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工子女与城市青少年群体 互联网使用对比研究(1)
何 晶(2)
伴随着汹涌的中国城市化浪潮，大批正处于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农村青少年随同他们的父母一起进入城市。在没有多少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同时经历城市化和社会化双重过程，是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体验。
而在城市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大众媒介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媒介是城市化进程的辅助力量，它可以扩散新知识，帮助移民尽快地了解城市信息、融入城市生活。媒介同时也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力量之一，(3)它可以提供社会规范，成为家庭、学校、伙伴群体之外的另一个教育来源。
互联网这种日益勃兴的新兴媒介形态，正在成为当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的生活环境，并呈现出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势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 IC）2008年3月发布的《2007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25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07亿，超过总体网民规模的半数（50.9%），是中国网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年龄群体，其中，又有67. 7%的青少年网民居住在城镇。(4)当然，CNN IC的调查没有专门关注处于城镇和农村中间地带的民工子女群体。那么，对于已经在城市开始全新生活的民工子女来说，互联网媒介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民工子女和城市青少年在互联网的使用上有何不同？这些不同说明了什么？反映了民工子女在面对全新的城市生活时所遇到的什么困扰？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对于发挥互联网的正向功能、帮助民工子女城市化、社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一、文献综述
（一）农民工及其子女与大众媒介研究
大众媒介作为城市文化生态的主要构成之一，在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城市化转型中，起着重要的参照作用。早在1974年，英克尔斯就曾经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对人们现代性的影响，“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输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为方式；显示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能；启迪并探讨纷呈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与流动性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大的现代性”。(5)中国农民工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彭远春(6)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所做的调查发现，“接触大众传媒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
但是，综观目前关于中国农民工及其子女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却很是缺乏。现有有限的研究分三类，一类是对民工媒介接触现状的观察。(7)一类是对媒介文本的分析，解读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报道特征，尤其是其中存在的问题，(8)或分析媒介建构起的农民工社会形象特征及其社会后果。(9)另外一类研究是从话语权的角度出发，透视民工话语权被压制、挤压现象背后的社会制度安排。(10)但很明显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群体，而甚少关注其子女群体。相比较教育学界和社会学界对民工子女问题的关注，民工子女与大众传媒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命题显然没有得到新闻传播学界应有的重视。
目前相关的专门研究仅有张瑞倩和孙阳(11)关于南京市民工子女的媒介接触调查。这一研究对比了民工子女和城市同龄青少年群体在电视、图书、广播、网络四大媒体使用上的差异和共同点，发现后者在四种媒介的接触频率上都要高于前者，并且接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两类群体存在媒介信息鸿沟。但该研究仅为现象描述，并没有深入探寻大众媒介在民工子女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两类群体信息鸿沟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传统的经济地位差异解释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变量，等等。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分析其媒介使用的核心问题。此外，不同媒介功能各异，当今社会最流行的互联网媒介，在民工子女的城市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二）互联网与青少年研究
应该说，在国外，互联网与青少年已经形成为一个研究专题，这一主题所覆盖的丰富内容得到了广泛探讨，尤其是在具有现实意义的层面上。如互联网与青少年安全，(12)又主要针对网上色情、性诱惑、性骚扰及其对青少年心理造成的影响(13)（David Finkelhor et.al.，2001；Dick Thornburgh＆Herbert S.Lin.，2002）、互联网与青少年健康信息传播(14)以及上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行为对青少年的情绪影响(15)等。
国内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已经比较多，但将青少年作为独立观察对象的研究还不算太多。1998年，互联网开始在我国青少年（儿童）群体中普及，同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和团中央中青创业有限公司联合对北京市中小学生计算机和互联网接触进行了抽样调查。2001年、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互联网研究项目”分别发布了两份青少年报告。这些是国内较早的关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研究，初步呈现了城市青少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的基本特征和此类群体对互联网的心理需求。如《2003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西宁、呼和浩特青少年互联网采用、使用及其影响的调查报告》显示，青少年选择互联网，比例最高的是“满足交流的需要”，其次是满足学校学习功课的需要，以下依次是：满足有人做伴的需要、满足摆脱孤独的需要、满足娱乐的需要等。(16)朱彩萍(17)通过对兰州市青少年学生接触和利用网络信息情况的调查，发现“获得更多更新的信息”和“结交更多的朋友”是青少年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学生上网内容按照排序依次是“查阅资料”、“聊天”、“WWW浏览”和“联网游戏”。张红萍(18)对江西新余市中学生的调查得出了与朱彩萍相近的结论：中学生上网最主要做的是玩游戏、查看信息和聊天交友。但是，显然上述研究只关注了城市青少年人群，而忽视了民工子女和农村青少年。
张瑞倩和孙阳关于南京市民工子女和城市对应青少年群体媒介使用的研究发现，城市小学生绝大部分是在家中上网，而民工小学的学生在家里上网的仅占18.1%，去网吧上网的占了大多数。城市小学生上网在玩游戏、聊天、看电影或动画片、查资料及其他各选项中人数分布较为均衡，而民工小学的学生上网内容则较为单一地集中在玩游戏、聊天和看电影或动画这三个项目中。由于这是一项关于大众媒介使用的调查，研究者并没有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而也就无法更为集中地观察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介形态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在民工子女的城市生活经验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本研究即致力于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除对民工子女互联网使用特征作出基本描述之外，着重探寻这一新兴媒体在民工子女个人发展和对城市的心理融合中所发挥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无意于检验知沟假说，而是尝试呈现两个群体互联网使用的细节，尤其是在对比中去观察互联网在民工子女城市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试图从社会经济地位和既有知识储备这些传统变量之外去发现影响青少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的其他因素。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以北京市民工子女和城市青少年群体中的初中生群体作为分析对象。选择北京是因为其作为全国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之一，具有一定代表性。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与1997年相比，在北京停留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增加了110.5万人，而停留半年以下的则减少了32万人，举家流动的比重已经高达45%以上，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子女跟随父母外出流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估计，进京打工的农民工约为230多万人，其中居住3年以上的约占1/ 5，他们带来了10多万流动儿童。(19)2000年以后，北京市的流动儿童进入更快的增长阶段，年平均增长17.25%，明显高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8. 31%）。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下半年，北京市流动儿童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14.1%。(20)
选择学生群体是因为其有固定的集合地点，便于展开调研。选择初中生是因为相比较小学生而言，前者上网的人数更多，更值得分析；而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基本上是没有高中部的，因此不便对高中生进行分析。
（二）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部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民工子弟学校和城市公立学校的初中在校生进行研究。基于调查的可操作性，采用目的性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北京地区三所城市公立中学和三所民工子弟中学，各校初一、初二、初三各随机抽取一个班。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61份，问卷回收率93.5%。其中城市公立学校268份，占47. 8%；民工子弟学校293份，占52. 2%。男生289人，占51. 5%；女生272人，占48. 5%。所有数据由专人输入，用SPSS数据包分析。
定性分析部分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在上述执行问卷调查的6所学校中随机抽取民工子弟学校和城市公立学校各1所，分别访谈12位初中生，(21)共计24人，男女各半；两校教师各2位。对每人进行了不少于45分钟的单独访谈，有的访谈2～3次。
三、研究发现
（一）两个群体上网行为的共同特点
1.上网人群比例均较高。96. 7%的城市学校学生、66.9%的民工子弟学生使用互联网。
2.上网活跃。上网时长是衡量上网活跃性很重要的方面之一。两个群体上网时长平均9. 7小时/周（民工子弟学校学生10. 08小时/周，城市学校学生9. 38小时/周），高于全国在校中小学生平均水平6. 4小时/周。
3.娱乐行为倾向明显。两个群体排在第一位的使用项目都是“玩网络游戏”。分别有60. 9%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和59. 8%的城市学校学生玩网络游戏。
4.网络聊天火爆。两个群体排在第二位的使用项目都是“用QQ或M SN”，57. 3%的城市学校学生使用这一功能，另外有20. 3%的城市学校学生进聊天室；53. 8%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用QQ或M SN，33. 7%进聊天室。
5.两个群体的上网动机完全一致，主要的都是娱乐消遣、获取信息和增长知识。如图1所示。
城市学校学生的上网动机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娱乐消遣、获取信息、增长知识、舒缓压力、消磨时间、增进交流、发表看法、满足情感、从众、其他。
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排序依次是：娱乐消遣、增长知识、获取信息、舒缓压力、消磨时间、增进交流、发表看法、满足情感、从众、其他。
图1 互联网使用动机
上述3、4项发现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07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中的相应情况完全一致。
（二）两个群体上网行为的不同之处
1.两个群体上网者性别比例不同。
城市学校学生上网者的男女比例分别是48.1%和51. 9%，较为均衡；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上网者男生比例明显高于女生，分别是65. 8%和34. 2%。
2.城市学校学生比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比例高；使用频率也是前者高于后者（见表1）。
表1 上网频率
96. 7%的城市学校学生、66.9%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使用互联网。有31.1%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从来没有上过网”，而仅7.1%的城市学校学生选择了此项。
就上网频率而言，选择“每天都上”的城市学校学生和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比例分别是13. 8%和5. 8%，“2～3天上一次”、“1周上一次”、“2～3周上一次”的统计情况与“每天都上”一致。
3.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比城市学校学生使用互联网的平均时间更长（见表2）。
表2 每天上网时间
平均每个城市学校学生每天上网的时间约为1.34小时，即9.38小时/周；而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则是1. 44小时/天，即10.08小时/周。
4.城市学校学生比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更早地接触互联网（见表3）。
表3 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间
78. 3%的城市学校学生在上初中之前就开始上网，还有16%的被调查者在小学三年级以前就开始接触网络，初中以后才开始上网的为21. 7%；53.9%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在上初中之前开始上网，小学三年级之前就开始接触网络的仅为1. 2%，46. 1%的学生初中以后才开始上网。
5.城市学校学生大多数在家里上网，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主要在网吧上网（见表4）。
表4 上网地点
城市学校学生主要在自己家里上网，这一比例高达84. 8%；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上网主要在网吧，占到63. 9%，并且网吧在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尤其是男生扩展人际交往方面作用明显。在深度访谈中，不止一个男孩子提到了自己在网吧交到的新朋友。
6.从上网内容来看，两个群体都主要是把网络当作娱乐工具和交流工具。但同时，城市学校学生比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对于网络的使用更为充分和主动，前者比后者更好地发挥了网络对于学习的辅助功能，并且前者在网络上更活跃（见图2）。
图2 上网内容
城市学校学生上网内容按照各项使用人数比例的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玩游戏、用QQ或M SN、查阅信息、看贴吧、看电影或电视剧、学习或获取知识、看动画片、阅读新闻、写博客、收发电子邮件、上论坛、进聊天室、购物、其他。
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各项比例为：玩游戏、用QQ或M SN、进聊天室、学习或获取知识、看电影或电视剧、查阅信息、看动画片、阅读新闻、写博客、收发电子邮件、看贴吧、上论坛、购物、其他。
从图2可以看出，城市学校学生和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网络使用的基本功能是比较一致的，两个群体排在前两位的使用项目都是“玩游戏”和“用QQ或M SN”（网上聊天），看来网络对他们来说主要扮演着娱乐工具和交流工具的角色。但是，对比各个项目的统计结果，会发现城市学校学生比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对于网络的使用更为充分和主动，前者比后者更好地发挥了网络对于学习的辅助功能，并且前者在网络上更活跃。统计显示，除了“玩游戏”和“进聊天室”两项，城市学校学生在其他各项上均比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比例高。其中，城市学校学生利用网络查阅信息的比例高达51.5%，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仅为22. 3%；两者在学习或获取知识上的比例分别为35. 3%和28. 3%，阅读新闻比例分别为30. 3%和12.5%，网上购物比例分别为12. 4%和2.7%，上论坛的比例分别为20. 75%和3.8%，写博客的比例分别为29.5%和7. 6%。对于初中生来说，网上购物、网络论坛和博客还算比较新鲜的内容，并且这也是网络使用中主动参与性较强的类型。
7.相比较而言，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对网络有更多戒备心理（见表5）。
（1）对从未接触过互联网的青少年的调查显示，近半数（45.1%）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不上网的原因之一是对互联网持恐惧态度，认为互联网会给自己“带来伤害或不好的影响”；城市学校学生的这一比例仅为15. 8%。
（2）对于网上的信息，相比较城市学校学生，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更多地表现出不信任。
表5 对互联网信息的信任程度
选择网络信息“可信”和“比较可信”的城市学校学生和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比例加总分别为32%和29. 9%，“不太可信”和“不可信”的比例加总分别为16. 2%和21. 7%。可见，总体而言，与城市学校学生相比，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更为不信任网上信息（见表6）。
（3）在网上与陌生人的交流上也显示出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戒备心理略强于城市学校学生。
表6 在网上与陌生人的交流
与城市学校学生相比，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更多地倾向于在与陌生人交流时说“半真半假”的话或“假多真少”的话，共计68%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选择了这两项，而54.7%的城市学校学生选择这两项。同样的，32.1%的城市学校学生与陌生人交流时会“真多假少”，而只有18. 5%的民工子弟会这样做。这说明民工子弟对网际陌生人的戒备感明显高于城市学校学生。
8.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更渴望通过网络认识新朋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孤独感，尤其是对伙伴的需求。
（1）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网络聊天的主要目的是认识新朋友，城市学校学生则是与已认识的人加强联系（见图3）。
可见，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上网的第一目的是“认识新朋友”（59.8%，城市学校学生该项比例为36. 1%），而城市学校学生上网聊天的第一目的则是“加强和认识的人的联系”（40.7%，民工子弟该项比例为28.8%）。这说明前者更为期待结交新朋友。此外，对于网聊，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好奇心比城市学校学生要高5.2个百分点。
并且，由于民工子弟学校学生上网聊天更多的是为了认识新朋友，所以64.7%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有与陌生人聊天的经历，并有30%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曾见过陌生网友。城市学校学生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56.8%和17. 5%。
（2）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这个城市、对身边的人缺乏足够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导致他们对与陌生人网聊比较热衷（见图4）。
图3 网络聊天的目的
图4 与陌生人网聊的原因
11. 8%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因为“身边没有信得过的人”而与陌生人聊天，还有13. 4%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是因为“身边没有谈得来的人”，而选择这两项的城市学校学生要少得多，均为4. 4%。
9.两个群体的学校和父母对其互联网使用的态度及控制有明显差异。
（1）个别民工子弟学校对学生上网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城市公立学校对“适当”、“合理”地使用网络是支持的，教师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学习。
据部分受访民工子女讲，学校老师是反对学生上网的。对教师的访谈证实了这一说法。
教师C：“家长陪着可以上，家长不陪不允许上。我们是怕孩子背着家长上网。现在网上的东西太多了，有些内容对孩子们没有好处，怕他们学坏。”
问：“但是也有不少有用的信息……”
教师C：“是，但是孩子们现在还不太容易分辨。他们的家长生活压力都很大，都很忙，管孩子也管不过来，网络可能会添乱。”
城市学校的校方，对于学生上网则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校方和老师都认为“适当的上网是可以的”，并且在行动上予以支持。
受访的城市孩子基本上都谈到了老师布置作业让在网上搜集信息的经历，比如说语文课，教师会鼓励学生利用网络查找作家作品信息。
“语文老师会给我们留作业，让我们去网上查查老舍的生平，或者别人对他的评价文章什么的。”（女生C，城市学校学生）
甚至，教师本人还会上网和学生交流，如城市学校学生K说道：“我们班主任特好，她有时也会在网上和我们聊天。”
（2）民工子弟的家长对他们上网的态度不一，有许可，也有反对，两极现象比较明显，即要么是强烈反对，要么不管，当然也有强调“适可而止”的，不过是少数，且是女生家长；城市家长提倡有节制地上网。从实际的控制效果来看，城市家长的控制更为有效，而进城务工人员对子女上网的控制多数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民工子女，男生Li访谈纪录片断：
问：“你父母对你上网什么态度？”
Li：“不让上。要是知道了痛打。”
问：“那你怎么还上网呢？”
Li：“打几次也就算了，后来也就不和我较真了。”
民工子女，男生X访谈纪录片断：
X：“我爸妈不让我上网，怕我学坏。”
问：“那你怎么……”
X：“偷偷上呗，不让他们知道就行。其实我估计他们也知道了，我一个星期要上两三次网，有时候一跑就是一两个小时，他们也猜得到吧。”
问：“那他们不是不让你上网吗？”
X：“那就自己控制一下别太过分，别让他们生气就行了吧。再说了，他们那么忙，也管不过来我。”
另外一位民工子女的家长则持不管的做法。
Lin姓男生访谈纪录片断：
问：“你的父母管不管你上网啊？”
Lin：“不管。他们相信我有能力控制住自己，不会上瘾的。所以就不管我。”
问：“那你一般多长时间上一次网？”
Lin：“我一般是周六周日找同学去网吧玩，平时是在家。一周大约去两三次、四五次吧。我周末上网多，因为有同学在网上，一般是玩四五个小时；没同学在的话就上半小时。”
城市学校学生的家长显然对于上网是不反对的，但前提是“有节制”地上网，并且实施较为严格和有效的控制。
城市孩子，男生Li访谈片断：
“我爸妈控制我上网可严了，平常不超过一小时，周末不超过两小时。上了闹钟的，过时间就电脑黑屏，而且要是这一次过时间了，那以后就别想玩了，除非是哪次考试考好了，当作奖励才可以接着上网。”
男生S访谈纪录片断：
问：“你爸妈管你上网吗？”
S：“也管也不管。”
问：“什么意思？”
S：“他们说适当的、有节制地上网是可以的。我平常不上网，周末可以上网，但平均不能超过三小时。”
问：“家长有什么具体的管理措施吗？”
S：“也没有，自己自觉呗。”
问：“你自制力还挺强？”
S：“也不是，有那么多作业要做，想着下周又要上课了，总还是不敢多玩的。”
在两类青少年的上网活动中，家长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只是实施时间上的监控，而谈不上对内容的控制或引导；还存在不予管理的现象。
总体而言，家长在孩子们的互联网体验中，似乎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学校的影响则较为明显。
四、讨 论
互联网并没有创造一个平等的参与空间，这从传播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来说并非新发现。知沟假说早已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造成不同人群在信息占有和使用上的鸿沟。本研究无意重复验证这一假说，而在于关注在民工子女的城市经验中，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并且，呈现这些差异存在的具体方面，并讨论怎样的对策是可能的。
（1）城市青少年比民工子女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比例高，接触频率高，使用的效率也高，这一方面显示了两个群体在互联网接近上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民工子女互联网使用进行投入、引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增加民工子女学校的电脑、网络硬件投入和校方对民工子女上网行为的教育和引导是具有可行性的对策。
由于家庭经济地位的差异，两个群体在互联网的接近程度上存在明显落差。这种社会结构性的差距问题，短期之内很难通过缩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来予以解决。但可以探寻家庭之外的力量，如增加民工子女学校的电脑硬件投入和网络建设，使民工子女可以在学校里有更多的上网机会。
更重要的是对互联网内容使用的教育和引导。城市青少年对互联网多种功能的利用程度明显高于民工子女学校学生，尤其是他们更好地发挥了互联网的学习辅助功能，在人-机关系上，也体现出更强的主动性。这种差距的存在更值得注意，也更有弥补的空间。在被调研初中生的上网活动中，影响力主要来自学校（老师）、家长和伙伴群体，总体而言，家长因素作用甚小，伙伴群体作用有限，校方和老师的影响较为明显。就家长而言，两个群体的家长都不会过多干预孩子们上网的内容，他们只是支持或反对上网并采取相应措施，谈不上对孩子们上网内容的影响。就伙伴群体而言，孩子们对于自身的上网行为是缺乏清醒认识的，对他们来说，对待互联网的本能反应是将其作为一个娱乐工具，同龄伙伴群体的取向是大体比较一致的。而学校（老师）的作用就较为明显，他们对互联网内容使用的引导与否和如何引导成为两个群体在互联网使用效果上产生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括部分民工子女对网络这种新媒体具有的畏惧和戒备心理，可能也是因为缺乏学校的正面引导所致。因此，对于民工子女学校来说，校方不应以反对或不鼓励的方式来简单应对学生的上网需求，互联网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杜绝学生们对其使用，尤其是该调查还显示民工子女比城市青少年的平均上网时间要多，在这种形势下，通过一定的学校教育手段来积极引导学生对互联网的使用，有意识地培养其利用互联网获取有益信息以促进学业、完善知识才是更切合实际的举措。
（2）从前面的分析部分，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工子女和城市青少年在互联网使用的基础条件上也有明显的差别：前者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间晚，上网的主要地点是网吧。这样产生的问题之一还是关于民工子女互联网使用的引导问题。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间较晚，这或许意味着对于民工子女学生来说，对互联网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谁来引导他们？如何引导？这直接影响到民工子女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效果。这一问题前面已经探讨过。
另一个问题是网吧这种特殊环境可能对民工子女产生影响。因此，规范网吧的管理是一个不得不重提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还是要增加对民工子女学校电脑、网络硬件的投入。
在网吧上网的问题在于：黑网吧比较乱，初中年龄阶段的民工子女在那里会受欺负或遭遇不良影响，网吧也可能成为民工子女越轨行为滋生的场所，对其社会化、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产生干扰。北京市规定网吧不得对18岁以下未成年人开放，在市中心区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本调查中的初中生去的都是北京城郊结合部的“黑网吧”。这种网吧比较乱，谈不上规范管理。本研究的深度访谈部分显示，有的民工子女在黑网吧遭遇勒索，有的在这里学会抽烟，也有被诱导参与勒索行为的。目前本研究没有接触到更多的不良事件案例，但不排除产生越轨行为或卷入集体越轨行为的可能。鉴于到网吧去的民工子女常常结伴而行，也多在网吧认识陌生朋友并逐渐发展成较为稳定的圈子，这种小群体的行为特征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基于上面的分析，建议加强对城郊结合部网吧的规范管理。同时，加大民工子女学校上网场所的建设、加强对民工子女学生互联网使用的教育和引导也是促使学生们远离黑网吧的重要力量。
（3）民工子女对网上友谊的期待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如何减轻他们的这种感受，营造一个让他们觉得稳定温暖的人际环境，是提高民工子女生存质量、使其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
本研究发现，民工子女上网聊天的第一目的是为了结交新朋友，另外的原因还包括身边没有可以信赖或是谈得来的朋友，这反映了他们的孤独感和对友谊的渴望。受访的民工子女多跟随父母迁居北京时间不长，且多数是小家庭迁移，大家族里的其他亲人多还在老家，以前的同学和玩伴也大都在老家或随父母迁移到其他城市，与以前的交往圈割断了面对面的联系是这些民工子女普遍面临的困境，且父母忙于工作难以过多陪伴他们，建立新的友谊还需要时间，这自然会带来孤独感。相较于忙于应付工作的父母而言，学校功课压力不是太大的他们如何来度过闲暇时间就是个问题，对于“陪伴”的渴望也自然地成为他们的现实需求。互联网的出现为他们打开了另一个新奇的世界，他们可以在那里去结交朋友，因此，才会出现即便他们对于网络、对于网上的陌生人心存戒备，也还是与陌生网友积极交往的现象。
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工子女面临的心理困境，对于心灵正在成长的他们来说，一个稳定亲密的人际网络是必需的。如何为人格气质尚未定型、更在没有多少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迅速经历城市化变迁的民工子女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援是必须予以考虑的。无论是政策制定层还是教育界，对于民工子女的“孤独感”这一心理体验应有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切实的对策。
五、结论及对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在既有的社会格局下来论证不同经济地位群体间“知识沟”的存在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如卜卫（2002）所指出的，莫如去关注媒介在不同经济地位群体生活体验中的意义，去看看如何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本研究尝试了解了民工子女群体和城市对应青少年群体对于互联网的体验，试图去发现互联网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虽然是对比，但显然是有所侧重的，本研究的主要关怀是作为城市弱势群体的民工子女，他们是如何使用互联网的，互联网这样一个承载“知识民主”理想的新鲜事物如何在民工子女的生活经验中发挥作用。
研究呈现了两个群体互联网使用的若干方面，显然民工子女和城市青少年的互联网接近与使用有共性，但差异和差距更为明显。我们可以尝试去缩小这一差距，或降低某些媒介使用状况可能会具有的负面后果，如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增加对民工子女学校电脑硬件设备和网络建设的投入，以及通过学校和老师有意识的引导来帮助民工子女更好地利用互联网为自身发展服务，加强对城郊结合部网吧的管理，防止其成为民工子女越轨社会行为滋生的土壤。同时，民工子女在互联网使用上所反映出来的某些心理需求更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帮助他们排解孤独感，减弱身份区隔意识，营造稳定亲密的人际网络，使他们在完成物理迁移的同时也实现与城市的心理融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本研究的缺憾在于由于篇幅有限，未能呈现更多定性研究的深层次发现；另外，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对父母群体进行直接的分析，对教师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因此，在解释父母和学校/教师对于两个群体互联网信息沟产生的影响上，还只能提出初步的假设，有待验证。
【注释】
(1)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博士。
(2) 本文为2007年度中直专项委托项目“农民工子女与城市青少年群体的网络媒介使用状况对比分析——以北京市为例”成果之一。
(3) （美）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7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http：//www.cnnic.cn/ uploadfiles/pdf/2008/4/25/172050.pdf。
(5)（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著，《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6)彭远春：《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硕士论文，2005年。
(7)陶建杰：《民工的媒介接触状况及评价——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新闻大学》，2003年冬季期；汤晓羽：《大众传播媒介与城市农民工》，硕士论文，2005年。
(8)陈红梅：《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以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道为例》，《新闻大学》，2004年春季期。韩燕：《媒体对‘农民工议题’的建构方式及趋势》，《当代传播》，2006年第2期。万艳霞：《都市报离农民工有多远——〈兰州晚报〉农民工报道分析》，《青年记者》，2006年第4期。
(9)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10)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卫夙瑾：《大众传媒与农民话语权——从农民工‘跳楼秀’说起》，《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杨敦显：《媒介传播和农民工利益表达》，《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11)张瑞倩、孙阳：《从媒介接触透视民工子女的城市生活》，《当代青年研究》，2005年第9期。
(12)Nancy E.W illard. A brie fing for educators：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communities and youth risk.http：//www.cyberbully.org/docs/youthriskonlinealert.pdf.，2006.
(13)David Finkelhor，Kimberly M itchell，＆Janis Wolak. Highlights of the youth internet safety survey.O JJD P（O f f iceo 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Fact Sheet，2001，No.3.Dick Thornburgh＆Herbert S.Lin.（eds.），Youth，Pornog raphy，and the Internet.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2002.
(14)Beth Pellettieri.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im portant sources of sexual health information for youth.Advocates for Youth，November.2004.
(15)Ybarra M ichele L.，A lexander Chery，＆M itchell Kimberly J.Depressive symp tomatology，youth Internet use，and online interactions：A national survey. Journalo f Adolescent Health，2005，Vol.36，No.1.
(16)“《中国12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发布”，请参见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it/1067/2094103.htm l.）
(17)朱彩萍：《兰州市青少年学生接触和利用网络信息情况的调查》，《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8)张红萍：《中学生上网情况的调查研究》，硕士论文，2004年。
(19)孔祥智、顾洪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子女教育问题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12期。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调查显示：2004年北京市共有农民工（不含北京市各郊区县的农民，下同）286. 5万人，在外来人口中占66. 2%，比1999年增长90. 4%，平均每年递增13. 7%。请参见北京市统计信息网（http：//www.bjstats.gov.cn/rdht/bxgz/200606/ t20060609＿43926.htm.）。
(20)“关注流动儿童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请参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 blog/blog/tx t/2007-01/19/content＿7682953.htm.）。
(21)本研究尤为关注青少年在网上的社会交往状况，鉴于网络聊天是这一内容的较好体现，在深度访谈部分，较为重视对网络聊天相关情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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