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关系辨析

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关系辨析

陈作平

在新闻理论当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范畴。一个是新闻信息的本质特征,另一个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功能。表面上看,这两个研究范畴似乎并不搭界,实际上,其中的关系非同寻常,将二者的关系辨析清楚对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将新闻信息的本质特征称之为“新闻理念”,将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功能称之为“媒介功能”,那么,新闻理念就成为新闻信息能够成其为自身的条件,它包括真实性、新鲜性和公开性这样一些基本内涵。媒介功能就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目的和效果,它指向新闻传播活动与外部世界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价值判断的主体或参照系不同,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内容也就不同,新闻传播活动可以用来维护政权、进行革命斗争、满足大众信息消费需要、促进经济发展、传承文化、监督社会运行、获取商业利润等等。

由于新闻理念是对新闻信息本质属性的规定,所以它指向新闻传播活动的内部,是内省的、自查的;而媒介功能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效用,它指向新闻传播活动的外部,是外在的,带有目的性的。但是,就新闻传播活动的指导思想而言,新闻理念和媒介功能具有形式方面的相同性。新闻理念作为新闻信息的必要条件,对新闻传播活动形成了一种规定和命令,一切新闻传播活动都必须保证新闻信息的真实性、新鲜性和公开性;媒介功能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目的和归宿,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指导思想的地位,也同样处于一种命令状态。一个是对新闻传播活动本身的规定,另一个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价值取向,于是,新闻理念和媒介功能都带有命令色彩。但是我们必须对其中的不同加以区别:新闻理念涉及的是新闻信息以及新闻传播活动能否成其为自身的问题,是必然判断,古今中外一切新闻传播活动都必须遵守新闻理念;媒介功能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因价值判断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是或然判断。一个指向事物本身,一个指向外部效果,坚持新闻理念就是坚持自身的合法性,坚持媒介功能就是坚持自己的目的性。这种区分对新闻理论研究来说非常重要。

关于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的本质性关系,我们可以形成以下判断:

一、新闻理念决定了新闻传播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

对新闻实践活动来说,新闻信息的基本特征决定新闻传播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介入性。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之间首先是一种紧密联系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说“参差多态乃世界本源”。在现实世界中,事物之间存在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而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世界复杂的联系结构。如果我们确定好某一价值目标,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就体现在不同事物距离同一价值目标有时可以相通,但是接近程度或距离却是不相等的。比如,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职业,距离“财富”这一价值目标最近的是商人、资本家,其他社会职业者虽然也可以取得金钱,但是远不如他们来得多,来得快;又比如距离“知名度”这一价值目标,离它最近的是歌星、影星、节目主持人等,这些人天天和大众传媒打交道,在公开场合露面,其出名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职业;再比如,距离“知识”这一价值目标最近的应该是学者、科学家、教师等职业,因为知识分子是搞科研、做学问的人,他们天天和知识打交道;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果我们把价值目标锁定为“为现实服务”或者“参与现实”,那么和哲学、美学、文学、历史、艺术、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学科或领域相比,新闻学所研究的对象——新闻事业对现实具有强烈的干预性和影响力。新闻事业之所以和现实有非同寻常的价值联系,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新闻理念本身。新闻媒体所报道的是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真实事实,真实性、新鲜性和公开性决定了新闻报道必然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性,必然形成明显的媒介功能。我们可以从新闻理念的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三个方面逐一加以分析。

真实性:真实性使人们获得了与世界上发生的其他事物同在的明确意识,并使自己和媒体所报道的事物处于一种实在的关联之中,这与文学艺术的虚构事实具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文学艺术虽然也有现实主义倾向和社会意识形态色彩,但由于文本的接收者事先知道作品是一种虚构,并非是与现实一一对位,只能是间接地对现实进行折射,文本的接收者会将自我排除在真实世界的结构之外,主要是以审美、游戏等心态参与文本对话。即使出现了愤怒、恐惧等情绪,最终也会随着阅读行为的结束,从文本的虚构性中又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哪怕是最为投入的阅读也不例外。这有点类似于梦醒之后的感觉。而真实的新闻报道则不然,新闻报道是受众有了解周围世界真实变化的强烈需要,但是由于自身局限无法自行拓展眼界,从而委托新闻媒体这一中介机构代为打听,真实性作为委托双方的契约维系着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与合作。受众在接收新闻报道文本时将其视为真实存在,就像自己亲眼所见一样,并获得强烈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与亲眼所见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它是通过文本来完成的,它与人际传播中的口信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差别。(比如对“非典”报道所产生的恐惧体验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信息交流体验基本是一致的。)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会直接影响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判断,进而会对自身的行为方式和各种决策产生影响。

新鲜性:新鲜性使新闻报道与历史相区别,二者不只是文本形式上的差异性,主要是新闻报道使得接收新闻信息的人获得了一种与新闻事物当下的同在感,新鲜性大大增强了人们对新闻事实进行关注的紧迫性和当下性。这种特点决定了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情是一些人们正在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一些人们必须作出判断和选择的事情。所以,新闻报道的及时或同步特征使得阅读新闻报道不同于阅读历史文本。历史所讲述的虽然也是真实的、重大的事实,但是由于事过境迁,与现实生活的直接关联不大,不会给现实生活带来影响,显得相对超脱。许多时候,对于某些在当时不好表态的事情,人们常常会说“留给历史去评价吧”。这种措辞有让时间去检验正确与否的意味,也有回避现实矛盾、对现实问题避而不答的意思。这说明历史对现实的利害介入较少,对正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来说,评价历史可能更为超脱,风险更小一些。但是,新闻理念中的新鲜性恰恰相反,新闻信息应该是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新闻信息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新闻实践活动经常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必须深深地融入现实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去。

公开性:公开性使新闻报道与内部情报或人际传播相区别。交流真实、新鲜的信息从人类诞生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而社会各种力量看中新闻媒体并利用其达到自己目的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看中了它所带来的真实、新鲜信息,更重要的是看中了大众传播媒体能够把这些真实、新鲜的信息在最大范围内传播,看中的是这种广泛传播与小范围传播在传播效果上的巨大差异。因为让一个人或少数人知道某件事情与让整个社会都知道这一事情有着本质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所带来的后果上,巨大的公众舆论和社会行动会使社会产生强烈“震动”。克林顿的性丑闻本来属于个人隐私问题,但是传媒的倾力炒作几乎引发了美国政坛的地震。过度曝光的结果是使某些原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产生太大反响的事件不断扩大,最后形成强烈的社会反响。媒体就是通过公开性来操纵社会舆论,进而去实现自己所期待的社会效果和功能。所以,大众传播媒介是和公开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本性上是倾向于公开的,用什么方式能够把信息传播得更远,一直是人们努力的方向,而这种努力在本质上一直是朝向媒介功能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传媒技术异常发达,实现广泛传播的条件越来越容易具备,这种状况大大加剧了新闻传播活动的功能主义倾向。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虽然新闻理念三个要素在功能问题上的作用和分工是不同的,是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但是从社会影响来说,公开性的地位可能要比真实性、新鲜性更重要一些。公开性是功能主义泛滥的源头和基石,各种功能主义者都首先看中的是大众传媒的公开性,然后借用公开性再去操纵相关信息内容,达到自己的价值目标。

所以,从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的关系来说,真实性确保了信息内容的现实存在,新鲜性决定了信息内容的当下性和紧迫性,而公开性则是通过最广泛的方式对信息内容形成关注,这三者决定了新闻信息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新闻传播是用最广泛的方式传递当下最紧迫的真实信息。正是新闻理念的这些规定,决定了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从源头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密切联系,决定了新闻传播活动具有强大的社会参与特征。

总体上看,新闻信息真实、新鲜、公开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新闻传播实践具有强烈功能主义倾向,只要是新闻信息,都必然具有功能。但是具体来说,在对现实社会的介入程度上,不同的新闻信息存在一定差异。在新闻界,人们常常把新闻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硬新闻多以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严肃问题为报道内容,对现实社会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软新闻多以文化、艺术、社会上的奇闻轶事、带有人情味的信息为报道内容,它以审美、消遣、增长知识、观赏等方面功能为主。硬新闻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性,而软新闻的社会介入程度较低。

新闻媒体参与社会现实程度最深入、最激烈的方式应该数参与政治活动。政治是社会中不同集团利益最集中的体现。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新闻媒体异常活跃,其政治功能就会得以充分彰显。

新闻理念决定了新闻实践活动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倾向,新闻理念是产生媒介功能的源头,这是我们对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关系的第一层理解。但也正是这种关系特点,使得新闻实践活动陷入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当中。

新闻理念是对新闻信息的规定,媒介功能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目的和效果,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新闻理念和媒介功能都对新闻实践活动形成了命令。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体的一切活动究竟是服从于媒介功能的需要,还是遵从于新闻理念的规定?究竟是为新闻理念而报道新闻,还是为实现某种媒介功能而报道新闻?这两个方面的不同要求,使得新闻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两难选择。而对这种矛盾关系的认识就成为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的矛盾关系分析

关于新闻理念和媒介功能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一方面,媒介功能对新闻理念形成了冲击。

由于新闻传播活动产生于人的现实需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新闻传播活动最经常出现的一种倾向就是重功能、轻理念。这种倾向将媒介功能视为目的,将新闻理念视为手段,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至于采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这就必然导致新闻传播活动为了实现某一目的总是倾向于摆脱新闻理念的束缚和限定。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特殊性就在于各种功能的实现都是建立在新闻信息能够得以成立的前提下的。既然是新闻传播活动,就必须是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体的活动,这种活动虽然具有各种功能,但必须是以自身得以存在为前提的,必须是传播新闻信息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从逻辑上讲,能够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的方式很多,新闻传播活动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新闻传播活动以这些社会功能为主体,就可能异化新闻传播活动,从而丧失媒介功能的前提和基础。

新闻传播活动的这种特点使人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不能很好地将媒介功能和新闻理念结合起来,就可能导致前提与目的分离,出现为了一定目的而违背前提的现象,导致媒体自身异化为某种功能的附庸,如果是这样,也就难以真正达到目的。所以,对媒体的掌握者来说,无论其具有多么强烈的目的性,都必须首先学会尊重新闻理念,这是避免异化媒体的根本所在。

但是,从实际运行来看,情况并不乐观。新闻理念经常沦为各种功能操纵下的工具。由于媒介功能是一股强大的现实推动力,在各种需要的推动和价值目标的刺激下,新闻媒体必然会对某个领域的事件进行关注,并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信息进行报道,从而形成不同报道倾向。各种功能需要就像一副副有色眼镜,不断地影响着真实、客观、全面等新闻理念的实现。在这方面,中外新闻媒体由于重视媒介功能、轻视新闻理念而导致对新闻理念形成负面影响的事例不胜枚举。

首先,政治目的经常会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影响。比如: 2005年1月25日,日本NHK会长海老胜泽二宣布辞去会长职务。日本《朝日新闻》披露,早在2001 年, NHK在同某些政治人物讨论后,大量删改了对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角色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和一些幸存慰安妇的采访内容。这一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来日本许多媒体的口诛笔伐。日本东京大正大学的新闻学教授敬一胜良指出, NHK删改节目事件表明, NHK只想做一个对政客负责的媒体,而不想做一个对受众负责的媒体。^[1]

在商业社会里,满足受众需要和商业化目的对新闻理念更是构成了严峻挑战。李普曼在谈到受众需要对真实性的影响时说:“压力来自经济上的需要——必须迅速抓住读者的兴趣,如果根本不能打动读者,或者由于对意外消息报道得不充分或是叙述得很拙劣而开罪了读者,报纸就会陷入经济危机。所有这些困难共同导致了编辑在遇到迫在眉睫的危险问题时感到难以把握,并且自然而然地去选择那种不争的事实,以更容易引起读者关注的方式加以处理。”^[2]

戈德堡在谈到商业化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产生的影响时说:“记者可以不断地犯报道性错误,但是,他绝不可让观众感到乏味,在商业化浪潮冲击下,媒体最高的追求是收视率和利润,而新闻的最高追求是事实和真相。收视率需要娱乐、悬念,而真相往往是乏味的、没有戏剧化的故事。”^[3]

战争是国家和集团利益冲突的极端表现方式,媒体陷入战时国家利益的　涡之中,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就经常沦为牺牲品。英国学者卡拉瑟斯说:“每当战争来临时,真实性总是‘第一个受害者’,这似乎已经成了一条不变的真理。众议员海勒姆·约翰逊的这一意见已经被重复了多少次,……在和平时期,他们报道事实真相,而在战争形势下却成了片面真相,甚至在战时成为谎言的传播者。”^[4]比如,在美国与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基本上垄断了阿富汗战争的新闻源,记者只能报道塔利班的伤亡情况,不能报道阿富汗平民和美国士兵的伤亡情况。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媒体大肆报道的、但却无人见证真相的战争。

如果把新闻媒体完全当做实现某种功能的工具,那将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将很可能导致完全丧失新闻理念,使新闻媒体沦为某一功能的附庸。实际上,只管媒介功能,无视新闻理念是实用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

所以,新闻理念强化了媒介功能,但媒介功能不一定对新闻理念有正面作用,很可能导致扭曲新闻理念。在现实中,新闻理念经常处于无奈和尴尬的境地。

另一方面,如果只强调新闻理念,也会对媒介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真实信息与人的需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即新闻信息和新闻信息的用处是两回事,前者是客观存在,后者是主观需要。人需要真实信息,但是真实的信息是否符合社会的价值目标,却无法作出肯定判断。因为两个不同范畴的指向各不相同,二者之间完全可能存在不一致。

新闻理念的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对新闻报道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要求新闻信息必须符合客观事物本身,要求新闻记者必须对客观世界进行准确、快速的反映,而不管其是否能够满足对各种功能的需要。但是,新闻媒体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的,如果只重视新闻理念,不管媒介功能,就很可能使新闻实践活动背离社会价值目标,给社会造成危害。

马克斯·韦伯曾提出过“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这样一对概念。工具合理性是行为者为了实现目标去选择切实可行的手段,理性地思考和权衡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拒绝考虑行为的目的是否符合终极价值;价值合理性则是行为者专注于一些信念,其行为受理想、信仰、激情等力量的驱动,而不计较行为的后果和实现这些价值的条件。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越是把自身抬高到绝对价值的地位,与之相对应的行为就越是非理性的。因为行为者越是无条件地为价值本身奉献自己,他就越不会顾及行为的后果。^[5]

将新闻理念作为新闻实践活动的目标就倾向于追求一种价值合理性,而将各种媒介功能作为新闻实践活动的目标则倾向于追求一种工具合理性。如果将真实、全面、客观、中立这样一些价值合理性作为压倒一切媒介功能的目标,则很可能使新闻报道游离于社会价值目标之外,增加社会风险。

例如,“9．11”事件之后,美国为了抓捕本·拉登,对阿富汗即将爆发战争,这时,作为美国官方媒体的“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不顾美国政府的劝阻,坚持播出了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讲话录音,对美国政府的战争动员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美国政府的不满,于是,美国政府不仅将其经费削减,将台长撤职,而且连主管美国之音的广播局局长也受到株连。

三、解决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矛盾的态度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解决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之间的矛盾呢?

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向活动行为之外的目的或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动;另一类是本身即是目的,或者是包含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例如生产这种活动,其目的在于产品而不是生产,它是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动;反之,政治或道德这类行为,如果它是真正的政治或道德行为,其本身就应当是包含着唯一的目的的活动,即善的活动。如果目的是在活动之外的,活动就变成了手段,因而会造成不择手段地去追求活动之外的目的。反之,如果目的是在活动之内,活动本身也就是目的,因而活动就不会超出自身,就不会出现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的行为。^[6]

那么,新闻实践究竟属于哪一类活动呢?这一问题似乎不太好回答。对许多社会实践活动来说,目的都是在自身以外的,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各种手段都可以自由选择。比如,只要能够提高人的运动速度,自行车、汽车、轮船、飞机都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新闻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两个目的,一个是新闻理念,新闻理念维持着新闻信息自身的存在,这是新闻实践活动在自身之内的目的;另一个是媒介功能,这是在自身以外的目的。当人们把追求某种功能作为目的时,不仅媒体形态是手段,连新闻理念也成为实现媒介功能的手段了。而对新闻传播活动来说,新闻理念同时也是保证新闻传播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具有不可动摇的绝对地位。如果前提不存在了,功能也就无法实现了。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却常常体现在新闻理念和媒介功能的对立和冲突之中。新闻事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悖论,这种悖论来自于人们对新闻实践活动中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本质关系认识上的分歧,那就是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之间究竟是前提与结果关系,还是目的与手段关系?

从新闻的逻辑本位角度看,新闻理念是实现媒介功能的前提,媒介功能是新闻理念产生的结果,二者之间是前提和结果关系。但是,从社会实践角度看,媒介功能是新闻实践活动的目的和归宿,新闻理念是通向媒介功能的途径或手段,二者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指引着人们去从事新闻实践活动。

我们可以把上述两对关系简化为求“真”与求“用”的关系。于是,问题就转化为新闻传播活动究竟是以求“用”为目的,还是以求“真”为目的?

实际上,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基于求“真”与求“用”的先后关系问题。我们说,在现实生活中,新闻的根基和起源在于人的实用需要,真实只是一种手段。求“用”先于求“真”,新闻传播的起源就在于实用价值,了解世界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服务。求“真”与求“用”相比,人们是从“用”的角度来考察和发现“真”,选择“真”,并不是为了“真实”而真实。

但是,从理性和逻辑顺序上说,求“真”先于求“用”,如果不能真实,新闻就不能成立,求“用”也就丧失了根基。生活的法则和理性法则之间存在的这种悖论,导致人们经常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纠缠当中不能自拔:人们总是习惯于先从生活的法则出发,去开展新闻传播活动,然后再用理性的逻辑来批评生活的法则。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当中,还没有哪个学科像新闻学这样面临如此明显的矛盾冲突。那么,可行的态度是什么呢?也许新闻实践活动的特殊性恰恰就在于它是一种二者兼顾的活动,而关键就在于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度和分寸。

在兼顾新闻理念和媒介功能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看到,解决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出的是一个价值和态度选择问题,中国和西方新闻媒体在这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中西新闻媒体解决这一矛盾的态度倾向与各自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有关。在“真”、“善”、“美”这三个基本命题中,中国文化偏重于将“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道德和教化功能;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将“真”放在第一位,至真就是善,就是美;所以,西方文化特别注重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追求,中国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这种文化血脉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在当今的新闻传播实践和学术研究活动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其中的差异。梳理中外新闻思想史就会发现,在中国,有关政治家办报等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方面的论述很多,但是关于新闻报道真实、客观、公正等论述则少得多;而西方在这方面论述则比较多,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媒介批评、虚拟世界、议程设置等深层次的论述。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思想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用报纸改造现实的功能,后者则强调媒体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变形和扭曲;中国的新闻事业比较重视“用事实说话”,西方新闻报道强调真实、客观、公正、平衡。“用事实说话”具有实用主义的痕迹,“真实、客观、公正”则具有理想主义的特点。理想主义的价值在于追求职业的独立品质,形成自身的内在逻辑;功能主义则具有强烈的社会针对性,服务社会的功能比较直接。

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看来,理想价值更多地是在追求一种形式上的自我安慰,用新闻报道去参与现实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客观地看,只要这种现实参与性是建立在有说服力的事实基础之上的,是在新闻理念所规定的合理范围之内展开的,并且没有偏离社会的总体真实情况,没有异化新闻传媒的使命,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西方的新闻观念来取代中国的新闻报道标准。但是如果脱离了真实、客观这样一些新闻报道的基石,如果认为为了实现某种功能就可以对事实进行随意宰割,或者将新闻媒体当做发号施令的工具,则会使新闻媒体面临丧失社会公信力,或者异化自身使命的危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西方新闻媒体称做“事实本位论”者,将中国新闻媒体称做“事实—功能论”者。“事实本位论”偏重于以新闻理念为指导思想,“事实—功能论”偏重于以媒介功能为指导思想。前者强调新闻理念绝对性的一面,后者则强调新闻理念相对性的一面。“事实本位论”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追求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彻底摆脱媒介功能影响的,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存在;而“事实—功能论”具有强烈的社会针对性,运用恰当可以服务社会,但是如果脱离了新闻理念的基石,则面临着异化新闻报道使命、使新闻媒体丧失社会公信力的危险。至于二者之间的分寸如何把握,则取决于各自的传统、价值观和媒介境遇。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注释】

[1]2005年1月26日《北京晚报》第38版。

[2]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3]李希光:《一个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美国记者》,见伯纳德·戈德堡:《偏见: CBS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序言,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4]卡拉瑟斯:《西方传媒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5]胡辉华:《合理性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3页。

[6]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