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于政策信息的接触渠道

一、农民对于政策信息的接触渠道、态度及需求

对农民日常的政策信息接触行为进行了解是准确把握涉农政策传播过程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对当地农民的政策信息接触行为和渠道、对现有主要政策信息的认知和评价，以及对现有传播手段的态度进行了调查，以期能够从中发现涉农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同传播方式及行为的影响与互动关系。

在了解农民接受政策信息渠道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的日常媒介接触情况进行一番调查。农民的媒介接触情况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政策信息接收渠道。由于J市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因此，这里的农户家庭绝大部分都安装了有线电视（95.9％），有些村民还安装了数字电视，他们对电视媒介的接触程度比较高，81％的村民都是经常看电视，18.1％的村民是偶尔会看，只有0.9％的人选择了基本不看电视。

而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村喇叭在如今农村已经基本看不到踪影了，只有10.9％的村民指出他们所在的村还有村喇叭。通过深度访谈我们了解到，村广播之所以退出了村民生活原因主要是设备维护经费的欠缺问题。不仅有线广播在农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无线广播亦是如此，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家里还有收音机的农民只有24.9％。

经常看报纸和经常看书的农民比例分别为35.3％和29％，对比经常看电视的农民的比例，可以窥见出电视媒介的出现对农民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与改变。而网络这一新媒体对于当地村民还是比较陌生的，64.3％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而在少数的上网群体中，通过网络来了解政策信息的只有27.8％，他们上网的目的主要是休闲娱乐（87.3％）、浏览新闻（75.9％）以及与他人联系（57％），这样看来，网络对于当地农民更多的是扮演一种娱乐工具的角色。另一种新媒体——手机在村民中的普及率较高，使用手机的村民占到了77.8％，大部分使用手机的目的都是接打电话、收发短信。除此之外，使用手机进行休闲娱乐的也占了一定比例。

总之，电视在农村的普及决定了电视媒介是农民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当然农民们的日常媒介接触情况并不能够代表其政策信息接收渠道，除了大众传媒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渠道。

如表1-1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与上述农民日常媒介接触习惯一致，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媒成为农民了解国家政策最主要的渠道。其中超过一半的人（65.2％）认为他们是通过广播电视知晓国家的对农政策的。其次是报纸杂志，比例为21.3％。亲朋友邻也是农民了解政策信息的重要渠道，比例为19.9％。同时，作为新兴媒体的互联网在农民接触政策信息的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占比例为13.1％。而传统的政策传播渠道，如村委会和村干部、宣传栏和公告、标语口号、宣传单等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分别为6.8％，1.4％，2.3％和3.2％，甚至远远低于后起的互联网。

表1-1　关于农民接触到的国家涉农政策信息传播渠道的统计　　（单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手段在涉农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效用，新兴的网络媒体在农村市场中的份额也不可小觑。而传统的政策信息传播方式，如村委会和村干部、宣传栏和公告、标语口号、宣传单等发挥的作用则日渐萎缩。

另外，通过表1-1所显示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村民将作为基层组织代表的基层干部当做自己了解信息渠道的比例很低，只有6.8％。因此，调查数据显示出的大部分村民认为基层干部在政策传播过程中几乎无为的状态也不足为奇了。对于基层干部传播政策信息过程中可能使用到的各种方式，在农民的认知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正如表1-2统计数据所示，由于受到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农民没有接触到基层组织通过互联网和镇广播电视站来传播政策信息的状况是可以理解，两者的比例分别达88.7％和79.2％。但是诸如会议、入户讲解、宣传单、村务公开栏以及宣传栏、标语口号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传播方式也很少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如37.6％的人认为村里没有通过开会传播过政策信息，53.4％的人认为没有接触到基层干部上门入户进行信息的讲解和动员，52.5％的人没有接触过政策信息的宣传单。同时，作为村务公开重要手段的村务公开栏也有45.7％的人选择了没有。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大众媒介的强势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之外，税费改革之后，基层组织权威性的衰落以及J市当地村村合并的过程也加剧了农村生活状况的原子化，而以集体性为特点的组织传播方式无可避免地日趋式微了。自然而然地，基层组织对国家涉农政策信息的传播是无法满足村民在这方面的需求。

表1-2　关于村民所接触的基层组织宣传国家涉农政策渠道的统计

图1-1　有关基层组织对国家涉农政策的宣传能否满足村民需求的统计

如图1-1所示，村民认为单纯依靠基层组织的传播便可以完全满足自己对政策信息需要的比例为零，11.8％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32.1％的人认为一般，持中立态度。其余的53.1％的人即超过一半的被调查村民则认为他们在政策信息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状况与我们前文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基层组织的政策传播是不能满足农民在这方面的信息需求的，这也是基层组织权威性衰落的一个有力证据。

由以上数据显示的结果来看，很多农民对基层干部在对农政策传播方面的工作是不太认可的。正如图1-2统计数据所显示，当问及农民对于当地基层干部的对农政策传播工作的评价时，只有0.5％的人认为“很好”，11.8％的人认为“比较好”，从各个选项的比例来看，认为“一般”的比例最高，为34.8％，认为基层干部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和“很不好”的比例分别为19％和33.9％，但是选择这两项的比例总和达到了52.9％，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对基层干部的对农政策传播工作是不满意的。结合图1-1的数据来看，基层组织在政策信息传播方面不能满足大部分村民的需求，这也必将导致村民对基层组织涉农政策信息传播工作的不满。

图1-2　关于村民对基层组织涉农政策信息传播工作的评价统计

虽然农民对基层干部在政策传播方面工作的评价不高，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如寻求信息的主动性不足，表现在信息的传播与收集方面便是不能充分利用不同种类的媒介收集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同时，虽然村务公开的工作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但是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农民很少会主动到村委会了解村务公开栏上的信息。根据我们调查过程中走访乡村的体验，墙体标语口号、横幅等也是很常见的。在问卷调查的时候，很多被访人员第一次被问及是否看到过相关的标语、口号、横幅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没有，但是经调查员提醒，很多人才回想起来。这可能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习惯有关。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民表示，觉得这些标语口号之类的跟自己没有关系，看到的时候也没有仔细思考，看过之后就忘记了。以致很多农民（41.6％）认为他们没有了解相关政策信息的相关渠道，虽然持反对观点的比例稍高（44.3％），其余则选择了说不清（14.1％），这也说明了农民的媒介使用习惯，尤其是主动寻求信息的能力亟需得到培养。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基层政策信息传播过程的不顺畅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表1-3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对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意见主要是：渠道比较单一（64.7％）、基层干部在实施政策的时候总是不考虑实际情况照搬上级要求的方式（65.2％）、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缺乏与群众的有效沟通（79.6％）、为了应付检查而突击宣传搞形式主义（68.8％）。可见，J市的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方面，不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有效地进行政策信息传播的工作；另一方面，缺乏与村民的有效交流和沟通，对村民的切实需求不够了解，从而导致在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建立多样化、全方位的立体传播网络方面的不作为。

表1-3　有关村民对政策信息传播的意见统计

综合前文的统计数据与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村民对基层组织在国家涉农政策传播方面的总体态度是不满的，但是通过访谈发现，村民有关中央政权的态度与他们有关基层政权的态度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即农民对以中央政权为表征的国家是十分认同的，他们认为国家制定的各项涉农政策都是好的，不满的则是政策信息的传播及实施过程。

图1-3的调查统计数据则能够显示出，在农民的认知体系中，对国家政策的认同感是十分强烈的。绝大多数农民（88.2％）倾向于认为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好的，问题存在于政策的传播与实施过程。从表面上来看，村民的这种意见针对的是基层组织对国家政策的实施不到位的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应该归结为村民对基层政权的不信任。中国政府组织采用的科层制一方面可以凭借政治权威保证高层信息的下达，但由于从中央政权到基层政权之间有不同级别的政府组织，信息在传达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变异。最明显的一个例证便是不同层级的组织根据其自身利益对中央政策的“变通”，符合自身利益的便全面传达贯彻，将有悖于自身利益的政策信息予以淡化处理，甚至隐瞒。而当今大众媒介的全面覆盖使得农民可以时地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一旦基层组织对政策的传达与农村从大众媒介上了解的有出入，便会激起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不满和怨恨，继而加剧对基层组织的不信任感。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政策信息的有效传播对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图1-3　关于村民是否赞同“国家的政策都是好的，就是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说法的统计

总之，通过对农民的政策信息接触渠道、行为及态度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互联网成为农民了解国家政策最主要的三种渠道，而作为连接国家宏观政策与政策直接受众的基层干部，在政策信息传播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到位，致使农民对基层干部的工作表现出一定的不满情绪。同时，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与经济条件的局限性，J市也应当加强培养农民有效的媒介使用习惯，使他们成为主动的受众，提高政策信息的传播与实施效果。

另外，裹挟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对农村发展情况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的需求是国家制定各项涉农政策最重要的依据。因此，重视农民在政策方面的切实需求是有效顺畅政策信息并有效实施政策的基点。根据图1-4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社会保障问题是农民目前最关心的问题（85.1％），且远远高于其他方面的需求，其次分别为增产增收问题（51.6％），就业与收入问题（33.5％）、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问题（32.1％）、农村文化娱乐问题（27.6％）、村委会选举问题（21.3％）、农村义务教育问题（19.5％）、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17.6％）、农村的法治教育问题（17.2％）、其他问题（6.3％）。可见，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最为关切的问题是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收入问题与基层自治的问题。因此，出台相关方面的惠农政策，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完善基层村民自治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燃眉之急。

而政策是国家建构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将原本松散的人们组织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政府出台的政策可谓数不胜数。要详细了解每一项涉农政策传播的情况是不现实的，为此，我们在对农民政策信息接触的渠道、行为及态度有了一个综合了解的基础之上，意欲通过选取当前我国农村具有代表性的村民自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两个分别关系到农民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涉农政策进行专门的个案调查分析，以期能够窥见国家政策信息在农村社会传播的全貌。

图1-4　关于村民认为政府应当针对哪些农村问题出台惠农政策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