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交流回眸

一、中国传播学交流回眸

现代新闻学引入中国大约在20世纪初年,当时翻译自西方文字(也包括日文)的办报学说和业务操作规范进入中国。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报刊的办报人大多为20—30岁的年轻人,其中主要是留日学生。中国的新闻学建设和研究也大抵从此开始,其中日本的影响不可低估^[1]。此后,中国新闻学研究长期集中在“采写编评”的业务操作层面,学界业界的思维视野相对狭窄。不过,这一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变。当大众媒介特别是报纸,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动员工具,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治路线指挥下造成了普遍性的社会伤害和破坏之后,学界和业界开始从更广阔的视角和层面来观察和反思传媒的社会地位、作用和影响。此时,西方传播学概念、思路和模式的介绍和引进,正好与人们的思索、期待相吻合。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总体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业界人士对大众传媒和社会传播等问题的理性关注,共同构成了传播学在中国开始扎根和生长的土壤条件。

1983年,大陆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有关传播学的书籍《传播学(简介)》^[2]。该书内容主要介绍美国传播学的情况,其中有一节介绍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及南斯拉夫的大众传播研究情况。其中有关日本的内容篇幅不长,内容不多。该书在谈及日本传播学研究时,归纳了它的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日本大众传播学研究沿袭美国传播学理论体系,其观点、概念、术语和大学院校相关课程都沿用美国模式。另一特点是:认为日本传播学研究倾向是实践性优于理论性,比较注重应用,对一般实践理论的研究往往优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并总结说, 80年代初期日本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倾向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受传者进行分析研究。

《传播学(简介)》的概括和印象是否准确在此不论,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强化了当时中国翻译、介绍和学习美国传播学的基本倾向。中国研究者当时迫切希望了解西方传播学全貌和整个理论框架,作为也向美国学习的日本似乎不是中国理想的、正宗的“取经地”。虽然,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与美国著名的施拉姆教授几乎在80年代初同时期到上海复旦大学演讲传播学^[3],但是对中国来说,日本传播学者和传播学研究一直不如美国的吸引力大。

日本的传播学研究起始于二战以后, 1955年六卷本的《大众传播讲座》出版,奠定了日本大众传播研究的基础^[4]。60—70年代,日本比较多地开展了报纸读者、电台听众和电视观众的受众研究,也结合美国大众传播学提出的理论假设和模式展开研究^[5]。日本开展传播学研究早于中国,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1972年9月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前,两国处于基本隔绝状态,正常的国家交往都没有; 1978年以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启动,中国向外学习和借鉴没有相应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条件。80年代初日本学者普遍开展的传播学应用研究对于当时的中国传播学者来说,也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当时中国学者的学习心态普遍偏向掌握一般性的理论。

日本LEC·东京法思株式会社编著《怎样应对大众传媒》(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竹内郁郎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年)、桂敬一主编《多媒体时代与大众传播》(新华出版社, 2000年)。译自日文的传播学书籍比例不大,流传也不如美国书籍广泛。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国学术思想和内容的条件大为改观,整体形势、环境发生了有利的转变,各种形式和层面的中日交流也随之得到实施和扩大,为加强两国之间的理解、合作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中国和日本在传播学方面的交流空间还可以有更大的拓展。这里先举一个小例子。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6]上,试以“中日关系”为主题词,对该馆馆藏中文文献进行搜索,得到结果557条;包括中国人撰写的中日关系书籍,也包括翻译成中文的有关日文书籍。这其中也有日本记者或中国记者从新闻传播的视角记录亲历目击中日交流情景的书籍,如《中国驻日记者的视觉手记》《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和《心灵之约:我亲历的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等^[7],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交往的丰富程度和多侧面。

我们再以“传播学”为主题词搜索馆藏中文文献,共得641条结果,其中译自日文的中文传播学书籍只有两本^[8];以“日本+传播学”为主题词搜索,只得到一篇博士论文^[9];以“日本大众传播学”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只得到一本译自日文的专著^[10]。我们再试以“新闻学”为主题词进行搜索,总共获得598条相关结果,其中译自日文的新闻学书籍只有4本,除一本出版于1930年以外,其余3本都出版于80年代中后期^[11]。这样的搜索当然不全面,由于网站检索引擎设计的原因,肯定会有不少遗漏。但是,上述结果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国内汉译日本新闻学、传播学书籍和相关文献的数量不多,与中日两国在诸如历史、地缘、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内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紧密关联不相适应。这种现象反映出的问题及其原因,也许值得中国传播学者关注。

中日传播学交流也通过人员往来的方式进行,特别是中国赴日留学人员。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中国学者前往国外进修求学,许多人前往欧美学习传播学,也有不少人来到日本。中国留日的传播学者有不少已经学成返国,在中国传播学界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他们中间比较知名的高校学者有张国良、黄升民、刘明华、郭庆光、刘志明、崔保国等;目前分别在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担当学术领军角色,其中张国良目前担任中国传播学会的会长。

中日两国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因此传媒人士的作用非常大。中日两国的新闻界行会组织为两国的新闻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互访的“中日记者交流计划”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交流已经持续了22 年,中国记者访日团已经派出了22批,参加人数240人次。日方访华团也派来了21批,访华人数近200人次。^[12]为了促进中日新闻传播, 1994年7月31日,以中国权威新闻媒体驻日记者为主组成并有学者参加的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正式成立。^[13]这样的民间机构不仅通过会员和会员单位的日常工作来改善和促进中日新闻传播交流,也通过学术研讨活动来总结和分析有关问题。2003年10月,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在无锡主办了“2003中日媒体交流论坛”,中日著名新闻传媒机构的主编、社长、资深人士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汇聚一堂,就中日关系与新闻报道、经济合作与媒体作用、中日新闻事业交流成绩和问题、中日媒体与地方交流等议题进行研讨。日本驻华公使和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都到会致词,强调中日传媒应为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14]两国与会者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提出思考。日本共同通讯社编辑部在提交大会的一份材料中指出:日中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正在急速扩大,但是媒体之间的交流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日中之间的新闻发布方式基本上都是单向性的报道。与会者认为,两国媒体在报道和交流方面存在一些隔阂,应该多强调新闻工作中的专业主义和公正、客观和平衡原则;双方的理解不够是与信息沟通不足有关;中日新闻媒体应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双方的共同点,看到对方的新的发展、变化,实事求是地根据新的情况来做出新的判断,做出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15]中日新闻促进会举办的研讨活动显示了中日两国新闻工作者对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思考和行动,这样的探讨活动切实推动了两国学界和业界人士之间的共识和了解,对两国交流产生深层次的和长久的作用。

同样, 1999年成立的日中传播研究会(JCC),是由日中两国的新闻工作者、学者、留学生等构成,定期在东京和北京召开研讨会,就两国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开展讨论。2000年8月,“2000年日中传播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的议题是日中两国媒介间存在鸿沟的现状,以及探索消除这个鸿沟的途径。这次研讨会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由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办^[16]。日中传播研究会积极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并在会后将有关论文和发言汇集成书。在是次研讨会论文集的前言中,日中传播研究会的日方代表高井杰司说:有关日中两国政治、经济问题的研讨会很多,但是讨论两国媒介传播问题的研讨会确实少有。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的两国研究者的见解相差甚远;虽然日中研究者对于两国媒介的报道态度是造成舆论调查所显示的不断扩大的两国国民相互不信任和相互怀有戒心的原因,给出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但是双方对于目前这种现象的共同认定和重视,反映了希望解决问题的共同意识和紧迫感。他还说,直率的交换意见,有利于了解对方,确定今后的研究方向,以及奠定讨论的基础;但正当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即将面世时,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再起波澜;正因为距离两国关系得到真正修复、两国国民之间隔阂得以极大消除还要做许多努力,所以尽量沟通和率先消减两国传媒之间的误解和隔阂,就显得意义尤为深远和重要。^[17]

2001年11月,第二届中日传播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日中传播研究会将这次会议的部分论文汇集成书,并收录了中日学者就中日关系的冷淡与信息传播之间关系所做的研究分析。该书还收录和分析了近年有关中日相互意识调查研究的成果、报告和统计数据等。

日中传播研究会2003年12月又将当年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出版,书名《中日关系新思维与舆论》^[18],以飨读者。2003年,有关中日关系的相关讨论,主要围绕中国马立诚、时殷弘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中国对日政策需要新思维的观点和看法引出的话题。中国学术界、传媒业和民间网站就此展开的讨论和引出的争论是前所未有的;在日本,各大媒体和学者对此也有相当的报道和评论。这一讨论和争论反映了两国各界对于中日关系的走向的重视和问题解决的探索。研究者指出,“对日新思维”的提出的背景之一是日益滑坡的两国舆论交往,这其中两国媒介的报道起到重要作用。^[19]

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具体的时段和问题上,两国关系的亲疏状况受到多种历史、现实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两国大众传播媒介机构在影响和左右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前述两国相关人士近年来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及议题选择的倾向来看,两国人士都开始重视传媒报道方面的相关作用和运行规律,并力图从现实纷争和隔阂的纷杂现象中找出扩大沟通和加强理解的路径。在此次中日韩传播学研讨会议上,我们依然本着同一善意愿望:中日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也关乎东北亚、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两国传播学者应对中日两国的传播交往提出理性分析和深层思考;我们不仅应该能够解释中日传媒报道和两国资讯传播活动的现况,而且应该能够解释和剖析中日传播现况形成的原因和规律,还应该能够从传播学的理论层面提出推进中日两国媒介传播作用和交往关系发展的建设性思维和可行性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