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交往与生命活力

四、生存交往与生命活力

交往体现着活力,也增进着活力。把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看作传受主体间的生存交往,正是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强调:被视为生存交往行为的大众传播行为,不只是为了某一些社会功能的实现、某一些经济利益的获得,而是与主体的整体生存结合起来,少了一些工具论色彩,而多了几分目的论色彩；生存交往行为,是一种稳定、持续、发展状态,不是偶然的相遇,不是短期行为,是具有延续能力、生产能力的行为。主体不是“匆匆的过客”,“什么也不留下”,而是活跃于其中,也创造于其中；交往理性之中对“对话”的重视,在强调主体之间平等的同时,突出了主体的独立性、能动性；就结果而言,不管是信息的交换、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递、社会观念的整合、社会行动的协调,还是游戏活动的开展、娱乐的获得等,交往价值不外乎生存知识的获得、生产活动的协调、生存状态的优化等生存的满足和发展,与以上的论述一样,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之于生命活力的体现、维持和发展。

所以说,正是因为大众传播是一种“生存的交往”,传播主体在其中追求生命的活力才变得有可能、有必要和有意义,接受主体才可能从中感受生命的活力并把自身生命活力的增强寄望于其上,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才成为可能。

需要重申的是,这里的交往与人际传播中的交往是有着一定差异的,尽管在具体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传播行为是由传播个体发出的,其最终的接受也常常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但是,传播议程并不是为某一单个个体而设置的,大众传播之所以为大众传播正是由于其规模性、集合性、社会性,其之所以获得授权,之所以值得信赖,不仅是因为其强大的舆论引导力、社会调控力,更是因为在大众传播所营建的话语平台上和“生存空间”里,国家的意志、主流的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占据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位置。这是大众传播不同于人际传播之处,也是大众传播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所以,如果说大众传播是主体的“自我观察之镜”的话,人们从中看到的、确证的自我是群体中的自我、社会中的自我,而如果说人们因大众传播而使自我得到丰富和发展的话,这一丰富与发展的参照物甚至目标也都是群体性的和社会性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话语平台”、“生存空间”、“生存交往”都是在这一前提下的,它既不是“私语”的空间,也不为“私欲”的满足,而是把个体的需求融入到群体的共识之中,把群体的力量化入个体的发展之中。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才立足于个体层面并超越了个体层面,具有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