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事业现状的关注与思考

对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事业现状的关注与思考

张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不容置疑的国体特征决定着21世纪的中国在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56个民族的共同发展与进步。21世纪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亦然。

据史料显示,我国第一座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播音的吉林延边人民广播电台建于1949年1月。如若以此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事业的创始元年,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数十年历史进程中曾几经挫折,但在中国共产党与各级政府的长期重视扶持下,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事业仍然因循着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发展轨迹,逐步形成了民族语种日趋增多、传播覆盖面广阔、传播水平不断提高的良好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事业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着及时准确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快捷灵活地传递各种信息、生动活泼地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成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进步、加强民族团结、稳定和巩固祖国边疆的强大推动力。实际表明,正是少数民族广播的这种经过长期积累功效显著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方使其在幅员辽阔文化迥异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传播优势以及日趋丰富的传播功能。

今天,当内地的受众被形形色色的电视节目、五花八门的报纸以及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牵引纷扰得有些不知所措之时,无线电广播依然是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群众知晓国内外大事、倾听党与政府的声音、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承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首选媒体。无论在高原牧场或是深山密林之中,劳作生息于此的少数民族几乎每户都拥有一台甚至两三台半导体收音机,蒙、藏、哈等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牧人更是人手一台须臾不离,成为他们与外界联系沟通的可靠途径。

诚然,这种态势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从媒体方面而言,广播拥有信息传递准确快捷、传播内容丰富灵活、话语传播形式亲切自然,以及对于受众文化水平包容性较强、受传便捷且成本低廉等特点;就受众角度而论,少数民族则具有大多居于祖国边疆,地广人稀且居住分散,生产生活方式各具特色,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以及易于接受话语传播方式等显著特征。当我们将二者纳入同一传播系统之中时便不难发现,由此构成的传媒与受众之间必然地呈现出相互依存与相互促动的和谐关系。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少数民族受众对于广播媒体的期望值随之提升,各种信息的需求量也有了明显增加,接受传播的方式与心理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嬗变。同时,随着“村村通”一类基础建设项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逐步实施,电视等其他媒体的覆盖与影响呈现出与日俱增的态势,这对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广播无疑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压力。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无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数民族广播,还是新疆、西藏等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广播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和变革。然而,不容回避的是,与内地大众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现状相比较,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事业发展仍有明显差距,一些原本存在的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不能不引起新闻传播业界与学界的关注与思考。

关注点之一:传播功能的多元化拓展

建国初始,基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广播将宣传教育少数民族群众确立为必须恪守的传播理念与根本任务。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广播定位于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而显著地作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不仅极大程度地决定着少数民族广播事业发展的方向、规模以及运作机制等宏观层面,并且制约着少数民族广播的传播内容与方式的选择等微观层面。客观而言,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以宣传教育为主旨的传播理念无可厚非,即使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确立的传播理念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目前中国社会尚处于全方位的变革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改革,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在这种现实情境中,宣传党的思想路线以及各级政府的方针政策,教育和引导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树立积极健康的生活观念与科学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仍然是少数民族广播的使命和责任。尤其是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境外各种势力包括敌对势力借助于广播节目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不断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强化少数民族广播的宣传教育功能,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疆意义重大,同时也有利于振奋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面貌、提高各族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

当然,大众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基本属性应当是准确及时地传递各种信息,为受众提供良好的资讯服务。这种符合大众传播本质属性的传播理念在我国内地不仅实现了回归,并且已转化为大众传媒进行传播活动的指导方略。近年来,无论是电子媒体,还是印刷媒体都在保证舆论导向的前提下,不断增加着各类信息的承载量,有意识地促使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不断拓展。

就此而论,我国少数民族广播媒体对于自身所拥有的基本属性与功能也有所认知,特别是在广大少数民族受众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关注程度明显加强,信息获取渠道不断拓宽的情境之中,少数民族广播的传播功能渐次由单一趋于多元,在强调宣传教育功能的同时,提供最新信息资讯,提供科学文化知识、提供各种服务与娱乐、传承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逐步成为广播媒体传播功能的基本构成。这种传播功能的多元化形态,无疑体现着少数民族广播媒体传播理念的嬗变与自身定位的调整,从现今广播媒体在少数民族受众中的信誉度与影响力来看,其变革和调整显然是积极而有效的。

但是,我们如若将少数民族广播置于全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大系统中审视,仍然能够发现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某些缺憾。目前少数民族广播的传播功能与媒体定位虽然已在理论上重新确立,但历史积淀而成的重视宣传教育功能,强调少数民族广播特殊性的传统理念,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少数民族广播媒体传播功能的发挥和拓展。

从当今少数民族广播的信息构成来看,偏重于政策指导性的信息较多,对服务类信息的关注与开发不足;来自党与政府部门的信息较多,反映少数民族地区最新变动的信息不足;编译来自内地发达地区的信息较多,源于少数民族实际生活的信息不足;反映少数民族生活浅表层面的信息较多,能够揭示民族地区社会生活底蕴并给人以深刻启迪与引导的信息不足。这种较为显著的信息构成不尽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少数民族广播媒体传播功能的某些缺失和弱化,既不能很好地满足少数民族受众的现实需求,也不利于少数民族广播媒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少数民族广播媒体的关注与重视,并在传播实践中进行着积极的调整和改进。尽管如此,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境下,就广播媒体与少数民族受众之间相互依存的角度而言,作为传播主体一方的广播媒体的传播现状仍然不尽理想,传播水平与传播效果还有待提高。

因此,如何进一步明确和调整媒体定位,不断提高信息传播的有效率,同时建立更加符合少数民族受众特点与需求的信息选择体系,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以丰富和拓展少数民族广播媒体的传播功能,仍然是我国新闻传播业界与学界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关注点之二:媒体机制的合理化改革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广播媒体运作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问题比较突出,这是由于以往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等原因所致。在当前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大众传播事业机制逐步向市场化过渡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广播媒体的机制改革却举步维艰,整体上处于一种既富有挑战又不无险峻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体系的建立与运作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无论是传播机构组建、传播主旨与传播内容的确立,或是传播专业人员配置、资金设备的投入,乃至受传设施(建立广播网、赠送收音机)等各个环节,均由各级政府统筹规划与负担。广播媒体长期属于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进行运作的事业单位,少有对传播成本投入与经济效益方面的统筹,基本上没有自负盈亏所促发的经济行为,同时也使得广播媒体在以往的传播活动过程中不曾建立与其自身生存发展相关的经营体系。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完全依靠国家输血的运作机制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广播媒体是较为有利的。国家的积扶持极大程度上确保了少数民族广播事业的顺利起步与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也使其具有了某种先天的依赖性,既没有建立独立的媒介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也不具备创造经济价值维持自身正常运作的渠道和能力。毫无疑问,这种自我造血功能的低下,必然使得少数民族广播难以应对当前传播机制转变以及传播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和挑战。

近些年来,无论是国家财政拨款的逐渐递减乃至完全取消,或是各类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兴起,都对广播形成了较大冲击,广播的生存与发展实力明显减弱。在这种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广播的境遇更是严峻,由于经费问题,一些颇受少数民族听众喜爱的传统节目已无法录制,一些源于少数民族生活鲜活的信息也因采制成本的考虑而放弃,至于媒体自身的软硬件建设所需的投入更是难以承担。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较之内地而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够发达,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社会发展速度较为迟缓,物质生产的商品率偏低,市场经济意识也较薄弱。这种长期形成的特殊现实,不仅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同时也极大程度地制约着以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广播事业的发展。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消费意识与文化消费能力也较为有限。从目前来看,少数民族文化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比较健全的省会、中小城镇以及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口之中。而一些邮路不畅、电力不通的偏远地区,不仅报纸发行极为困难,难以接收电视节目,即使是广播这个唯一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也往往因为发射功率不强或传播技术的制约而不够清晰通畅。在这种受传情境之中,大多是电台播放什么受众便接听什么,而当受众处于较为被动的受传状态时,广播媒体与受众之间自然难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关系。

唯此种种,既显现出我国少数民族广播媒体机制改革的难度,也昭示着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然而,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在广播媒体机制改革的思路与方略的制定以及具体实施环节上,完全比照内地的经验和模式显然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少数民族广播媒体的机制改革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媒体自身的不断探索,更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的加强、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为支撑。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少数民族广播媒体传播机制的改革涉及的只是我国大众传播领域的一个局部问题,但将之置于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来考察,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此在现阶段,少数民族广播仍然需要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和实际情况的方法,给予少数民族广播媒体高度的重视与必要的政策和经济扶持,使其逐步搭建起新型而科学的传播机制,并且能够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关注点之三:媒体内部资源的科学配置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绝大多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各级广播节目中采用少数民族语言播出的已有26种。虽然尚未将所有民族语言均作为信息载体纳入传播体系之中,但无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是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自治区广播电台,乃至一些地市级少数民族语言广播都在尽可能覆盖主要少数民族语种的前提下,逐步建立起了以民族语言为划分依据的内部资源配置体系。

客观而言,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以不同民族语言为划分依据的条块式的内部机构建制有着一定的合理性,诸如传播符号的受众认同性较强,各民族受众的不同受传需求与民族心理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传播内容具有针对性,能够充分体现不同民族文化特色,易于达成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和谐关系等等。但从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活动层面来审视,这种传播资源配置的模式也具有一些明显的缺憾:

其一,专业人员角色模糊。目前从中央到自治区,各级广播电台通常配备有不同语种的编辑部,其中通晓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有较高比例,从记者、编辑、翻译、播音员到编辑部主任乃至总编辑,往往都由与语种相对应的少数民族人士担任,组成了少数民族广播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传播功能与传播内容的限定,少数民族广播的专业人员虽然也有各自不同的分工,但更多情形下电台所传播的信息往往是被规定或被限定了的,尤其是当自采自编的信息量不足、需要大量采用本台已用汉语传播了的信息时,将汉语转换为某种少数民族语言便成为实现传播的第一要务,翻译人员则成为传播活动中最为活跃的角色。

事实上,所谓翻译办报纸、翻译办广播一直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将汉语承载的信息转换为某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再传播的模式长期主导着少数民族广播的传播活动。形成这种状况的决定因素源于少数民族广播的基本性质,同时也与其社会定位和社会功能密切相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传播对象与传播符号不同,但在信息选择尤其是新闻信息选择与传播环节上与汉语广播并无明显差异,因而翻译工作必然地占据了某种主导地位。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从现代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当某种语言文字的翻译基本上替代了大众传播活动时,少数民族语种的编辑部也就较大程度地丧失了大众传播的主动权,有意无意间由信息采集与传递者变为信息符号的转换者,最终导致传播者自身的角色模糊与角色错位,逐渐丧失“把关人”的权利与职责,专业意识和创新能力也会被不同程度的销蚀。

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广播媒体在吸纳和培养人才时,通常会有意识地将重点放在语言文字的翻译水平上,而忽略对于从业人员的信息采编录播等传播专业素质与能力的考察和提升,其结果往往会造成内部资源的配置与使用的不尽科学合理。

不可否认的是,在近年来少数民族广播加强了对民族地区最新信息的采集与传播的现实情境中,现有的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对此的适应力明显不足,无论是采写稿件的质量与数量,或是传播方式与技巧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少数民族广播的整体水平。

其二,专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随着近些年大众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大众传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打造和拥有一支优秀素质的专业队伍已成为媒体赢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目前少数民族语种编辑部中的本民族专业人员比例并不低,有的编辑部甚至达到90%以上,并且大多获得了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其中也不乏成就显著的佼佼者。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少数民族广播的从业人员大多毕业于各类民族院校的民族语文专业,通常具有较高的本民族语言文字水平以及一定的汉语基础,然而大众传播毕竟是一个专业性与综合性极强的领域,不仅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能力,同时应当具有较为丰厚的知识储备与专业水准,而少数民族广播的从业人员能够两者兼备者寥寥,至于既具备某种学科背景又受过大众传播专业训练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奇缺。这样,广播媒体对于从业者的客观要求与实际情形之间必然地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在一时无法改变的情形下,翻译工作也就必然地替代了采编等专业化传播程序,翻译人员替代了传播人员,最终造成媒体资源配置与使用上的缺陷。

另外,从当今少数民族广播媒体自身来考察,也存在着一些主观方面的限制,诸如一些省区的少数民族广播从业人员大多来自民族地区基层,生长环境偏远且闭塞,思维方式与视野相对单一狭窄,知识积累与补充也较为有限,外出学习和接受培训的机会更是十分难得等等。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已成为国家一级学科,高等院校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院系已达300多家的今天,我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为少数民族文种或语种的大众传媒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系。虽然一些普通高校的新闻专业也吸纳了少量的少数民族学生,但这些能够通过正常高考的学生大多是在内地接受的中等教育,往往具有较好的汉语言水平,而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能力远远不足以加入到少数民族文种或语种的大众传媒之中。至于媒体经营管理等现代大众传播领域的必备专业人才不仅少数民族广播媒体极为匮乏,即便在我国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事业的人力资源系统中也是非常薄弱的环节。

凡此种种都从不同层面制约着我国少数民族广播媒体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少数民族广播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对此给予高度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应当从少数民族广播的特点与实际出发,研究并搭建起资源配置的科学框架,建立培养大众传播专业人才的教育训练体系,为少数民族广播事业提供坚实可靠的人才资源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