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之我”与“生活之我”的割裂

二、“传播之我”与“生活之我”的割裂

正如我们所说过的,意识是激发、促活主体生命活力的关键所在,而一旦出现割裂和矛盾,就会给主体的生命活力带来负面影响。传播者作为社会个体的身份与传播主体的身份存在交叉和冲突,一般地,主体在传播中受到传播语境的制约,其自由度受到限制,而在传播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活动的场域较大、交流的语境多样,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表现相对充分。实践中往往存在主体的“传播之我”与“生活之我”的割裂,这就抑制了传播的生命活力:

体验方面。传播主体生活中的体验在传播中由于失去了原有的情境和个体性,除了向别人讲述之外,必然以经验的形式出现(传播情境往往促发主持人经验的高效形成)。而个体经验在进入传播情境之后,将会发生变化:由于有些经验不适合与别人分享或者受大众传播的制约不能与别人分享,因此会出现个人经验与传播的分离现象。这种分离如果严重的话(往往是由于传播者的经验过于私人化或者不够深刻丰富,不足以向别人展示以便为别人提供帮助,或无法和主体所面临的传播实务产生直接关联以提供借鉴和帮助),就会出现“失语”,主持人就会失去鲜活的生活而成为代言工具,从而失去自我的生命活力。因此,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活经历和生存体验,能够为主持人的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必要和恰当的甄选,才会将生活的经验合理转化为传播的可用之材。这样,在主体的基本生活体验和大众传播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

身份方面。主体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之中,处于相应的利益、权利及义务关系之中,要求主体合乎规范地自处和活动。与此同时,主体又有着完整的人格,其生存也具有整体性,而不同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存在分明的界限。这样,不同规范之间既存在着整合的内引力,也有着相互重合的部分,会使得主体在履行不同职责时出现混乱。在大众传播中,比较常见的身份冲突主要表现为主持人作为生活中人的价值和感情取向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之间的矛盾。有的传播主体把生活和传播混为一谈,还有人提出“越生活越好”、“越自然越好”,甚至不惜用故意出错和结结巴巴作为“生活化”的标志,即属此列。

责任方面。在不同层面责任意识的认同和实践上,^[31]也往往会出现分离和矛盾的问题。其中,淡化社会责任、偏离舆论导向、忽视长远追求的情况最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和个人“出风头”的情形屡见不鲜。而传播层面和个体层面之间也存在“打架”现象,传播层面对个体层面限制和束缚、个体层面不理会传播层面的合理要求等现象的存在,常常使传播主体在实践中左右摇摆,找不到平衡点。

行为方面。主体的行为一般都是有目的的,或者与目的相联系的。职业行为作为主体最重要的社会行为之一,往往有着更为直接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既体现在主体自身的目的性上(生活所需、事业追求；被动、主动),又体现在所从事职业自身的目的性对主体的要求及在主体身上的体现中(不同职业具体目标不同)。而一旦选择特定职业,在一定程度上主体的目的追求就要和职业目的相符合,但是二者在现实中却往往存在张裂。因此,主动调整个人目标和工作目标,使之相一致或基本吻合,是主体进行有效工作的重要前提。

所有这些割裂在意识的维度主要表现为自发与自觉、被迫与自愿、被动与主动、外在与内在的矛盾。

传播主体对传播身份的认同和保持,以及在大众传播的前提下对自我心理与具体行为的调整和控制,是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一种必须的义务承担,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外在要求的响应和责任的履行。而“外在的要求是主体对环境的反应,对他人的命令的反应……在这种情形下,人所感到的是职责感、义务感和责任感,不管他是被安排着去完成还是真正主观希望去完成,他都必须义不容辞地作出反应。在此,更多的是‘我必须,我应该,我不得不……而不是我意欲’”。与“外在的要求”不同,“内在的需求可以说是人内心的反应……是人内在地感觉到的一种与责任完全不同的自我沉迷”^[32]。对于具备一定自主能力和选择自由的主体而言,外在的要求当然是其对环境选择、适应的结果和代价。但是,选择往往不一定是最佳的,适应也可能出于被动,外在的要求作为“异己”的力量和性质是现实存在的,这就容易造成主体在外在要求下做出被动、消极的反应,不但影响到活动的结果,也会对主体的积极的生存造成负面影响。而“内在需求”则是主体进行生存活动的真正动力,它具有自愿、主动、积极的性质,能够使主体在身心协调中保持“自由”状态,激发主体焕发并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但内在需求并不一定符合外在规范,也不一定具备现实的条件。外在的要求与内在的需求是一对矛盾,二者之间的割裂往往造成人的生存的扭曲,严重时则会出现人的“异化”。

“理想的情形是:‘我意欲’也就是‘我必须’”。^[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