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学的主要流派及理论演变

1.3.1　政治传播学的主要流派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政治传播学在西方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诞生后的初步发展阶段、迅速发展的“多元化”阶段和趋于独立发展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政治传播学的流派形成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形成了三个学派。

1.主流学派或说服选民范式派

主流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政治选举，也被新闻传播学界称为说服选民范式学派。政治传播学的主流学派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975年，著名政治传播学者柴非编辑出版了《政治传播:研究的问题与策略》一书，该书首次系统阐述了主流学派的政治传播基本理论框架、研究领域、研究问题及主要的研究方法。1981年，由丹·尼莫和凯思·桑德斯编辑的《政治传播手册》问世，该书除了总结政治传播研究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外，还归纳和构建了主流学派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除此之外，该书的作者还在书中表达了政治传播研究多元化的主张，对后来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一学派刚刚诞生就受到了来自欧洲的批判学派的尖锐批判。

2.批判学派

欧洲的政治传播的研究者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对政治传播学主流学派进行了批判。从该学派发表的著作看，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批判学派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们反对注重政治竞选和说服选民的“主流”派理论，也反对脱离社会系统的大众传播研究。在他们看来，以竞选为背景来确定政治传播研究的范畴和主题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从传播角度研究政治家与新闻记者的表象互动及他们如何影响选民决策，将妨碍人们认识更重要的真相:“‘媒介对选举的描述构成了戏剧性仪式，而这种仪式把自由民主中的权力结构合法化了’。政治选举事实上只提供一种选择，因为竞选各方所谓的不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样选举就‘支持了代议民主、政治平等和集体自决等神话’，也因此强化了教育、政治和国家机构所灌输的政治价值。”^[31]批判学派主张把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结合起来，着重考察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着重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人的基本价值，在此基础上探讨大众传播的作用及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凡违背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人的基本价值的现象和理论都在他们的批判之列。此外，这期间还出版了批判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代表作《论功能主义批判》(1981)。从1985年起，praeger出版了题为《praeger政治传播研究系列丛书》。这一系列丛书向所有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开放。1985年以来的许多重要的政治传播学著作都出自该丛书。

3.中程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除了主流学派和批判学派这两个大学派外，在欧洲又产生了很有影响的中程学派。该学派“既不与批判学派联结，也不与所谓的实证(主流学派)联结，乃采取较为中程的理论立场”，“强调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32]研究的重点是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的政治。中程学派的产生导致了政治传播学研究的三足鼎立。

4.其他学派

在三大学派中还出现了许多小的流派。例如，在主流学派中，以研究的领域的不同，形成了选举学派、制度学派、语言修辞学派等众多学派;以研究的具体方法论的不同，有现象学派、解释学派等。在批判学派中，又明显地区分为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派、女权主义派，等等，真可谓学派林立。多学派的研究的繁荣促进了观念更新，为学术研究增添了活力，活跃了学术活动，推动了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专业性的学术刊物，主要有《政治传播评论》、《政治传播与宣传》(季刊)、《政治传播年鉴》、《大众传播年鉴》(后两种为年刊)等，建立了自己的阵地。还有一批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组织的建立:1973年，由国际传播学会建立了政治传播研究学会，美国传播学会也随后建立了政治传播研究小组。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政治传播学在这个时期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列入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课程。许多院系，如演讲与传播学系、政治学系、新闻系、大众传播学系、社会学系、社会心理学系等都开设了政治传播学的课程。

1.3.2　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演变

1.3.2.1　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基础

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基础有两个:理论渊源和方法论。首先，我们来看理论渊源。政治传播学产生的理论渊源是前面我们在介绍产生年代争议的时候介绍过的丹·尼莫和凯思·桑德斯出版的《政治传播手册》导论中指出的: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是由多种领域、多个学派研究成果的汇集，并详细地介绍了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渊源，包括:最古老的分析政治信息、政治动机与政治风格的理论方法——语言分析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态度转变研究;关于选举时竞选活动影响和新闻媒体在传播中角色的研究——投票研究和竞选技术风格研究;关于新闻媒介和政治之间具体关系的研究——政治与新闻媒体的关系研究;以及源于比较政治分析的功能与制度研究和关于传统传播工具和现代电子传播技术的传媒技术的理论研究。此外，宣传分析理论，也是政治传播学的主要源流之一。

任何学科的产生除了理论背景之外，还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支持，政治传播学当然也不例外，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政治传播学的方法论基础。丹·尼莫和凯恩桑德斯认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是传播学产生的方法论基础。行为主义反对用法律的描述和抽象的、思辨的演绎;反对单纯的描述和原始的经验主义;反对对历史的演进作宏观的解释;也反对把政治学与道德问题混杂在一起。^[33]丹·尼莫和凯思·桑德斯认为行为主义是政治传播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因为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产生了令人兴奋的变化，除了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还涌现出一大批新兴学科，这些新兴学科主要是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所以说政治传播研究就是行为主义的产物。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主张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学、社会学这些社会科学，并从物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中引入理论模式和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可观察的行为上，即那些对政治社会确实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人以及投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的研究上;行为主义强调研究的问题和理论的可检验性，并寻找多种方法检验理论，企图找到政治学科学化的方法论通则和研究技术。^[34]

1.3.2.2　政治传播学的理论发展

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受到不同学术领域的影响，也享受着众多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传播学的发展。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政治传播学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是相互交错的。因为，这些领域的学者都十分关注大众媒介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为政治与传播两个领域结合下的一门新兴的学科，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不到一个世纪，其理论主要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中宣战对民意影响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选举的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对政治行为影响的研究，以及学者长期以来对传播媒介、政府与民意互动的研究兴趣。下面，我们从理论发展的顺序介绍与政治传播相关的几个主要理论:^[35]

1.媒介皮下注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许多国家参战的战争。在现代历史中，要动员全国老百姓，必须采取极具煽动性的方式。媒介在当时的影响力，恰恰可以满足这一需求: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设计特殊的信息，鼓舞人民为了完成国家目标团结一致。各国领导人强有力的传播技巧，取得的显著的宣传效果，为战后不少学者对宣传展开研究提供了材料。很多学者认为以20世纪20年代的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其影响是绝对的，一般大众只能盲目接受，没有主张，也没有“反击”的能力。如果一位伟大的演说者或领导者，运用其恢弘的气势和特殊的气质，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出强有力的信息，那么老百姓就会毫不考虑地接受，并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信息的影响而改变态度，进而以行动响应。这种理论被称之为“皮下注射”或“枪弹”理论，传播学的集大成施拉姆曾经对它的描述是:“传播被视为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感情、知识和欲望……传播似乎可以把某些东西注入人的头脑，就像电流使灯光发出光亮一样直截了当。”^[36]

2.有限效果理论

20世纪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初，“皮下注射”理论遭到挑战，几项不同的研究都否认了这种全能的传播理论。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总统大选，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中心在拉扎斯菲尔德的领导下研究选民为何投票、如何投票，发现大众传播媒介对选民的政治行为影响微乎其微，同时发现大众传播媒介只能“加强”选民原有的决定，而非意见的塑造或改变。反之，研究发现选民受其人际传播的影响更大，进而提出著名的“二级传播”理论，认为消息的传播首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到达意见领袖，在通过意见领袖的评估与解释传至一般老百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召集由霍夫兰等社会心理学家组成的一支研究小组来研究特殊设计、制作的军事教育影片对军人的影响。这些影片告知了战争的背景，欲影响军人对敌军和我军的态度，以激发士气。研究的结果却发现军事教育片确实使军人获得了许多知识，态度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变化非常有限，完全不符合设计、制作影片者的初衷。这段期间重要的学术研究推翻了“皮下注射”理论，提出“有限效果”理论，认为受个人心理、社会因素的制约，媒介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媒介只能“加强”而并非“改变”人们的既有态度。

3.议程设置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传播研究重点都是媒介在改变人们态度上所起的效果，而忽略了在传递消息方面的功能。一般来说，态度是个人对外在人、事的评价，认知则是个人对外在人、事所拥有的消息，态度可能是因为有了消息后加上的判断，两者从根本上是不同层次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视媒介对受众所持对真实世界的认知的影响上，特别是一系列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发现大众传播媒介为每一场竞选设定议程，影响了人民对政治事件重要性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议程设置”理论。

由于人们受到时空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外部事件有完全的了解，因此非要依赖大众传播媒介来认识其生活的环境和世界。“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没有办法来告诉受众“怎么想”，却可以很成功地通过媒介组织的选择、整理、表现方式建构一个“拟态环境”，把事实加以筛选并用不同的报道程度来告诉人们“想什么”。

4.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

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有几个基本的假设:第一，受众是对大众传播媒介使用是有目的的积极的受众;第二，人们会在大众传播过程当中，主动地将其需求与满足联结起来;第三，媒介传播活动和其他活动竞争，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

使用“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政治行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发现受众在收看政治材料的动机时，接触政治材料的动机是对投票的指引，为了加强已做的决定、对政治环境的侦察和兴奋感，期望以后与人沟通时用得上，而避免政治材料或是因为孤独感作祟，或因对政党绝对认同，不需要接受其他材料，或是政治材料太过沉闷，无法达到休闲娱乐的效果。^[37]

“议程设置”理论及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改变了传播研究的方向，打开了看待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扮演角色的视野，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如以传播行为研究认知、消息获得、选民的投票决定、政治社会化等。

1.3.3　政治传播的研究意义

1.3.3.1　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启示

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对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科学化有重要启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科学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其他学科理论置于政治传播学的框架下进行再思考，如把政治学中的政治市场理论放在政治传播活动中进行思考，形成了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政治市场学;另一方面，注重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主要研究方法的数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人际网络分析法等之所以能够得到丰富与完善，正是因为每一种方法都经过了学者不断的使用与反复的验证。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缺少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并且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未能实现从“应然”向“实然”、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根本转变。

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促进了我国政治传播学科建构的“视界融合”。我国政治传播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不少重大政治传播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如对政治传播学的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的各自界定，虽然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政治传播”范畴注入了必要的本质要素，但却未能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这正反映了仅从政治学或传播学界定政治传播的局限性。而且，从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来看，这种局限所带来的学科褊狭贯穿于研究的整个过程。再如，对于政治传播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如对政治传播、传播、政治、大众传播、公共领域、参与式民主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在研究取向上，对中国政治系统与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传播研究回答的问题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比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对国外政治传播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尚未做到分析、批判、借鉴。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的研究体系中借来一个个新颖的概念套用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之中，却未能清晰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含义、产生的背景和它承载的方法论意义。在不能精确理解政治传播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研究都将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和参考上的误解。因此中国政治传播学亟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促进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发展路径的建构。我国政治传播研究视野局限性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西方政治传播的很多议题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如竞选研究等。但通过对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各个领域的分析，我们可以探讨一些新的研究切入点。比如，在我国虽然没有西方所谓的政治广告，但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弘扬主旋律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制播。为了提高这些节目的传播效果，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政治广告学中的相关研究方法与原理，并运用到这些节目的创作中去，为增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传播的效果找到新的突破口。国内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文献虽然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政治传播”这一概念，但实际上缺少对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的认知。唯有从整体上对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进行把握，对其研究体系，包括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动态进行清晰的梳理，才能够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范例。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往往是一种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我们了解西方研究范式并非要否定中国的研究范式，而是希望两种研究范式能互补，根据我国的国情与现实发展需要，从西方的研究范式中汲取必要的研究养分，丰富我国自己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框架。在考察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治传播学科结构。

1.3.3.2　政治传播研究的现实及理论意义

从现实意义的层面上来讲，政治传播的意义首先在于有助于维护政治系统的平衡。在现代政治体系里，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必不可少的部分，它为政治和社会搭起了二者沟通的桥梁，是政治系统获取社会信息提供途径，这就保证了公众意见传达给上级政府，再转化为政府议程。信息的通畅就会有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贯彻执行、合理调整，如果政治传播不到位就会引起信息不对称，结果会造成负面影响。政治传播的完善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专家在听取公民意见后作出的决定会更加科学和正确，这就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系统的平衡。

其次，政治传播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习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众多方式之一就是政治传播，公众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表达相关的声音;政治传播也教育公众实现政治社会化，促进公众利用政治传播的途径实现政治参与，事实上，公众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与媒介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媒介水平越发达，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就越深。

再次，政治传播有利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而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政治传播强化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传播可以扩大公众的知情范围、提供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公众的政治意识，对政治社会化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进而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最后，政治传播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国家形象的塑造，既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国际社会中，积极的国家形象会给国家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反之，消极的国家形象也会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利的因素，起到阻碍作用。当今世界，国家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事、政治等力量的竞争，而且更是包含国家形象的软实力的竞争。就像产品的品牌效应，好的形象就是国家的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理论层面来讲，政治传播的意义在于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社会科学，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诸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政治家。因为受到权力分配和使用的制约，政治学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政治传播学的研究不仅是简单地把政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融合，而且更促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的产生。重要的是，政治传播回答了人们关于政治学实际操作性不强的疑问。美国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拉斯韦尔，在他的著作中都对政治的实操性作出了阐释，他认为，政治可以“通过操纵有意义的符号控制集体的态度”。

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有助于传承和创建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政治学家加里艾尔·阿尔蒙德在195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学》中，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38]在我国，学者们对政治文化的强调主要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核心所形成的对政治生活的非理性情感认知。无论是哪种观点，政治文化都是本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中形成的。政治传播对政治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传播促进政治社会化，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提高;大众媒体在政治传播活动中，所起的“把关人”作用，有助于对传统政治文化传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助于创建现代化政治文化，平等、法治、民主、权利等现代观念在政治传播活动中得以提倡，从而也提高了公民的个人政治素养及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念。

【延伸阅读】

1.邵培仁.《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2.祝基滢.《政治传播学》.三民书局印行，1983.

3.彭芸.《新闻媒介与政治》.黎明文化公司，1993.

4.李元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学研究》，2001(3).

5.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思考题】

1.什么是政治?与其产生的相关理论有哪些?

2.从古至今，政治经历了哪些发展演变?

3.政治传播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分别在中西方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4.政治传播学的主要流派有哪些?

5.概述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演变过程。

6.政治传播学具有哪些现实意义及社会意义?

【注释】

[1]转引自艾·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郑永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1.

[2]H.拉斯韦尔和A.卡普兰.《权力与社会》.王菲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40.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22.

[4]［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111-130.

[5]［英］格林.《政治义务原理讲演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45.转引自［美］贝思·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王守昌，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1.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22.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23.

[8]陈端洪.《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97.

[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26.

[10]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89.

[11]转引自周鸿铎.《政治传播学概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2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52.

[14]邵培仁.《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18.

[1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3.

[16]Lynda Lee Kaid.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15.

[17]张晓峰，赵鸿艳.《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12.

[18]Lynda Lee Kaid.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xiii.

[19]转引自彭芸.《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6:36.

[20]Brain McNair.《政治传播学概论》.林文益，译.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1-5.

[21]Brain McNair．《政治传播学概论》．林文益，译．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1-5．

[22]David L.Swanson＆Dan Nimmo.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Newbury Park.Calif: Sage Publica-tions，1990:8-9，7，14.

[23]李元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传播研究，2001(9).

[24]Ronald Berkman and LauraW.Kitch.Politics in themedia age，McGrawHill Book Company.2004:40.

[25]Lynda Lee Kaid.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3.

[26]Mary E.Stuckey.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1996.

[27]McQuail，D.＆Windahl，S.Communication Models.Longman.London.London＆New York，1981: 10.

[28]Nimmo，Dan.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An Overview.in Brent Ruben(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1，1976:442.

[29]Mibrath，L.W.and M.Goel.Political Participation.Rand McNally，1977.

[30]Nimmo，Dan.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An Overview.in Brent Ruben(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1，1976:444.

[31]David L.Swanson＆Dan Nimmo，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Newbury Park.Calif: Sage Publications，1990:8-9，7，14.

[32]彭芸.《新闻媒介与政治》.黎明文化公司，1993:3-4.

[33]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西方政治学》.曾繁正，译.红旗出版社，1998:42.

[34]彭芸.《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巨流图书公司，1986:37.

[35]彭芸.《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巨流图书公司，1986:53.

[36]转引自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56.

[37]Blumler，J.G.and D.Mc Quail.TV in Polit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

[38]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