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传播中农民认知结构及其行为方式

一、农业科技传播中农民认知结构及其行为方式

认知，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理解的心理活动和结果，包括认识与理解的过程和结果两种含义；而行为包括实施行为的动作和结果两个方面。认知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其直接涉及个体如何主动创造自己行为的框架。班杜拉提出了“三方互惠决定论”，认为行为、认知和环境三者之间构成动态的交互决定关系。一方面人们的所思所想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构反过来又部分决定其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环境作为行为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行为的方向和强度，但行为也改变环境从而适应人的需要。^[6]由此可知，认知、行为、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认知行为的改变也就包括多个层次：知识改变、态度改变、个人行为改变、群体行为改变。

在乡村社会中，农民始终处在社会发展的底层，也同样是社会信息传播的弱势群体，一方面受社会主流话语群体所包围，在外部干预下被迫建构新的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他者话语群的围困中坚守以及重塑属于自身的话语体系。在双重话语体系的影响下不断建构自身的认知结构，并进一步指导他的行为。这突出表现在乡村农业科技传播传播中农民认知结构的形成及其行为方式的改变。

1.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经验与农业新技术

从农民各种生产行为形成的历史来看，农民的认知行为是在长期经验中逐渐形成的，他们不断增长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其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所获得的经验。长期的经验积累所形成的认知结构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7]并且隐性知识为农民认知结构的主要部分。这种隐性知识主要是指在长期生产中通过观察学习及亲历学习所获得的经验、知识以及技术积累，并经过农民的验证、认可，内化为农民的内在认知结构和生产生活习惯。

因此，在调查农民对于农业新技术的看法时，如图4-1统计数据显示，有39.1％的农民认为“种养靠的是经验，用不用新技术无所谓”，即在传统经验与新技术之间，农民更倾向于传统内化在心中的传统经验，而不是报纸、小册子上介绍的新技术。当然我们也不可否定经验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尤其是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强的农业生产，农民更需要借助传统经验来预防或者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在对农民的访谈中，不少农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种田还是主要靠经验。村里虽然有那些书、资料，但农村人识字的人少，不会去看。种地的人，有经验，到地里一看，有虫，就要治虫了。”^[8]

“田里有虫，自己去看，看别人治虫就也去看看自己家要不要治。”^[9]

“种菜觉得自己不要专门的培训。（自己认为）农业大学毕业的也没有他会种。已经种地20多年了，今年40岁，十几岁就开始种菜了，种大棚也已经20多年了。打水、打肥、打药，都要亲自给当地农民给予经验指导。”^[10]

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农民对农业新技术存在模糊化认知，大部分农民受限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只是靠祖辈言传身教来获得农业技术，遵从先辈的经验，并且大家都这么做，他也这么做，形成了所谓的思维定势。

当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今天，也有不少农民对农业新技术有了一定的认知，认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需要依靠农业新技术，发挥农业新技术的先进生产力作用，这就为农业新技术的传播与推广奠定了基础。如图4-1统计数据显示，有54.2％的农民不同意“种养靠的是经验，用不用新技术无所谓”

图4-1　农民对农业新技术认知状况的统计

这一说法，也即超过一半的农民表示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中还是需要新技术，需要各类技术人员的指导来解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新问题。同时有38.7％的农民表示农业活动还是需要花费一定的心思，这里所说的“心思”对农民来说就是需要进行各种投入，包括资金、技术的投入。

而农业新技术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对农民来说能够发挥什么效应。如图4-2统计结果显示，57.6％的农民认为使用新种（苗）可以获得较高的农业效益，49.6％的农民认为使用新的技术可以节约人力。不论是农业效益的提高，还是劳动力的节约，在当前的农村社会显得较为重要，特别是打工潮下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外流，留守在家的大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使用农业新技术可以缓解农村劳动力外流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同时还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益。

图4-2　农民对农业新技术功能认知的统计

其实，不论是传统的经验，还是当前被农民所认可的各项农业新技术，都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技术来源，在此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哪一种更为先进或者更顺应时代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切合农民的实际需求，能够指导农民解决生产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

2.农业科技认知行为的外部干预及其缺位

为加速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促进农民对农业科技认知行为的发展，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传播者通过各种方式对农民的认知行为进行干预。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主办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慢慢兴起，并逐渐形成体系，成为推广工作的主体。新中国建立之后，逐步形成了农业技术推广制度，并在1979年着手全面改革，从县一级开始，把原来分散独立的县农科所、农技推广、植保、土肥等专业站和农业技术学校结合起来，成为实验示范、培训、推广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乡一级重建于县“中心”业务相一致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在县以上设立了从中央、省到地区（市）的农业技术推广管理机构，组成了现今的由政府领导、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从中央到县、乡的农业技术推广新体系。^[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地、县、乡多层次、多功能体系，在传递服务这一传统模式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农业推广的优化模式：项目辐射型、技术承包型、技物结合型、技术转让型、实体服务型、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型、公司加农户型、民间组织加农户型等。^[12]

在国家要求推进以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为重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J市也加紧农村科技传播服务体系的建设，逐步形成了多种信息传播模式，培育了多层级的农村科技传播主体，一是隶属于政府管理的科技研发与科技教育部门，如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二是挂靠在政府部门，具有半官方、半社会性质的学术团体，如各种协会等；三是社会化的大众传播机构，如电视、广播等。多层级的传播主体的形成，从不同的层级、不同的传播模式来进行农业科技的传播，对农民的认知行为进行干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对农业科技认知的发展，提供了农民的科技素养。

农民对农业科技认知的提升一方面来自于自身主动的学习；另一方面还来自于外部条件的干预。这种干预既可以满足部分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又是国家实施“三农”服务的战略任务。如农业技术培训，作为农民认知行为外部干预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政府在农村重要的推进工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意在通过专家及学者的讲授示范来解决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农民利用农业科技的能力和水平。如图4-3统计结果显示，只有23.7％的农民表示村里有农业技术培训（如种田、养殖、果蔬种植等）。由于我们所调查地区主要是以养殖和花木培训为主，迎合了当地农民对养殖技术和花木技术的需求。因此，在当前农村是否有农业技术培训的统计的实际比例比这要小。

图4-3　关于村里是否有农业技术培训的统计

然而，在此次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少农民对于农业技术培训有着积极的评价，较为认可以前在农村所开展的农业技术培训，并且认为平时还可以同村里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人相互交流种养经验。这在当前农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打破了以往集体劳作以及大锅饭的状态，逐步成为小户、散户的状态，这样的农业技术培训越来越少。如在访谈有人提到：

“农田分到户，家家有‘干部’。一般都是自家负责自家。”^[13]

“过去到了种菜的季节，都会开现场会，现场指导种菜，村干部全部参加，种菜的一整套都讲授。全部乡镇干部集中起来，到地头，有农技站的技术员现场讲解，怎么种，种子怎么处理，都有讲解。这些都是过去，现在不了。”^[14]

不仅上述培训机会越来越少，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技术员、农民与农民在公共场合进行沟通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很多农民渴望这种交流的机会和空间，也即发挥人际传播的优势，一对一或者多对多，并在交流中实时地反馈。而且在农业技术培训过程中有了农业技术专家的参与，由于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从大众媒介或者更高层级的专家那获取农业科技专业知识，则可以为农民传递丰富、可靠、专业的知识，在农民群体中拥有一定的权威，并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从而使得这种公共场域的交流与讨论有个更高的技术含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除了在农村开展农业技术培训、科技下乡等活动，政府相关部门重视对当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央“1号文件”多次明确指出，要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训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在这一理念指导下J市相关部门也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了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从图4-4调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民对于职业技能培训有着积极的认知和评价。如有77％的农民认为现在种田的人少了，需要很多职业技能培训。这种反映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需要。当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真正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逐渐减少，部分农民开始转向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也就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调查走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大约45.2％的农民在工厂或者企业务工，农民不再是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形象，而是成为了工厂或者企业的员工。为适应或满足企业的发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迫切需要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来改善自己，提高在工作中的技能水平，更好地从事相应的工作。另外，从图4-4中我们还看到有50％的农民认为职业技能培训让因各种原因失业的农民重返工作岗位。农民开始认识到职业技能在工作竞争中的重要性，用农民的话就是“现在没有技术是不行的”。这也就为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动力，从而可以有效地提高职业技能在改善农民就业状况中发挥的效果。也有81％的农民认为学些务工技能，可以拓宽致富门路，这也就将务工技能与发家致富相结合起来，反映出农民期望通过一定的技能培训来提高自身的收入，改善自身的生活质量。从农民的反馈可以看出，对于职业技能培训这一外部干预形式，得到了大部分农民的认可，农民期望通过各类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好地适应职业的发展，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拓宽致富门路。

图4-4　农民对职业技能培训认知评价的统计

总之，在新形势下部分农民希望相关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活动，反映了农民对于新技术认知的觉醒，农民逐步意识到新技术对他们自身的重要性，他们也期望通过各类形式的技术培训等外部干预来提升自己，改善自己的认知结构，提高自己的决策力、行动力，实现发家致富的愿望。不过，虽然少部分农民期望政府部门通过各类形式来进行一定的外部干预，促进自身对农业科技认知行为的发展，但实际的调查结果也反映出，大部分农民并不认可行政性过强的农业科技传播活动，用农民的话则是“不感兴趣”或者“搞形式”等，这种硬性的外部干预并不为农民所接受或欢迎。如在获知村里有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见图4-5），5.7％的农民认为自己的种养经验比老师培训内容好用，可见少部分农民更认可传统经验。一位种植大户也这样讲到：

图4-5　农民对农业技术培训的认知与评价

“技术上完全靠我的经验，知道村里有种蔬菜和水稻的培训，但是从不去听。种蔬菜，自己的经验很有用，种出来的菜自己到菜市场去找小贩子和超市，也很受欢迎。不需要看书学技术，也不需要参加培训。种水稻也不愿去听专家的培训，那些专家的培训只是说理论，实践中成本很高，只要平时精心打理，水稻产量稍高点就行了，不愿花太多成本。”^[15]

我们可从两方面来解读这一种植大户的观点，其一，部分农民比较青睐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体现出部分农民传统的小农思想比较重。受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所塑造的小农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代的农民，造就了大部分的农民封闭保守、安于现状、小福即安的思想，也就无意通过各种主动的寻求变化来改善当前的状况，对于农业科技则表示出了一定的冷漠性，这就影响了对其进一步的认知及学习。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当前所开展的农业技术培训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或者说所培训的内容脱离了农民的生产实际，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本过高，使得部分农民走向了传统经验而不是采用实用性较低的农业新技术。

此次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也有25.7％的农民认为“村里组织的农业技术培训都是应付上级政府的形式”，从而使得农业技术培训带有了形式主义、政绩工程的形象。这种认知和评价也就掩盖了农业科技传播服务活动为农民提供最新的、最实用的科技信息和技术的真实目的，使得部分农民开始不理解甚至排斥各类农业科技传播活动，这也就挫伤了农民参与科技传播服务活动的积极性，并影响到农民对于农业科技信息的获取、使用及自身科技素养的提高。

3.农民在农业科技传播中观望与模仿

只有将农业科技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才能发挥出农业科技在节约人力、提高生产效益以及拓宽致富门路方面的作用。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部分农民会把通过各种渠道所获得的农业科技运用到生产实践中。

从图4-6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收看电视农业科技节目的农民中，只有11.4％的农民表示会经常尝试使用电视上所讲述的农业新技术，也即将从电视上所获取的农业新技术运用到自己的生产实践中。不过，也有49％的农民会偶尔模仿电视中所传播的农业科技。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只有部分农民能将通过大众媒介等渠道获取的农业新技术应用到自己的实践，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这种转化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解决在生产中所遇到的技术问题，节约了人力、物力，提高了农业效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新农村社会的建设。

图4-6　电视中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使用状况的统计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不会将从电视等媒体上获取的农业科技进行转化与应用，持这一观点人占有39.6％。这在访谈中也有人提到：

“平时不怎么看农业科技节目，看了不起作用了。种地，就这么多事情，要做什么都知道，不需要看，知道J市台的农民电视课堂，碰到就看看，不会刻意去看。本来电视上农业科技节目就少，看了也不一定用得上。村里的农家书屋里的书看得也少，几乎不看，看了也没有什么作用。”^[16]

这意味着虽然农民会收看一些农业科技节目，这种收看或许更多的是在打发时间，对于农业新技术仅停留在接收的阶段，并没有真正“接受”，甚至进一步的使用，农民对于农业新技术的认知与行动并没有完全实现。

另外，对于政府主导下农业科技传播服务活动所推广、传播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农民将其运用到生产实践中的概率也是比较少的。如农业示范园区的建立，一方面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最大程度地运用新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另一个方面被征去土地的农民可以在此打工、学习新的种养技术，这就为农民自身农业科技素质的提高以及农业科技的使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在调查中却发现仅有极少部分的农民表示会经常使用从农业示范园区学到的种养技术，大多数的农民表示不会。农民不善于或不愿意将学到的农业新技术进行实际的转化与应用，必然影响了农业科技传播的效果。

事实上，作为从事小规模生产、独立经营的农户，在面对一项新的种养技术时，农户是否采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往往会进行少部分的实验，在有把握之后才会在自己的生产中使用新技术。

如图4-7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有58.2％的农民在使用农业新技术之前会先看看别人用得好不好，好的话再用。即有一半的农民在使用农业新技术面前不敢冒风险，不敢承担新技术使用带来的风险与成本。同时也有31.5％的农民表示使用新技术成本高，不划算；36.1％的农民认为自身的经济水平有限，不敢尝试新技术。其中也有38.7％的农民表示会跟风，“别人怎么种养，我也怎么种养”。在与农民的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这样的状况：

“村里人一般都是自己下田看，看到有虫，就去买药，其他农户看到有人治虫，就也跟着用药。”^[17]

“新种子推广，在农村很少有人试用。有人用了，我们会去模仿。”^[18]

图4-7　农民使用与转化农业科技成果状况的统计

由此可以看出，在农业新技术面前，部分农民往往不敢冒风险尝试使用，而是学习和模仿他人使用新技术的成效如何，这体现出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风险规避行为。部分农民更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受限于自身“小农”心理及本身的经济条件，农民一旦进行农业上的各种投资，就想得到立竿见影的回报。而各种农业技术的投入更多的是见效慢、风险大、成本高的投入。这对于部分农民来说是一个挑战。在挑战面前部分农民选择了风险回避，表示出了对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作用发挥的担忧。他们期望把使用新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以及成本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从而达到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选择农业新技术方面，一些农户，尤其是那些经营规模较小、对于风险的承担能力较弱的农民往往会规避风险，持一种观望后再使用的态度。只有那些从事规模经营、敢于承担风险的农民则往往会敢于使用新技术，充分发挥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用。

综上，乡村社会中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认知行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基于农民实际需求的外部干预，则为农民所认可和接收，并有利于促进农民对农业科技认知行为的发展；而相反，如果忽视了农民的实际需求，所提供的内容不切实际，则这种外部干预也即演变为形式主义、政绩工程的代名词，从而也就不利于提高农民对农业科技认知行为的发展。在对农业科技认知基础上农民所采取的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农业生产中的观望与模仿，这受限于农民传统的小农思想及文化水平、经济能力。当然基于他人体验后的农业新技术虽然一方面可以降低使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也延缓了农业新技术在农村的利用效率，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