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当下中国的教育家

谁是当下中国的教育家

张显峰

相比于“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的活跃,“教育家”已成了日渐冷清的名衔。

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最近说,中国的大学校长“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言外之意,离他所期待的“职业教育家”相去甚远。

刘先生所言倒是不难理解。有了教授的光环、校长的权威,于一人而言已足以。再者说了,有了那个“长”字,什么“家”的帽子戴不得?如若那个所谓“职业教育家”的名头既不得名也不得利,何苦逐之?于是,多有人记得那个某某级别的“长”字,鲜有人拿前面的“校”字当真。

这也不是笔者“一家之言”,今年7月《南方周末》发表的一个调查结果很能说明问题。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公众推崇的大学校长皆为蔡元培等先辈,无一人是当下的。

观之近现代中国历史,远有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近有马寅初、吴玉章、江隆基,等等,皆因其对教育事业的敬业、专注,才有了大学宽容、民主、独立之精神。惟其如此,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助社会改良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比如蔡元培,有了他,才有了北大的“学术自由”环境,造就了陈独秀、胡适等一批大师,因而才有了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曾盟誓:“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再看新近教育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已然另一番景象。前不久,浙江大学出现了“朱淼华现象”,给没有论文的朱先生来了个“岗位考评不及格”。课教得好,学生给他打高分,有什么用?最近,吉林大学又闹了一场“深源地震”,45名博导因科研项目没达学校的“标”,被停招博士生。再远些时候,有学校捧着“教授”帽子请演艺明星“执教”商学院;再远些时候……像极了有些地方政府流行的“精简”、“裁员”、“招商引资”;更像商场的“促销”活动。难怪有教授“受不了了”,站出来大喊“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商场”。

可以想见改革者的善意。然整天忙于攻关、科研,还得应付各种名目的检查、验收,“教育的规律”怕是顾不上研究的。大家都在奔“研究型大学”,我自然不甘落后,唯一的区别在于谁比谁的动静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日渐式微。就连大学的专业设置也亦步亦趋,农业大学也要搞个IT专业,师范大学里的教育学专业却越来越像鸡肋。

有人说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校长不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他应该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立命。笔者理解,这便是“职业教育家”的信仰。

在这个需要改革的时期,需要大智慧者。然查之当下,谁是中国的教育家?

(人民网2005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