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电视与大学教育(下集)
主题:教育电视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主持:紧跟时代脉搏,承担社会责任。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台庆系列电视论坛,我记得中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曾经说过,国家的自强之道端在教育,要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关于教育改革方面的探索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关于教育的模式,教育的方式,教育的体系等等,种种新的、老的问题争论一起都涌到了前台。最早让高等教育触电的教育电视,现在也面临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两位嘉宾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已经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我们继续就《教育电视与大学教育》这个话题来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首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们,第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闻事业研究室主任时统宇先生,欢迎您,时教授。
时统宇:你好。
主持:还有一位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周鸿铎教授,欢迎您周教授。我记得时先生您在前面的讲座当中提到,您是78届的大学生,但是您的很多同龄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考上大学,而是上了电大,从他们个人后来的发展来看,您觉得教育电视对于他们的这种作用,对于当时的那种没有围墙的大学教育的作用有多大呢?
时统宇:就是它圆了一代人的梦,因为神州一觉十年梦,“文革”十年浩劫耽误了整整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像我这样77届,78届,包括79届这一部分,只有少数人能够进正规的大学。
主持:您指的少数是指十分之一或者更少。
时统宇:对,我估计我那会儿上大学应该是四五十分之一吧,因为那会儿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大的综合国力来满足这么多人上大学的需求,像现在大学教育已经被很多人觉得是不是招人太多了,扩招已经有问题,那个时候是想招没有地方,国家没有钱,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探讨的这种没有围墙的大学。
主持:您提到的这种没有围墙的大学就是电大,周教授,现在我们知道大学的确是扩招了,而且很多人都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也有一些人比如说会慨叹学费贵,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电大还有多大的空间,比如说上电大是不是还是一个好的选择?
周鸿铎: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机会上大学,而且还有很多东西是大学的课堂当中还不能够提供的,所以这个电大现在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展它。
主持:就是说不一定是拿到一个大专文凭,不一定是个学历教育。
周鸿铎:现在我觉得是能力教育,你光拿到学历没有能力,你等于没学,所以现在我觉得电大教育还是要开展的,而且可以利用现在的新技术,结合起来,更好地传授一些能够直接操作的技能,这对社会发展,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主持:另外我也注意有一个观点,就是像大家说到的,大学肯定应该教书育人,但是作为电大这种电视教育可能更多能起到教书这种作用,但在育人方面似乎可能由于学生跟老师距离比较远,或者不能时时有接触,在这方面有欠缺,周教授您觉得这个观点能够站得住脚吗?
周鸿铎:教书和育人是一致的,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在教书的同时就要育人,因为知识是要靠人来掌握的,你不育人,那么这个人的素质就会比较低,掌握了知识也是没用,现在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端正人们的学习态度,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就仅仅是为了文凭,你比如说前几天,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播了一个四川的学校考试作弊的情况。
时统宇:触目惊心!
周鸿铎:触目惊心!像那种情况就失去了意义了,以后我们的远程教育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怎么样提高人们的学习的积极性,在上一节我讲到我们要建立学习型社会,以前周总理不是讲过吗,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型社会要求每一个人要提高自觉性,学习型企业要不断的向新的科学技术进行学习,那么把这个观念解决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就能提高了。
主持:不在于形式,还在于你个人的观念。
周鸿铎:对,我就为了一个文凭,学不学知识是无所谓的,那你就是有再好的办法,面对面的教,他也学不到东西。
主持: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回顾了电大的历史功绩,我们也知道实际上电大这种职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教育电视台的传输,现在,我们台二套仍然是继续教育频道,我们每天会播出十几个小时的节目,此外我们还有几个频道每天有大量的其他的节目来播出,我想问一下时教授,您觉得像我们其他频道这种职能该怎么样更好地体现我们教育电视的服务,或者我们的职能?
时统宇:我觉得谈到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放在整个中国电视现在的一个宏观的大背景下,现在我们不否认整个中国电视在它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某些过分追求收视率,过分追求广告收入,过分追求市场份额的这些偏差,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国电视现在从相当的程度上来讲,对于教育科技文化这一类专门性的、对象性的节目应该说是比较薄弱的,像现在大量的戏说类的电视剧还有刚才说到的超级女声,好象现在都是中国电视的收视热点,因此如何打造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按我们的行话来讲,既叫座,又叫好的这种教育电视节目,我觉得首先那肯定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责任,同时我认为也是整个中国电视的责任,包括中央电视台,也应该是他们的责任,我自己还是像上一节一开始提到的几个建议,比如说我们应该增加一些对大学生就业更实用的一些节目,这样对于他们的就业,包括从技能,礼仪,接人待物,遇到挫折以后自己的心理准备等等方面,我觉得都会很有帮助。
周鸿铎:我补充一点,现在播的很多关于教育方面的节目也好,我们有些书店的图书也好,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它不能够针对现在观众和读者所需要的问题做节目。
主持:您指的是哪个问题呢?
周鸿铎:你比如我们现在学知识者,愿意学知识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去学习,他的积极性是通过什么方式给调动起来的,产生的结果怎么样,我们要分档次的做一些节目,你比如说我上一节所讲的那样,学校里学习类型的模式的问题,你比方普及的知识,ABC这样最基础的知识,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本科都要的,因此我们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去普及它,还比方现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学生的质量也不断提高,硕士生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那么这是一种学习研究型的,有没有采取什么办法,我们教育电视台要从这方面入手。
主持:教育电视应该把这个受众细分化。
周鸿铎:因为这个分众化,人们提出一个关键的,比较时髦的语言,叫作碎片化,类似这样的东西你要有针对性的,比方以后我们有一部分人要读博士,接受研究学习型的教育,他在研究当中学习,那么怎么样去提高他,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做成系列,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它又是碎片化又是解决了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些东西我觉得针对性欠缺,包括我们写的书也是这样,也缺乏针对性。
主持:我们刚才谈到关于为电大教育服务,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教育电视台的职能之一,另外,远程传输平台服务也是我们的职能之一,我们刚刚谈到这两点,实际上我们还有第三翼,第三个翅膀就是我们的大型活动,像这方面其实刚才二位在讲座当中也提到,比如说《我的太阳》,比如说《青春万岁》,《青春万岁》方面我就记得有一个特别感人的细节,就是2004年当时我们是第一次搞《青春万岁》这个活动,当时也是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著名作家王蒙请到了现场,当时王蒙就说,他特别动感情,他说你们这个青春万岁的名字和我当年的一本小说的名字是一样的,来这儿我就心潮澎湃,而且还现场朗诵了他当年小说当中开篇的那首诗,跟现场学生的互动也非常的好,二位觉得像这种大型活动怎么样跟大学生之间形成互动,使我们的大学教育能够把这个主题有所深化?
周鸿铎:我觉得咱们搞电视的,整个媒介都要重视活动,咱们以前对这个就做得少一点,那么对于我们教育电视台来讲,更要重视活动,重视什么样的活动?重视学生的活动,教师的活动,或者与教育有关的社会性的活动。为什么搞一些活动呢?活动中学生有直接的参与性,老师也有参与性,可以真正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老师和学生在一起互动,那么他们又很轻松,所以一些活动我们要较多的搞一些互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天津演讲,有一个体育频道的总监,就讲了一个问题,讲他们的情况,说我们的节目以后怎么搞,我也没加思考的,就说你应该搞活动,你没活动搞什么体育频道。
主持:活动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观众的这种积极性。
周鸿铎:另外一个方面,社会上也有一些机构,它都可以介入,那么对于我们电视台的发展也好,对于他们的事业的发展也好,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的教育电视台现在这个活动应该要搞下去,以此弥补我们以前在这方面比较少的一种缺陷,也有利于提高我们的影响力和它的品牌。
时统宇:周老师讲的这个很有道理,就是现在在我们电视界有这么一个词,叫从原来的电视营销,转变到现在的营销电视,从原来的我们是被动的搞一些所谓的有活动我们电视就去被动地去转播去拍它,到现在主动地造一些我们自己的所谓媒介事件,然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眼球。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湖南的《超级女声》,像陕西的《华山论剑》,等等等等。
主持:像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时统宇:对对对,这样的都是,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能不能在每年的几个比较热点的地方,就全社会都关注招生的时候,毕业的时候,考试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大的电视活动出现,我觉得这是不是比较好的策划。你比如来讲,每年的三四月份全国的艺术院校都在招生,那么多的父母家长陪着孩子,甚至排一夜的队,然后要想实现一个什么明星的梦。还有每年到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在找工作的时候,这时校园里一定是最热闹的,大家都在东南西北地奔忙,就干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在这几个教育热点上,全社会都关注的时候,自觉地或主动地搞一些电视活动,而这个活动又是像刚才提到的《我的太阳》那样积极的、向上的、充满了一种命运感的,这种节目我想一定是中国电视非常好的一种节目形态和样式。
主持:对,您提到的这个,实际上我们不光是完全被动来转播当时那个现场,应该是体现这种人物的命运,体现我们媒体的一种情怀。
时统宇:对,就是这样。作为一个教育电视来讲,他首先肯定是要按教育规律办事,但同时既然是教育电视又必须按电视规律办事,电视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被动地电视策划,而是策划电视;不是电视营销,而是营销电视,这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因此我觉得今后中国教育电视台要进一步拓展自己在整个市场上面的这种空间和平台,我认为主动地出击,主动地策划,主动地营销自己,主动地包装自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周鸿铎:我补充一句,你比方搞一个活动,要我们电视台所有的记者都下去采访报道是不可能,那么所有的高校,所有的有关的部门,他们现在都有摄像机,也可以用DV,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社会的力量给调动起来。另外一个我们要树立一个新的理念,就是刚才时老师说的策划电视,经营电视,我们不要光考虑到别人,我们还应考虑怎么样去策划,怎么样经营别人,我们的宣传对象我们去策划,我们要别人怎么样策划我们电视,两者结合起来咱们中国教育电视台就火了。
主持:我记得时老师说没有围墙的大学,这方面我们也采访过像英国开放大学的校长克拉克先生,他就说,提起这种开放式教育英国人会想起他们的开放大学,中国会想起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在这方面这种开放的理念,我们的教育电视和国外的教育电视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还是说有很多的共同点,不知道时教授您在这方面有没有过研究?
时统宇:我觉得从教育电视作为整个电视事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比较特殊的。从具有特殊地位这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讲,确实中外的教育电视有共同的地方,比如它都是所谓公共电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国外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公共电视,基本上都是以教育电视为其主体的,中国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中国教育电视台,用我自己作为一个电视研究者的话来讲,我觉得是中国电视中,可以说是最干净、最高雅的一个电视播出平台。
主持:我们也希望向这个方向努力。
时统宇:像这个电视里头中国电视大量存在的比如戏说,搞笑,超女式的PK,甚至低俗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上是比较少的。
主持:都不应该出现。
时统宇: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你刚才提到的中外电视共同的地方,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更重要的,那就是中国的教育电视有他自己明确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有历史原因,比如说我们反复地讲,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创办的初期,当时有那么多人都希望上大学,但没有机会,中国电视教育电视完成了一代被耽误人的那种大学梦,这点历史功绩我觉得真是与日月同辉,这是第一点。
主持:而且世界上估计也是很少见的。
时统宇:世界上发达国家,可以说没有“三农”问题,而中国有一个“三农”问题,那这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就更显示出他自己,彰显出它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三农”问题里头,最核心的就是农民问题,那么多的农民没钱、没时间、没有精力来完成自己的继续教育,包括远程教育,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我们教育电视来增加一些知识。因此我觉得我们来谈中外教育电视的比较的时候,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一定要注意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
主持:刚才两位都反复提到与时俱进,那我们就谈谈教育电视和大学教育的未来,这方面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时教授先给我们支个招。
时统宇: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也必须与时俱进,再拿20年前的一些节目播出肯定不行,应该放在21世纪的背景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方方面面加大对于教育电视节目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这样才能提高整个中国教育电视节目的质量,而且他不仅对于中国的大学教育,而且包括一些义务教育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会对整个中国电视作为一个内容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的作用。
周鸿铎:你看,咱们现在有一个形式化的东西,你比方说把课堂搬到屏幕上,现在有一部分人说老师面对面地传授知识他都不学,你要搬到屏幕上他能学吗?那么我们要想一些办法怎么样调动他的学习积极性。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采用一种互动的方式,让他轻轻松松的愉愉快快的同时掌握了知识,这是现代人们要求的。
主持:对,那就要求我们教育电视台,在探讨跟大学教育有关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光是要把课堂搬在电视上,不光是履行服务电大的职能,还应该有更多的其他节目出现,针对不同的受众,而且能够让受众在轻松愉快当中把知识学到。谢谢二位,今天二位给我们提了很多好建议,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消化过程,而且这些建议也不光有益于服务大学教育,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我们的收视率,我们的社会效益都会上一个很大的台阶,谢谢二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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