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出版基本理论方面，董中锋、庞沁文分别对出版基本规律进行了探讨。董认为，出版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是出版的基本规律。庞则认为出版的基本规律就是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出版物中的相互依存，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不统一的，但并不影响出版业的健康发展[2]。蔡克难、孙丰成考察了编辑与出版两个概念的定义。蔡认为，出版概念大过编辑概念，出版活动包括有编辑活动参与的作品传播和没有编辑活动参与的作品传播两部分，编辑活动对于传播并不是必需的。孙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如何既能满足时代发展趋势又能确切描述“出版”、“编辑”等词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探索[3]。
在出版学科建设方面，魏玉山等提出从学科分类角度入手，把出版学从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中划分出来，作为与之并列的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确立出版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4]。朱四光提出了出版科学体系的基本构成应包含编辑、创作、复制、发行、接受5大功能系统，形成了16种经典出版活动模式，能够科学合理地解释实践中各种各样的出版活动现象，对于出版科学体系结构的建立和研究具有积极意义[5]。吴赞对出版经济学作出了理论探讨，认为出版产品的经济特质是出版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出版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点，出版产品的经济属性受到技术、市场、制度、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需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共存的出版业[6]。
关于出版物的属性与功能的争论很早就开始了，出版物具有双重属性已得到公认。出版社转企改制引出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关系的新的理解。吴培华、李寿春、易图强探讨了在出版经营中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原则[7]。窦鸿潭提出应当加大对社会效益图书的投入，要重视发挥出版社的作用[8]。朱尉认为，图书出版具有分众传媒属性，而这正是图书出版传承人类文明的社会功能要求的，因而应高度重视出版的文化传承功能[9]。
在出版文化研究方面，陈海燕从新的视角讨论人类与出版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出版的认识，更深地领悟出版人在知识经济形态下的社会责任[10]。郝振省提出“出版文化理性”的命题，探讨了出版文化理性的核心内容及其养成[11]。杨国宇提出，出版文化有精英与大众的分野，但二者在对出版使命的履行上是殊途同归的[12]。
在编辑学方面，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作为出版中心环节的编辑工作流程和生产方式，也将随之发生颠覆性的变革。学者们从多个侧面对编辑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批可圈可点的理论成果。马瑞洁认为，编辑活动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但不同种类的编辑活动仍然存在共通的普遍属性[13]。赵健杰探讨了编辑主体意识，认为编辑主体意识及其对编辑实践的能动的反作用，是编辑主体性的体现；对编辑主体意识进行逻辑划分，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对编辑主体理论的认识[14]。亓国、闫玉玺探讨了编辑职业精神，认为编辑职业精神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15]。贺圣遂提出了编辑力的概念，认为编辑力包括发现的能力、组合文化的能力和创新呈现方式的能力等三方面[16]。徐维东、李宏葵探讨了市场、图书、出版社、作者、读者与编辑五大要素的关系，认为，编辑与每一要素之间的关系，会随着市场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新的含义与内容体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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