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之史料

王钱国忠

半个世纪前，一颗耀眼的星星划破北国的长空而陨落，人民画报社高级摄影记者，我的表兄谢泗春，正当其38岁大有作为之时，英年早逝，离我们而去，令全家万分悲痛。我们不但失去了一位可敬的亲人，而且为新中国的革命摄影事业痛失一位英才而扼腕。谢泗春籍贯浙江遂昌，这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谢泗春从小生活在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书香门第。他的三个兄长，一为革命烈士，另二位为黄埔军校的早期学员，为国民革命作出过贡献；二位堂兄均为中共早期党员，一位堂姐是当地著名烈士。他们的革命思想对谢泗春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使他成为热爱党、热爱人民，对祖国充满激情的杰出的新闻记者。^[1]在书香门第中长大的表兄，从小便熟读“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不但在家严的庭训下刻苦读书，而且还时常向两位满腹经纶的堂兄请益，获益匪浅，大有长进，这对他日后的深造乃至后来的记者生涯不无影响。

1949年初夏，谢泗春从遂昌来到解放不久的大上海，对新中国满怀憧憬的他，于是年8月考入设在陕西南路的华东新闻学院，这所由华东区新闻出版局创办于1949年7月的专业学校，具有速成与培训性质，其宗旨是“在短时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观念，为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工作”。院长恽逸群，教务长为后来鼎鼎有名的新闻学专家王中。后者在该校停办后，转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该系的学科带头人。该校先后设有讲习班、专修科及研究班，各班科招生人数及修业期限长短不一。讲习班共招540人，修业期为4个月；专修科共招68人，修业期为半年；研究班则招200人，修业期为8个月，该班时间最长，业务要求也最高。不少著名专家学者及党内“秀才”、“一支笔”，如冯定、范长江、恽逸群、金仲华、胡曲园、胡风、王芸生、魏文伯、王中、顾执中等在校执教，名师出高徒，由这批高水平教员培养出来的学生其质量之高，可以想见。1951年该校完成历史使命而停办，在短短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新闻工作者，谢泗春便是其中之一。由于谢泗春留下的个人资料奇缺，关于其详细履历只得据有关资料推断。从新闻学院颁发的学生证可知，谢泗春于1949年入学，当考入该校的讲习班，并于同年11月结业。另据1950 年2月1日出版的第四期《华东画报》上刊发的谢泗春《值得新区农民学习的劳动英雄王炳奎》的报道可以确定，谢当于1949年底从该校结业，在1950年2月之前进入华东画报社工作。

创刊于1949年12月上海解放后不久的《华东画报》，其前身为原解放区的《山东画报》。上海解放后，山东的该社原班人马移驻上海的江苏路，该画报也更名为《华东画报》，这也当属文化“南下”之举。该刊又于1952年起改为大开本出版，《华东画报》今各处收藏不多，仅少数大型图书馆及收藏者有藏，故显得十分珍贵。谢泗春在《华东画报》工作时，当时也曾向北京《人民画报》投稿，1951年6月号《人民画报》刊发了由谢泗春摄影、《人民画报》特约通讯员彭华士撰文的《新中国的茶业》，报道了浙江狮峰山、舜皇山茶业生产的盛况。在1960年大饥荒岁月，作为业务骨干的谢泗春，不知何故被下放至四川江津劳动（其下放的背景至今不详，在此存疑）。在这座抗战中的文化名城，他在每天的下田劳动中，不幸患上钩端螺旋体病，病情笃重，身体非常消瘦，幸而被四川医学院的师生及时发现，再被送回北京治疗，方幸免于难，但健康大损。在1960年这不平凡的一年中，谢泗春仅在是年的《人民画报》发表了题为《炼钢》的封面作品，炼钢炉飞溅出的焰火般的钢花似乎象征着他的顽强不息的生命力。1962年8月，他在多年患病后终于早逝，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的新闻事业。

上世纪60年代的谢泗春，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创作力旺盛。1962年1月，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习的侄子谢兰芳，利用寒假去北京看望叔叔，闲谈中谢泗春说，他发表文章用了很多笔名，有志临、志云等七八个，并一一随手写在纸上，可惜这张纸没有被收藏起来，以致现在仅记得其中两个，其余的就永远湮灭了。谢兰芳在叔叔的房间里曾见到某报社编辑部的约稿函，函中尊称他为阁下，并说其文清新、灵动……是上乘之作，望能每月或两月惠于一文。^[2]谢泗春是个乐于助人、慷慨大方的人。他在北京工作时，工资虽然不低，但当时物价上涨，生活拮据。虽然如此，他除自己生活支出外，还帮助老家的兄妹和侄子，尤其是长期接济远在他乡的三哥之子。除了平时生活的帮助外，还供他上到了大学，成为一名出色的水电专家，这其中包含了谢泗春多少心血和希望啊！此外，凡是有困难的亲戚，如二哥及大姐，他都一一帮助。在60年代大饥荒岁月，当时他在上海小妹家养病，因粮食困难，营养缺乏，多数人患营养不良病。他经常给小孩买这买那补充营养；小妹在外滩工作时，还请她上饭店吃饭，为此花费不小，以至于他返回北京时，囊内羞涩，连购火车票都发生困难，由此可见其关心他人、慷慨大方的品格。^[3]

谢泗春的英年早逝是我国新闻界的重要损失，人民画报社的不少老同事，至今仍怀念他。该社的一位主任对谢兰芳说：“你叔叔真是个人才，要是活到现在就好了。”他们都盛赞他的学问和才干，说画报社里这么多年还没有人及得上他的，有的保存了谢泗春的信，有的还保存有谢泗春修改的文稿，称赞他的文思十分缜密。他们都为自己保留了谢泗春的手迹而感到幸运。^[4]

谢泗春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自1950—1961年的十一年不长的时间里，据粗略统计，共发表摄影作品400余幅，文字报道60余篇（其中还不包括他所摄的颇具艺术性的生活照），为我国新闻事业留下了丰富的宝贵遗产。若天假有年，他的摄影成就则更为巨大。在谢泗春仅仅400余幅的作品中，其采访题材极其广泛，涉及的地区及民族众多，内容精彩纷呈，为共和国的成长历史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建国初期的神州风俗图。他以诗人般的热情，为亲爱的祖国、伟大的人民鼓与呼；他给人以信心、力量与希望。这是一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段值得回味、怀念的年代。它将永载共和国史册，熠熠生辉。

一、热情讴歌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

上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以昂扬的斗志，意气风发地崛起于世界东方的不平凡年代，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建国初期经济恢复工作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热潮，创造了无数个人间奇迹，涌现了一大批时代先锋，而在谢泗春的全部报道中，自始至终贯穿了这条主线。在那个令人激动和难忘的年代，他以亲身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以火一般的热心投入滚滚的时代洪流，热情报道我国各条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涌现的众多劳模人物，为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成就摇旗呐喊。他以独特的新闻视角敏锐地报道了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以及文化、体育、民族的各个侧面，为我们今天缅怀和研究、总结这段难忘的历史留下了众多真实而弥足珍贵的史料。

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方面，谢泗春所报道的新闻《轰炸破坏吓不倒我们》、《抢修英雄张世宝》，反映了上海人民在“二六”轰炸中不惧怕反动派丧心病狂的报复与破坏，坚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坚定决心；《今天的大陈岛》的一次报道，表现了该岛军民保卫国防、建设海岛、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的豪迈气概。他还在《纪念鲁迅》、《纪念秋瑾》及《雨花台的凭弔》的报道中，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继承先烈与革命先驱的遗愿，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是谢泗春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这自然与当时国家以重工业建设为纲的发展指导方针有关。如在我国“一五”计划期间，对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的武汉重型机床厂的报道称，苏联为这个工厂提供了最好的现代化设备，能够生产70多种不同规格的重型机床，最小的也有20余吨，其中有许多自动化的程度很高（《新建成的重型机床厂》）。又如，通过解放前后的强烈对比，反映石钢在年产量及厂区规模方面的巨变，并改变了过去该厂只出铁不出钢的生产局面（《北京钢铁工业异军突起》）。再如，通过当年对东北地区的矿区城市双鸭山的开发，后来煤的年产量不断上升，而一座新型的城市双鸭山市也随之拔地而起，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年轻的矿区城市——双鸭山》）。此外，他还有《淮南煤矿在飞快前进》、《苏联专家帮我们炼好了沸腾钢》、《晶华玻璃厂内迁》及《学习缫丝》等工业题材的报道。

作者在报道工业题材的同时，对工业战线产生的劳模人物也十分关注，如“二六”轰炸中的上海电力公司抢修英雄张世宝、上海绢纺厂爱厂如家的工人柳富培、纺织战线劳模裔式娟、北京清河制呢厂劳模戴秀全等，鼓励先进，表彰劳模，成为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高潮中，从上到下普遍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因而不可避免地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一些偏差，乃至重大失误,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办工业”、“大炼钢铁”等。违反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蠢事发生，毫无疑问，这是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现象。为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选编者特意选取了作者当时报道河南、山西三县炼铁的一组照片《全民炼钢铁 钢铁炼全民》，立此存照，作为吸取历史经验及反思的教材，以警后人。当然，作为报道该新闻的作者，当时也不免为“左”的思想所感染，而以赞赏、鼓励的态度处之，这是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

在此背景下，作者颇具分量的报道有，宣传湖北省红安县县委干部下基层种试验田的《县委书记和试验田》，反映湖北鄂城县和河北定县两农业社全民办工业的《是农庄，也是工厂》，浙江省林业厅干部在开化县调查、规划山区林业工作的《开发山区》，以及《政府发放农贷扶助增产》、《“进城方便了”》等。非但如此，随着报道的深入，作者的视野还扩展到更深层次的农民教育问题，故而才有对江苏省邗江县施桥乡在乡党委的带领下开办第二农业中学的报道《农民的中学》。

不仅如此，作者还报道过浙江镇海三山农业社广大社员在遭受台风灾害后，振作精神克服困难，发展渔业及多种经营的感人事迹（《风灾以后》）；通过大陈岛解放前后渔民新旧两种生活的前后对照，反映大陈岛渔民生活节节高的巨变（《今天的大陈岛》）。浙江是产茶大省，近年有人根据考古发现，认为杭州湾是茶的发源地。作为浙籍出身的谢泗春，自然十分关注家乡的茶业生产，对此，他作了多次引人入胜的报道，如《新中国的茶业》、《舜皇山改制红茶》、《茶农王全有》，以及介绍祁门茶生产的《安徽的茶》。此外，他还有反映苏北黄桥猪业产销合作社产销两旺的报道。

我国是农业大国，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决定着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的丰歉，并事关沿江沿河两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危。1951年5月，在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新中国打响了声势浩大的治淮战役。谢泗春连续两次以实地拍摄的图片对此作了题为《根治历史性的灾害——淮河》与《伟大的治淮工程在前进》的大型报道。同时还对与治淮工程相关的佛子岭水库作了相应的报道，为此他撰写了《毛泽东时代的大水库》长文，介绍淮河支流渒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与威胁，以及为修建佛子岭水库的我国第一个新式水坝——佛子岭连拱坝的规模盛况，还展望渒河流域农业丰收、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远景。此外，他还有关于水利水电的多篇报道，如《水库旁的新城》、《向江水要电，和时间赛跑》，以及颂扬福建省永春县发展小型水电站的《小型水电站星罗棋布》等。

与此同时，作者还曾沿兰新铁路西行，抚今追昔，跨越时空，以其深厚的历史人文修养报道在丝路沿途的所见所闻，介绍武威、张掖、嘉峪关、玉门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兰州到玉门》）。作者在两访佛子岭水库后，又参观了梅山水库竣工后崛起的梅山镇，感到十分激动（《水库旁的新城》）。此外，作者还报道了1954年修建的沟通我国西北和西南的交通干线的浩大工程——宝成铁路（《打通秦岭》）、1956年新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艘国产新轮“民主十号”，以及1958年上海三轮车工人制造微型汽车、取代不合时代需要的三轮车的巨大变化（《新的职业》）。

二、大力弘扬中国文化，报道蒸蒸日上的文化事业及文化名人动态

作为一名浙籍文化人，谢泗春在其全部的新闻采访活动中，对文化事业的报道占了相当的比重，同时还对家乡的新人新事、文化名人给予格外关注。鲁迅75周年诞辰纪念时，他在水乡绍兴对鲁迅纪念馆及新建的鲁迅小学作了热情的报道，称鲁迅“对压迫者毫不妥协的斗争性格和他对新社会热烈追求的革命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一宗非常宝贵的遗产”（《纪念鲁迅》）。在秋瑾烈士就义50周年之际，谢泗春采访时在上海文史研究馆的秋瑾生前挚友徐蕴华，了解她与徐自华姊妹俩一起资助秋瑾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过。后来，徐蕴华收到谢泗春所摄的采访照片后，还赋诗作谢。在上海文史馆，作者还采访了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漫画家丰子恺、法学家江庸等文化老人，向广大读者介绍他们晚年的文化工作，令人感动（《文史馆老人》）。在《把艺术献给祖国》中，他报道了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红线女等人的业余生活。

新中国开国之初，在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称霸的世界舞台上备受孤立，因而加强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友好往来显得格外重要，反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报道也成为新闻采访的重点之一。对此，谢泗春曾多次予以报道，如《中国青年欢迎世界青联代表团来华》（为此作长诗一首）、《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在上海》、《朝鲜铁道艺术团在中国》，以及呈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的《友谊之音万里来》等。

视野开阔、兴趣广泛的谢泗春，在奔波于大江南北的采访行旅中，爱将所见民间工艺品、民间艺术、佛教建筑乃至考古发掘一一摄入镜头，因而在他的精心报道中，让我们得以欣赏到《青田石刻》、周瘦鹃的盆景、景德镇的瓷器、泉州的木偶戏、刺绣的《毛泽东主席》。以及《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周口店——世界最古的文化宝库》等。此外，从大城市的上海图书馆到浙江诸暨西斗门村的“不平凡的图书馆”都是他关心的题材。《纸的故事》是谢泗春在1961年时其生命晚期的作品，他在该报道中，特撰长文介绍我国的造纸史，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俯瞰中国造纸史漫长而坎坷的历程。这篇报道可谓是他短暂记者生涯的一曲绝唱。

三、报道科研成就，揄扬科学家可贵的爱国精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尽心报道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谢泗春对祖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也同样关注。他深入科研院所，广为采访，适时报道有关的研究成果，歌颂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在《“万年肥”和新食料》中，他介绍了著名淡水藻类学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黎尚豪在上世纪60年代利用栅藻、小球藻治疗营养性水肿的研究成果。黎尚豪长期从事藻类学研究，自1956年起就与叶清泉合作发表《光照强度对科生栅藻生长的影响》、《我国的几种蓝藻的固氮作用》、《固氮蓝藻对水稻肥效的初步研究》、《固氮蓝藻的大量培养方法》等多篇论文。黎尚豪的上述成果后在全国加以推广应用，颇具影响。他的这项研究还开辟了我国实验淡水藻类学的工作，为我国藻类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谢泗春的《防治鱼病》也是一篇具有创新意义的报道，它介绍了原生动物学家、鱼类学家、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倪达书提出的稻鱼“共生”结构新理论。倪达书在上世纪50年代开创了我国的鱼病学，至70年代，提出在稻田养草鱼种，代替传统的养鲤鱼法，获得初步成功。他的这个稻鱼共生理论对提高农业生产，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谢泗春不但热情报道科研成果，还把宣传科学家的爱国精神作为自己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核物理学家谢家麟于1955年8月毅然放弃在海外的优厚待遇，从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微波波谱学的研究岗位返回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科研事业，受到我国科学界的热烈欢迎。谢泗春的《回到了祖国的留美学生》报道了他的爱国壮举。50年代初，谢家麟在美国负责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使用电子束的医用加速器。回到祖国后，他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员，在70年代初，先后负责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30兆电子伏电子直线加速器、第一个大功率速调管、第一台电子回旋加速器等尖端设备，因而报道其回国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四、为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保存提供了大量的图片资料

在谢泗春十余年不长的新闻生涯中，他报道了不少涉及建国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作为一名摄影记者，除部分文字报道外，大量的是新闻图片，如建国初的恢复经济、反“二六”轰炸、抗美援朝、青年学生参加军干校、严惩奸商王康年、《毛选》第一卷出版发行、中苏友好事业、治理淮河、修筑佛子岭水库，乃至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等。当时，恢复经济是新中国百废待兴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1950年10月，谢泗春与蔡尚雄合作，对此作了一个题为《上海私营工业走向新生》的大型报道，刊发在《华东画报》是年第12期上。报道从人民政府的调整措施，国营企业以加工、订货的形式，银行贷款，工人积极主动，救济失业工人，以及促进外贸等七个方面，以几十幅图片详细介绍上海私营企业恢复生产、谋求发展、走向新生的过程，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谢泗春上述关于治淮、佛子岭水库工程及福建永春的小水电站建设的报道，为新中国的水利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他关于浙江狮峰山茶业的发展、舜皇山及祁门茶的生产和改制红茶的报道，又为我国茶业史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素材。此外，之后新中国的陶瓷史、对外文化交流史等研究工作均可从其报道中获得宝贵资料，以深入推动相关的研究。

谢泗春的这些报道，都是其走南闯北深入社会第一线所获得的，这些被作为第一手资料对待，都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对之科学地评价则另当别论），具有与档案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值得珍惜，以资利用。

五、精湛的摄影艺术与高超的语言修辞技巧

欣赏与品味泗春兄的作品，无论是见载于两大画报上的图片，抑或是他所摄私藏的生活照，都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如拍摄《毛泽东主席》的刺绣作品时，他将人物像的针脚表现得精细入微，极富立体感；在《愉快的旅行》中，他机敏地捕捉到了小乘客在“检票”时活泼可爱的神态；在《保卫祖国的海防》中，大陈岛礁挎枪守岛的战士飒爽的雄姿与高耸屹立的卫士般的礁石交相辉映；75岁老太太认真愉快的学文化神情；兰州黄河铁桥的雄姿；《摔跤》中两位蒙古族运动员“拼搏”的较劲场面；新安江水电站工地之夜的璀璨明珠；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会上亢奋且富动感的成排观众；显示上海图书馆大楼巍峨身姿，仰拍的高大的阶梯……这一幅幅杰作都是他艺术性地运用取景、构图、透视、用光等特技手法，并经提炼概括而最终完成，且极富典型性。其所具有的艺术真实，可谓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5]

由上可知，我们可以归纳出谢泗春摄影作品的数项特点：一、主题突出。无论是成组或单幅作品，作者均十分注意对主题的理解及渲染，尤其是对成组图片的处理，作者要有能力驾驭内容众多的素材，而不致被大量的素材所淹没，如有数十幅图片之多的《上海私营工业走向新生》，以及十余幅图片的《根治历史性的灾害——淮河》，即为此例。二、构图于心。作者布局谋篇不但合理，而且颇费心思，亦即并非是将自然景物或社会事件机械复制，而是以图言志，图发心声。三、灵活的拍摄角度。作者鲜用惯常的正面、平视的拍摄手法，而是根据主题的需要、报道对象的自身特点，灵活选用拍摄角度，以利突出对象，烘托主题，上述《上海图书馆》、《“进城方便了”》，以及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上势如排山倒海的兴奋观众即为运用仰拍、正侧角拍摄的成功范例。四、富有观赏性和艺术性。新闻报道图片与艺术照片毕竟有别，但具有深厚人文功底的谢泗春在他的摄影作品中，尽力拍好每幅照片，尤其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其艺术手法愈趋成熟，乃至作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此如《保卫祖国的海防》、《“检票”》、《西安大雁塔》等即是。他的其他一些有关工艺品的摄影作品，如景德镇的瓷器、泉州木偶戏、刺绣作品《毛泽东主席》等以及上述诸幅的封面、封底作品均具观赏性。

从本书所收的大量新闻报道中，还可以看出泗春兄在语言、修辞方面也具有高超的娴熟的技巧，因而加强了报道的感染力，提高了艺术性，增强了可读性，具体可以概括如下：

一、引用手法。引用的手法在报道中随处可见。如在《从兰州到玉门》中，引用了俗语“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通俗地道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苍凉。在《竹》中，引用苏东坡“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以及《古文观止》所收王禹偁《黄冈竹楼记》的“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瑟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使文章更显高雅，极大地提高了报道作品的品位。

二、巧改成语。泗春兄在《年轻的矿区城市——双鸭山》中说：初来时，曾被煤城建设景象所迷，只觉“相见恨晚”。但经市委书记对城市建设远景的一番描述后，他却又有“相见恨早”之感了。这一“晚”一“早”，把他渴望早日见到煤城建设新图景的急切心情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三、拟人手法。在《佛子岭水库工程》的长篇报道中，他提到“渒河与淮河的其他支流一样，是一条有罪的河流”。它不但在山洪暴发时淹没下游的田禾，而水过后，因河水陡落，致下游的农田缺水灌溉。作者引用工程指挥汪胡桢的话说，现在佛子岭水库将把洪水这个“土匪”“管制”起来，叫它“劳动改造”，为人民服务。犯罪的渒河，它将立功赎罪，带给人们欢笑与希望。将洪水喻作无法无天的“土匪”，鲜有其例，民间生动的语言使报道显得虎虎有生气，拟人化的手法既生动，又贴切，有着很好的修辞效果。

四、比喻手法。《在湘西》的结尾，作者反映苗汉两民族新关系的“兄弟河”，以花垣县苗族人民常唱的一首山歌结束，意味深长，有余音绕梁之感。在《今天的大陈岛》中，作者转述一战士在墙报上所写“我们正用地瓜换了地雷的防”的诗句，地瓜与地雷，外形虽相似，但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和平”与“战争”的不同含义，以此来说明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和平时代的到来。这句战士所创造的既形象又幽默的诗句，作者倘无敏锐的眼光和思考，也可能熟视无睹，与之擦肩而过。在《文史馆老人》的报道中，他运用燕昭王筑“黄金台”延聘天下士的典故，来比喻文史馆集聚人才，以繁荣祖国文化事业之举。

五、诗歌才能。在报道中国青年欢迎世界青联代表团来华的新闻中，作者特撰写《记欢迎世青代表团大会》长诗。这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谢泗春唯一的一首诗作，故弥足珍贵。该诗感情奔放，气势宏大，大有一泻千里之势，作者将全场三万青年热烈欢迎代表团的喜悦与亢奋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爱国反帝的决心被刻画得无比高昂。在韵律上，作者几乎毎四句押三韵，有的甚至押四韵，几乎句句押韵。“阳”韵虽属宽韵，但作者押得如此密集，实属不易，在作者那里，韵脚似信手拈来，得心应手，如无诗赋才能，终难成篇。与此相关的是，作者在报道中，多次引用或运用“顺口溜”的形式来反映新人新事，如在《把粮棉卖给国家》的三幅图片说明中，均以大众喜闻乐见的“顺口溜”形式来表现；在《淮南煤矿在飞快前进》中，三个新人新事也被用“顺口溜”的形式加以报道，文中还引用矿工们扒倒窑神的歌谣，显得生动活泼，读来琅琅上口，充满朴实的生活气息，增强了报道的感染力。

我与泗春兄素未谋面。1961年下半年，他来上海我家养病时，多次告诉我五弟，要多读书、读好书。他说：你读一本“十分”的书，吸收了一半就受益“五分”；你读一本“六分”的书，吸收了一半只受益“三分”。泗春兄送给他许多中外名著，还教他读古典名著，如《聊斋志异》，还不厌其烦地给他读一句，解释一句，使他获益匪浅。我弟弟说，泗春兄是他喜欢文艺，尤其是古典文学和摄影的领路人和恩师。^[6]当时我已到福建前线南安从戎，驻扎村野，无书可读。记得一次无线电集训时，住在当地一华侨家，借得一本以群著的《文学概论》，翻来翻去，书中尽讲理论，只有少许小说的例子，味同嚼蜡，很不过瘾。向往文学梦的我，当时饥不择食，如同饿汉，极欲阅读文学史著作及古典文学作品。因此，我给家里写信，要一部《红楼梦》。讵料，在我家养病的泗春兄给我复了信，并寄来《鲁迅诗稿》与叶圣陶的《小记十篇》两书，一个素不相识的远亲如此关心我的成长，岂不令人感动万分?泗春兄在信上这样说：

国忠弟：

来信收到，高兴至极。我们虽未见面，但情同兄弟。我曾在你家住数月，一家人待我如自己人，至今感激。

一本《鲁迅诗稿》是微不足道的，我还有二本《红楼梦》，因为同志借去不便要回来，故未能寄你。

在你家我曾看过你作的画，很不错，可见你在这方面很有才能，可努力向这方面发展……

这封饱含亲情和殷切期望的来信，对于在“寻梦”中的年轻人显然是有“点火”与催化作用。此后，当一名记者、从事文化工作，便成了我一个孜孜以求的梦想。不久，上级因我二哥在军队从医，便指派我也去学医。告别连队时，我将以往从北京邮购来的《红岩》、《朝阳花》及《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小说悉数赠送战友作为纪念。最初从乡村调往省城，环境变了，条件也好了，一切感到新鲜，试图一心一意学医，并购来价钱不菲的精装本《实用内科学》和刘泽荣所编的《俄汉大辞典》。可是，不久我的文学梦故态复萌，“旧病复发”。在上微生物或生理课时，我在下面却埋头于《中华活叶文选》上的唐诗宋词等古典作品，邻桌的一位同好更是大摇其草书李白《将进酒》的折扇，与我彼此呼应。每周末，请假独自逛福州东街口的新旧书店是我的铁定项目，当时每月仅六元津贴的我，不但购了王力的《汉语诗律学》一套中的两册，还凑钱买了由何其芳作序、程十发配画的一套精装本《红楼梦》。至分配到军医院工作时，我随身携带的书籍已有四五箱，幸好我不在连队，否则在战备时这些心爱之物都在被“轻装”之列了。一次，上级兵站派宣传科长来我院检查工作，当他得知我有不少藏书后，这位亦有书癖的科长径直来到我寝室浏览、交谈，并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古文观止》中的名篇来。

1975年，我主动要求转业，回到上海，婉绝了分配去区中心医院的工作，毅然弃医从文。此后，我一直在文史领域徘徊，大量阅读、写作，寻找研究方向，直至80年代中期，进入方兴未艾的中国科技史与上海史研究领域，后又于90年代，闯入当时无人问津的李约瑟研究的处女地拓荒，经不懈努力，终获大批成果，坚守至今。现今，我已出版专著16部，收藏李约瑟有关文物及资料数千件。2012年又应邀参加央视纪录片《红色追梦人·李约瑟》的解说与拍摄工作，并提供大量的有关资料。回顾这一切，我总感到，在学术道路上有一位引路人、一盏明灯在不倦地指引我前进，他就是泗春兄；没有他的鼓励，我可能至今一事无成。因此，他于1962年1月26日给我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在身边；他赠我的两本书，同样珍藏着。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他，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

在泗春兄离开我们五十周年之际，我协助大嫂编辑了这本新闻报道集，并撰本文以志纪念，祝他在天国安康、快乐。莫道出师未捷身先死，学林今有后来人。

最后，对于为编撰本书出力的淑梅嫂、谢兰芳、罗衿先生、耀忠弟，以及为本书出版出了大力的沛军侄表示谢忱。

2013年10月7日

于沪上格致文库

【注释】

[1]罗衿：《谢泗春的家世》。

[2]谢兰芳：《关于泗春叔的若干回忆》。

[3]谢淑梅：《怀念泗春哥》。

[4]谢兰芳：《关于泗春叔的若干回忆》。

[5]王耀忠：《忆泗春兄》。

[6]王耀忠：《忆泗春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