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离诺贝尔奖到底有多远

中国人离诺贝尔奖到底有多远

卢新宁

3月28日刚刚离开的诺贝尔奖评委代表团,将萦绕几代中国人的心结“搅和”得更乱了。

3月22日起,应教育部邀请、首次来华访问的诺贝尔奖评委代表团,在北京、大连、武汉、杭州数城市逗留演讲后,再次掀起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热潮。

多少年来,那句在全世界媒体关注下宣读的充满魔力的话:“诺贝尔奖评委会将本届年度诺贝尔奖授给……”就是由这些人确定的。

因此,不怪媒体反应强烈。就在此前,我们刚在声名赫赫的两位大学问家杨振宁、杨福家的激烈交锋中,引发出一场“中国需不需要诺贝尔奖”的壮观讨论。如今,真正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国际评判来了,媒体的激情、读者的热情,实不足怪。

但我们究竟该向诺贝尔奖评委们讨教什么?

记者们、学子们问来问去,都是在“拷问”评委们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甚至,多少年能够摘取桂冠、哪个领域会开花结果?就差问究竟是杨教授还是李研究员有希望了。在这种软硬兼施的“诱供”、群情激荡的“逼供”中,招架不住的诺贝尔奖评委们给了5~10年的中国诺贝尔奖“时间表”,甚至还“猜测中国人获奖的第一个领域应在医学和生理学科”,而清华大学学子“40年内就会有人获得诺贝尔奖”。

这样的结果,自然令人振奋。但在媒体激动地宣传之后,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佛勒斯特姆教授却惶惶然出来修正:“我的原话不是那个意思,那是在特定语境下的一种说法。”看到这里,真的让人同情那些强压之下慌不择言的诺贝尔奖评委们。

对诺贝尔奖,中国人心中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为什么100多年来获奖的几乎都是西方的科学家?中国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如此辉煌的今天,难道本土教育出来的人就没有一个能够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也正是这种情结,让更多的人误读了诺贝尔奖,更准确地说是误读了“科学”的本来意义。

其实,比给出的“时间表”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次佛勒斯特姆教授说的一段话:“在中国的媒体上,我们看到很多关于诺贝尔奖的话题。其实,科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获奖,重要的是做有趣的科学研究。诺贝尔奖得主们自己也许都没意识到今后会获奖,他们只是在研究上充满好奇心,执着地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诺贝尔奖的本意、科学精神的本质。科学是为了求真,只有在旺盛的好奇心和单纯的求知欲驱使下从事科学活动,并且乐在其中,才能自觉摒弃外在的干扰和杂念,最快地接近科学探索的目标。

一篇报道介绍,“二战”时爱因斯坦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时,当学校给他不菲的年薪时,爱因斯坦却问能否给少些,因为“越是简单的生活越有利于科学研究,任何多余的东西都会成为生活的包袱”。科学探索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动机。有了这份“简单”,无论世事如何瞬息万变,无论人们如何追潮逐浪,总有一些人会以单纯的科学为快乐;有了这份“简单”,任凭举世熙熙攘攘,任凭诱惑纷纷扰扰,总有一些人能恬然淡定卓然独处,“执着地做着自己喜爱的工作”,于过程中体味求真的快乐。

而我们有多少人甘于领会这样简单的快乐?

看看我们的学界,从事科学的简单快乐,早已让位于复杂的欲望。学术的功利性太强,学术的诱惑太多。学者的内心失去了宁静,失去了对科学最基本的追求。学术腐败不绝于耳,学术风气日益浮躁,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爆出过学术丑闻,以至于教育部要建立学风建设委员会,以至于百名学者联名倡议抵制学术腐败。

科学要求真,求真需付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马克思曾借用但丁的诗句来说明这种献身精神:“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这种科学精神也是竺可桢说的“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后,依然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是陈景润们的一身书呆子气和钱学森们不计得失的献身。

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学者,我们还有多少?

联想起不久前的“二杨之争”,忽而想到杨振宁所言“中国不需要诺贝尔奖,更需要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如果指的是我们的土壤只能培养商业精神,无法孕育科学精神,倒真是切中时弊。除了“科学的本质”,诺贝尔奖评委代表团还有一段并未引起媒体兴趣的话更值得国人深思:“中国人对获奖情有独钟,不是吗?从奥运会金牌到奥斯卡金奖,把诺贝尔奖与体育竞赛、与好莱坞并驾齐驱,这可能是那个叫诺贝尔的老头都想不到的。”

中国人离诺贝尔奖有多远?这个问题不要求教于尴尬的诺贝尔奖评委们,还是让我们自己回答吧。

(人民网2006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