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外的渠道选择与本土化实践

第一章　政策下乡：体制内外的渠道选择与本土化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实践证明，中国的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在中国农业人口基数大，国土面积广的基本国情下，正是各项国家政策将位于国家治理两极的政府和农民联系起来。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对于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生存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作为国家、政党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活动计划和行为准则，只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特别是‘政策下乡’才进入农村社会生活中，成为影响农民日常生活和命运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而又散漫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1]通过政策下乡的方式，原本自由散漫的农民被集中统一于一个权力中心周围。同时，政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两者构成了一个循环互动系统。

国家的各项政策从宏观上决定了农村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是政策要真正起到作用还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传播和落实。“政治合法性是政治认同的产物，而信息传播是政治认同产生的必要条件。”^[2]因此，对有关农村政策传播进行研究可以使有关涉农政策的信息得到更加有效的传播，从而为政策的落实和新农村的建设奠定基础。

涉农政策传播关系到各项对农政策的有效落实及新农村建设进程。但是长久以来，这个领域却未进入到学界的视野当中。有关农村政策传播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得到学界关注的，总的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向：一是不同类型的涉农政策信息传播渠道的传播效果^[3]；二是国家涉农政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法^[4]；三是乡村治理中信息传播的影响、作用和模式的变迁^[5]。

在已有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信息存在缺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农村受众的流动，意见领袖的缺位，媒体功能的缺席以及政府的科层性”，为此必须建立以农民为核心的受众群的传播机制，以及完善的信息反馈、调节机制^[6]。对于信息传播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联系，有学者指出，“在‘乡政村治’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会议系统已经在乡村的政治传播中失去效用，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广播和电视”。因此，“电视下乡已经成为现今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对于乡村基础的治理并不一定是正面作用”。^[7]

对于目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以政府科层体制为基础的组织传播和以“半熟人社会”为背景的人际传播构成了农民了解国家涉农政策信息的媒介环境。那么，这三种传播方式对农民的接近性如何？哪种传播途径在与城市信息环境大不相同的农村更为有效？三个传播链条在政策上通下达的过程中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并形成农村复杂的政策传播环境的？农民对国家涉农政策信息认知状况与态度又是怎样的？有着什么样的需求？为了准确了解和准备把握上述问题，我们于2009年9月——2010年3月在江苏省J市进行了国家涉农政策的传播现状与传播渠道的实证研究。

J市位于江苏省中部，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人类从事各项农业生产活动。1994年7月，J市撤县建市，是为县级市，境内地势平坦，河湖交织，通扬运河横穿东西，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328国道，宁通一级公路，京沪高速和宁启铁路在境内交汇，水陆空交通均较为发达，素有“江淮孔道”、“苏北门户”之称。在经济实力方面，J市连续八届被评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入选“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

如果将J市所处的苏中地区置于江苏省的整体情况来看，则它恰好处于苏南（苏、锡、常）地区和苏北地区的中间层次。以社会转型的进程而言，苏南地区的农村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走上了基本富裕的道路，农村的脱胎换骨也已经平稳地得到实现。而苏北地区农村则仍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虽然最近几年也在赶超式的发展之中。但苏中地区的农村，则恰好符合普遍意义上的转型期的农村型态。一方面，农村因为工业化和土地置换问题正隐藏着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农村社会秩序处于失范或重构之中。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乡村治理能力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村民自治选举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出现了反向效果，亦即行动上的“形式化”和社会心理上的失望。因此，以J市农村地区为对象的涉农政策传播效果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主题为“对农政策传播现状与需求”的调查问卷的设计包括六个部分：基础信息，主要涉及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基本问题；当地农民的媒介使用情况以及农民对新闻媒体的看法和态度；农民了解涉农政策传播的主要途径；以村民自治政策中的村民选举为个案进行研究；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为个案进行研究；当地的基层干群关系等。问卷调查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依照J市的人口统计数据，在J市12个乡镇中抽取了D镇、P镇、Y镇、H镇、S镇、G镇、Z镇、F镇、X镇、W镇共计10个乡镇进行了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2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4％。问卷数据统计是经编码后采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有效的221份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男性比例稍稍高于女性的比例，但是总体上来说男女比例比较均衡，分别为57％和43％，这比较符合此次以政策传播为主题的问卷调查男性更有兴趣填答的现实。但是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36～65岁之间，而其中又以56～65岁之间的样本比例最高，为22.2％，36～45岁的次之，为20.8％，两个年龄段的样本比例高达43％。这也符合当今农村社会的打工潮景观。大量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在农村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打工潮的兴起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向城市，打工也成了很多农民的职业。在此次调查中，被调查者的职业为“打工”的比例居所有职业之首，为37.1％，其次是“个体经营”，为22.6％，而纯务农人口只有15.4％，这与当地农村的经济格局类同，绝大部分的农民已经不靠土地吃饭了，57％的农民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由于当地的乡镇企业发展比较迅速，因此，很多农民选择了就近务工。但是，“打工者”仍然是所有职业比例中最高的。这一现象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新鲜事物和新的理念，这必然会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以及政策的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小学，分别为41.2％和31.7％，高中和大专的极少，两者加起来的比例也不过27.2％。在进村访谈的时候，留守村民文化程度偏低也是调查员的一个明显感受，由于中青年劳动大都外出打工，留守在农村家中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在访谈过程中，很多访谈无法深入下去就是因为被访对象的文化程度太低，即使他们很热情。不仅是调查员有这个感受，在对村干部或者村能人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他们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当然，由于国家在农村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现如今农民的文化程度已经较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但与城市人口相比，还是处于偏低的状态。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我们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以J市的10个乡镇为调查地点，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对上述乡镇中的部分村干部、村能人及普通村民进行了访谈。研究内容涉及村民对于国家对农政策的接触途径；村民对政策的认知、解读、态度；乡村社会政策传播过程中不同渠道的传播效果与存在问题等。这些访谈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农村政策传播的现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