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编辑历史

案例导入

“图书”溯源

“图”“书”二字最早来源于上古的传说。《易·系辞》说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天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封,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在经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但“河洛文化”被认为是华夏文化的源泉,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

徐康在《前尘影录》一文中提及“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故有‘图书’一说”,可见书籍的形态是由图和文两部分组成的。有了文字的抒写和图画的创作,便有了对其的加工整理,这便是我国早期的编辑工作。

但最初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并不是为百姓服务的,而是帝王为巩固阶级地位所专有的,历代帝王专设史官负责记录其言行和军国大事、负责管理政府档案图籍、从事宗教事务、负责占卜和祭祀等档案文书资料。随着朝代的变迁,史籍种类繁多,体例多变,为前朝修史成为更换朝代的传统,编修规则由历代最高统治者亲自拟定,并挑选博学大臣参与编修活动,而修史则成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产生的前沿。

课程内容

1.2.1　古代时期的编辑活动

早在公元前13世纪至前10世纪的殷代和西周早期,人们就将占卜的卜辞和重要历史事件等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甲骨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水平在进步,文字载体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后来便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玉石刻辞、竹木简牍、缣帛等原始的图书典籍。有了文字和书籍,必然会有对其记录和整理工作,这便是早期的编辑活动了。

(1)正考父校准《商颂》

西周时期,人们将文字刻在竹简上,并用线穿串起来编成一束,即收集编连简策,顺其次第成书。周宣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是我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校雠家,他也是孔子的七世祖先。《国语·鲁语下》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二十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经正考父校雠编撰的《商颂》至孔子时只保存了五篇,现收录于《诗经》中。正考父的编辑工作仅限于“校”,即校正文字错误。

(2)孔子编《六经》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纵观古代的编辑活动和编辑学家,孔子算是有记载的编辑鼻祖了,他是我国第一个大量编辑古代文化典籍的编辑家。

孔子在奔走游说于诸侯列国,竭力推行仁爱德治的为政之道屡屡受挫之后,即转而努力传播儒家学说,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教学的需要,他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进行删选、整理、加工等编订成教材。其整理成果,当时称为“六艺”,后世尊为“六经”。

在孔子的编辑活动中,最具争议的当数他将《诗》编辑成了《诗经》。关于《诗经》的编辑,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有夫子删诗之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十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于是有人对孔子的这种编辑方式表示极不能理解,但是从孔子整体的编辑活动来看,孔子秉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确编辑意图等科学的编辑方法,为后世保存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古代历史资料,他的编辑方针及思想也对后世的编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集诸门客集体编纂的一部著作。吕不韦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编辑的方法、特点有:

1)编纂分离、博采众长

从编、纂关系来看,《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编著分离的著作。该书由吕不韦担任主编,其门下客任作者合作完成。其编辑方法为我国图书编纂之先例,为后世书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吕氏春秋》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易学、阴阳、五行、干支、养生、军事学、政治学、音律、星象、农业生产、气象、自然、历史、地理、工艺、机械等多个方面,全书共26卷、160篇,约20万字。

2)不尚空言、择而采之

《吕氏春秋》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遍采百家文化,对国家、君主、诸侯等问题进行叙述。另外《吕氏春秋》的内容不是随意凑合,而是采用现实和科学的手段取舍信息,如它继儒家“德政”“重民”的思想,摒弃其不切实际的说教;吸收法家“变法”“耕战”的主张,反对其强调“严刑峻法”;选取墨家“节葬”“尊师”之说,批判其“非攻”“救守”的主张等。

3)编排有序、章法严谨

全书分纪、览、论3部分,下又分12纪、8览、6论,共26卷、160篇,全书体系严谨,排列有序。另外,它所独创的两级分目法也为后世图书编辑整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该书编纂完成后,吕不韦将它“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引来众人观看和抄录。

(4)刘向、刘歆校书活动

汉成帝河平三年,皇帝诏令由刘向统领,组织专家学者对国家收藏的图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校书活动。

刘氏父子是中国西汉著名的经学家、编辑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西汉古文经学的开创者。

1)刘向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字子政,初名更生,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高祖少弟刘交)四世孙。

刘向受命整理图书后,与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组成一个书籍编辑班子。他们将图书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几个内容,然后再按各人专长或爱好进行分工,其中,步兵校尉任宏主持兵书类,太史令尹咸主持术数类,侍医李术国主持方技类,而他本人则主持六艺、诸子和诗赋3类。

公元前26年,国家藏书之多如丘山,其书大多有民间版本和政府版本。刘向等人校书的第一步,就是将同一内容不同版的书籍搜集进行选删、校勘、汇集并编定篇章。如他在校对《易》时,他将天子读的本子与施孟、梁丘、京氏的3种本子加以比较校正,得出了正确的本子。校正《尚书》时,他发现了许多脱简脱字的现象,且校出了700多字的记载不同,于是便择善从之,将文章中的错字、假借字加以纠正。另外,他还在文中增设虚词和语气助词,为疏理文章语气。

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之后是《礼》《乐》《易》《春秋》。而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因此,刘氏父子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在每一部书籍定稿、确定书名(篇名)、编好目录、誊写之后,刘向都要撰写一篇叙录,介绍作者生平、评说思想、辨别真伪、评论学术价值、叙述校雠的过程及目的等。

杀青,指定稿并书于竹,在这里引申为把校对过的书籍写定在竹简上;缮写,指经皇帝审定后书于缣帛。如《管子书录》云: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刘向等人校定新书后,都用简和帛抄写两部清本储存秘阁,作为国家权威版本。

刘向等人校书直到建平三年,历时21年之久,共计整理了596家13 269卷,许多简策经战乱后纷乱无序,经他们厘定后编辑成书。另外,为方便图书的汇集,刘向在编校群书的同时,还编纂了我国第一部有解题的综合性藏书目录《别录》。

2)刘歆

刘歆(约公元前53—公元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建平元年刘向去世,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刘歆在其父亲《别录》基础上编撰完成《七略》——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

《七略》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

辑略为说明其他六略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六略书籍的用途,是六略之总最,诸书之总要,相当于全书的概要。

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种。

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种。

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5种。

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4种。

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筮、杂占、刑法6种。

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种。

以上六略共38种,刘歆创立出的分类法和著录法对我国图书馆目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蔡邕校正经书

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又称“汉石经”。其字体为一字隶书,故又称“一字石经”。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学被定为官学,儒家书籍被奉为法定教科书。汉武帝在洛阳设立太学为最高学府,设专门博士官讲授儒学经文,儒学成为判断是非标准与决策依据。

后来,人们在孔子故宅壁间发现一批以古篆字书写的儒家书籍,为区别两类经文,人们把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书籍称为古文经,之前的称为今文经。人们发现古文经和今文经在篇章、文字上出入颇多,又因今文经残章断句多,人们学起来比较费劲,故而产生了今经文与古经文两大学派之争。“私贿兰台令史,偷改漆书经文”事件发生后,蔡邕向汉灵帝提出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得到准许。因经文始于熹平四年刻于石碑,故称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的意义有四:①平息了社会纷争,维护文字的统一,并使得儒家经典长久流传;②开辟了石经刻写的先河,在这之后,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并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③捶拓方法的发明是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的铺垫;④石经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为后人研究汉代书法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6)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1066年(朱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向英宗上疏:“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立知者,略依左传春秋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四月,英宗命他在崇文院设立书局,司马光自选助手范祖禹、刘恕、刘攽、司马康等人参与编撰。1067年(宋神宗治平四年),制序并赐名《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至1085年(元丰七年)全书编撰完毕,历时19年,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着由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的历史,取材于17史、野史、传状、文集、话录等222种有关资料;其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

司马光主持《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特点有:

1)分工明确,各尽其长

他所选的助手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如范祖禹对唐史有着很深的研究,唐五代部分由他负责编纂;刘恕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他负责编纂魏晋南北朝部分;刘攽对两汉史事极为熟悉,负责编纂两汉部分,而他自己则负责先秦部分的编纂。

2)科学编纂、取材考证

为顺利完成《资治通鉴》的编纂,司马光采用“三步编纂法”:第一步编制从目,即以务求详尽的原则,从搜集的材料中精选出重要的事目,并编成大纲;第二步组织长编,即以“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的原则,对丛目认真整理决定取舍,并以时间为序让其前后相接联为一体;最后删定成书,全书统稿。全书完成后司马光肩负主编将众稿修改润色,删其繁冗,统一体例。

为保证《资治通鉴》的真实和权威,司马光首创考异法。司马光对取材中的人物、时间、地理、历史事件进行考订。考异方式有6种:一曰参考众书而从长者;二曰两存其说者;三曰两弃之;四曰两疑而节取其要者;五曰存疑;六曰兼存或说于《考异》中者。精心的考异工作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大大增强了《通治通鉴》的可靠性和可读性。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

3)开编纂体例之新

司马光将我国盛行的正史体裁(纪、传、表、志)合成于一体编纂《资治通鉴》,并由此创造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编纂时将原本杂乱无序的历史记载分三格(即上为纪年,中为事目,下为卷数)进行有序编排。全书内容丰富,横跨中国16个朝代,共1 362年的历史,但重点突出,各种史事的变化、前因后果都以时间先后顺序编次,便于读者把握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从内容与写作手法上来讲,《资治通鉴》无疑是我国历史文化上的一朵奇葩;从其科学的编纂方法来讲,《资治通鉴》对后世史书的编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司马光开创的三步编纂法更为历代编辑工作者所推崇,而《资治通鉴》的风格统一、内容精当,也成为集体编辑作品的典范。

在我国古代编辑活动中,除了上述所列外,还有著名的编纂活动和杰出的编纂家,如司马迁编著《史记》、萧统编《文选》、杜佑编《通典》、解缙编《永乐大典》、冯梦龙编纂“三言”、欧阳修主编《集古录》、荀勖编《中经新薄》等,还有如植物学编辑陈咏、医药编辑王叔和陶弘景、艺术理论编辑张彦远、书法编辑朱长文和梁诗正等。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的编辑方法不仅使我们的文化得以积累和发展,也为我们近现代的编辑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2.2　近现代时期的编辑和编辑活动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挟势而来的西方传教士通过出版各种书刊,加强西学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吏则在西学中撷取新知识。

(1)马礼逊

马礼逊(1782—1834),英国人,第一个在中国境内把《圣经》完整地译成中文并予以出版的传教士。1807年,受伦敦传教会的指派来到中国传教,先后在广州、澳门和南洋马六甲从事编译中文书籍和传教活动。

马礼逊来华的主要使命,就是将《圣经》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从1807—1819年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1823年在马六甲将全部《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共21卷,自此,马礼逊将基督教文化完整地介绍到中国。

此后,马礼逊还主持编纂了《华英字典》(又译为《中国语文字典》),以供其他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之方便,而这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礼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

(2)伍廷芳

伍廷芳(1842—1922),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1857年,伍廷芳和黄胜在香港租借了英文报纸《孖刺报》的一套中文铅字,以《孖刺报》中文晚刊的名义创办了《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改称《香港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纸。《中外新报》改变了以往中国报纸所采取的书本形式,第一次采用西方的报纸形式进行编排。初为晚刊,两天出版一次,后改日刊,以四开白报纸单张印刷,内容多以广告及各种商业消息为主。

晚年伍廷芳回忆起这事,自豪地说:“自我们第一张报纸,以小小的纸张出版,到现在它领导及塑造了公众的舆论。”^[1]

(3)《新青年》

《新青年》是陈独秀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一份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文化宣传中起重要作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该杂志实行编辑集议制,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等人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新青年》的编辑特点:一是编创白话文,刘半农首先提倡文章应分段,同时建议使用标点符号。二是创造我国现代期刊的媒体模式,《新青年》设置“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小说”“传记”等固定栏目,打破了以前期刊的版面没有栏目设置、文章连排的现象,且这种栏目设置排版方式一直沿袭至今。三是注意读者反馈,《新青年》“特辟通信一门,为质析疑难抒发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诚表示”,广泛听取读者意见,再后来又设置“读者论坛”,以“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鼓励读者来稿。

鲁迅作为《新青年》的编辑者之一,在他的编辑出版活动中十分重视图书的装帧,讲究封面和内饰的和谐统一。他认为:“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

(4)《申报》

《申报》原全称《申江新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1872 年4月由英商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同伍华德、普莱尔、麦基洛等人在上海合资创办,最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1909年为买办席裕福收买,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先后创办《自由谈》等副刊,发表民主自由言论。

《申报》秉着“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办报理念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创办初期,《申报》聘用举人、秀才为主笔,聘请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人担任记者、编辑。在内容上主要宣传孔孟思想;还针对市民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少社论,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

《申报》出现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战事通讯员和最早出版的“号外”,此外,《申报》还十分重视新闻插图,后来扩展到出版画报。申报的版面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由此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这一系列改革既服务了社会又提升了报纸声誉,促进了报纸销路,但是申报的民主进步取向和爱国举动却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1934年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史量才,此后,言论重趋保守。上海沦陷时,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接收,1949年5 月,经历了七十年的风雨《申报》在上海解放时停刊。

作为全国享有盛誉的大报,《申报》在抗日战争期间用文字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指明了方向,以牺牲生命坚持新闻客观公正的态度为我国现代新闻媒体所敬仰。

(5)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我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江西省余江县人。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

《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10月。它在初期主要关注青年修养与职业教育,此外就是关于平民职业状况和生活状况的调查。其内容枯燥乏味,形式单调,读者很少,影响力也很小,初期发行量只有2 000多份。1926年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后便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他接编的首期就新辟了《读者信箱》专栏,随后又不断充实内容,革新版面。此后,又增设“小言论”“人物介绍”“小新闻”等栏目。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自此,《生活》周刊发行量迅速上升,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对读者与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3年12月,《生活》周刊因多次载文抨击蒋介石政府的妥协行为,引起反动派的仇视而被查封,邹韬奋也被迫流亡国外。1935年回国后,邹韬奋先后在上海、香港创办《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周刊,但均受到国民党的查封及阻止。后由于“七君子事件”被捕,在狱中,邹韬奋写下了《经历》《读书偶译》等著作,坚持用笔战斗。1937年《抗战》三日刊创刊,一度改名《抵抗》。

邹韬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长达20多年,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他主持《生活》周刊“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造为目的”的宗旨也成为一种“韬奋”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出版工作者学习。1944年,邹韬奋病逝,毛泽东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6)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开始时期的编辑活动

1937年7月25日,上海的编辑工作者组织了“编辑人协会”,同年9月1日创刊《文化战线》。该刊由施复亮等主编,为该刊撰稿的有胡愈之、邹韬奋、郭沫若、钱俊瑞等人,以反映抗战形势、宣传国共合作、要求实现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动员民众抗战为宗旨,1937年11月停刊,共出8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文萃》《大公报》《新民报》等刊物和新闻出版编辑工作人员在重重障碍和阻挠下,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是血的代价。

1949年《光明日报》在北京创刊,毛泽东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人民新历史的开端》的发刊词,提出《新华日报》的任务是“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素来讲究办报风格和特色的胡愈之围绕知识分子这个主体做文章,把《光明日报》办成发表知识界言论的论坛,进行思想学术交流和开展对知识分子教育的阵地,报道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各条战线成就和动态的窗口,受到知识界的欢迎。

案例分析与实训

1.认真对待读者来信,是邹韬奋坚持大众化的办刊立场、一切为民众服务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1926年10月,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中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热心地为读者解答生活、恋爱、求学中的各种问题。“每天差不多要用半个全天来看信”,1931年前后,《生活》周刊每年收到的读者来信有三万余封,他力求自己亲自看信、回信、签章。而读者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甚至有南洋读者要求编辑部帮忙买“几尺什么颜色的什么布”,他都尽可能地满足读者的要求。通过与读者的交流互动,帮助邹韬奋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读者的需求。邹韬奋认为,报人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想着读者,报刊要顾及一般读者的需要,只有这样,读者才会信任报刊,报刊才能赢得市场。试分析邹韬奋在《读者信箱》经营上的意义?

2.“如果我们的编辑一生中能出几本立得起来、传得下去的图书,传10年、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间,无疑他就是有影响的名编辑。因此,多出精品,奉献传世之作也是名编辑的最高追求”,^[2]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综合实训

1.著名编辑张季鸾在《大公报》撰写言论,每日晚间坐于排字车间外,写一段发排一段,边写边问还有多少版面,每次必定不多不少,而且无须删改,绝无削足适履或拖泥带水之感。与张季鸾写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邓拓,翻阅邓拓写作社论的原稿,经常可以看到这类文字说明:“先排一半,后半另发。邓”;“即排,未完稿即送发。邓”;“即排,续稿即发占。邓”;“即排,继续送稿。邓”……可见,写作时间之紧迫和写作之神速。在当代,广东著名报人、名编辑、《街谈巷议》的作者微音的写作水平也让人赞不绝口。他的评论文辣于药、言快于刀,简明扼要,《街谈巷议》多年来一直都是不少学校老师眼中的议论文范文,甚至成为许多广东考生高考备战必修课。

从这段话中你能看出来什么?

2.古代有个故事,说是有个人善于画龙,一天,他在众人面前画了一条龙,人们看了他的龙问为什么没有眼睛,他说,他还没敢画,一画完它就腾空飞走了。人们不信,他就上前点了两点,果然,轰的一声,那龙就飞上天了。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说法,说是画家画的龙,眼睛只是两个圆圈,无神,有个人上前小声告诉画家,龙眼中应点上一点,画家受到启发,上前一试,果然龙活了。那个启发画家点点儿的人,其实就是个高明的编辑。还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画蛇添足,只是说法与流传的也不同。说是一个人画了一条蛇,感觉不错,旁边另一个人却小声告诉他,如果再增加四条腿,岂不跑得更快!画家无知,就添了四条腿,结果,作品自然要闹笑话了。据说,这个旁边的人也是个编辑,只不过也属无知而已。

这几个故事虽然荒诞夸张,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什么?

课外拓展

利用网络资源查找国内外出色的编辑出版人和出版活动,并在班上进行演讲。

【注释】

[1]五邑籍全国报界名人群星璀璨[N].江门日报,2006-11-08.

[2]汪家熔.出版的性质和出版人的追求[J].出版科学,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