汶川发生8. 0级大地震的11天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为政府政务公开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公众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媒体的及时公开报道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作为新闻主战场，聚焦了全球的目光。中国以从未有过的胸怀，接纳了全世界对四川的关注。5月17日的《成都日报》报道，由部分中央媒体和20多家境外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16日上午从成都出发，赶往绵阳、德阳受灾地区采访。出发前，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情况介绍会，邀请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大家介绍震情及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的废墟上主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总理说，“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

(13)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1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