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对公共舆论的影响与民主进程

现代舆论主要是指公共舆论，进而言之，主要是以大众传媒为主要平台集结和传播的舆论。从现代舆论的发展史看，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舆论的勃兴，同初期的党派政治宣传，以及随后急剧增长的商业广告、大众文化娱乐等需求一起，直接刺激着现代传媒的产生……从18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把大众媒介定位为“社会舆论的机关”^[26]。从动态的角度考察，舆论是精英、媒介和公众根据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互动过程中活跃意见的汇集。大众传媒与政治传播都是在一定的舆论环境中生生不息运行的，公共舆论是他们有机运动的背景和框架，也是他们在与公众的持续互动中引发和塑造的。他们被公共舆论所制约，并反映和影响舆论。

2.3.1　公共舆论:政治传播的核心命题

第一，政治传播的目标是获得公共舆论支持。政治传播作为政治行动者发挥政治优势的重要途径，其根本目标是在政治信息的流动中影响公众，具体讲就是影响公共舆论，获得民意支持。从理论的角度细分，舆论是有着不同的圈层的，简化性地分析，公共舆论至少是在三个舆论圈形成的，一是政治组织的舆论圈，二是公众舆论圈，三是两个舆论圈通过大众媒体的集合和对流所形成的舆论圈。政治组织在这样的套叠的舆论场域中的立点，自然就是公共舆论集合点——大众传媒，媒体成为政治行动者最为关注的区域，他们通过这个区域与公共舆论的贯通，采取政治行动策略。其中，沟通和劝服是政治传播的起点和归宿，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沟通和说服目标，是以民意为依归，获取广大公众的同意。在向更广大的公众开放投票权和大众媒介更广泛覆盖的现代社会，公众的同意是由选票决定，并且公共舆论影响的合力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公共舆论决定了选票的流向。公共舆论因此成为政治传播的核心命题。

第二，公共舆论是传媒政治的基础条件。体察和回应公众的意愿和要求(包括异议、监督和批判)，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是任何政治行动者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借助传媒。而公共舆论业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和中介集合和反映出来，这个集合体就是大众媒介，现代社会媒介在政客和公众之间的居间角色越来越重要，传媒政治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外在表现。

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在舆论持续进入和溢出大众媒体的“黑箱”，并以此为基本中介不断地形成、扩张和变化。李普曼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舆论可以被构建、制造和引导;美国舆论传播学者赫伯斯特研究发现，现代社会大众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影响舆论的趋势，他概括了现代舆论整体的三个发展趋向:其一，大众意见的传播从“自下而上”向“自上而下”的转向;其二，意见的表达与衡量日益合理化;其三，意见的结合日益无名化。即已有的舆论借助大众媒介自上而下流动成为主要趋势，社会精英的意见与一般公众意见的融合、无名化的趋势和现代舆论理性化的程度提高的趋势，这些舆论的发展趋势应当被视为长期以来大众传媒与舆论互动所产生的总体结果^[27]。政治过程的媒体化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被嵌入的，现代的传媒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联系就在这样的框架建构出来。

政治传播过程(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同大众媒介与公共舆论互动是同步的。政治组织的行为、意见和观点传播，是建立在对媒体运作的深入理解，并把这种理解转化为政治优势的基础上的，通过宣传、广告和媒介公关等方式展开，形成了政治信息的多层次流动，并希望以此影响和引导公众舆论，这不仅是传媒政治的形成过程，而且也是体认和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放松对媒体的硬控制，释放媒体的民主化、平民化潜能的过程，客观上使媒体有了更多的相对独立性、形成政治组织并列的地位建构，扩展了民主参与的范围。虽然这一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政治组织传播中驯化媒体和左右舆论的主观意图。

第三，公共领域是政治民主的枢纽性要素。现代社会，政治传播不再仅仅是政治组织一维的灌输和传播，而是由媒体与公众制约的、政治组织主导的信息发送和回馈的循环过程中的双向传播，是围绕舆论的相互作用展开的、政治组织与媒体之间，最终进入与政治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协商性传播。一般来说，公共舆论形成有三个基本环节:一是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煽动，二是普通公众的舆论向上沸腾，三是这一过程中相关团体的认同。舆论的瀑布和沸腾的形成机制与此相关:舆论多阶梯的方式向下流淌，就像瀑布被一系列的水潭切断一样，最上面的是社会和政治精英的水潭，接下来是大众传媒的水潭，舆论领袖的水潭，最后是人民大众的水潭，在舆论瀑布下流的每一个横向层面，都有被打断和改造的冲突，更突出的是，每个下一级层次的舆论水潭又在向上沸腾和喷涌^[28]。其中，最底层公众的水潭是舆论蓄积池和潜流，其沸腾和喷涌的方式和程度，对公共舆论状态具有整体性的影响，而大众媒介和舆论领袖的水潭，在舆论的相互作用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大众传媒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起到了最大的作用，一方面，向精英的水潭不断倒流;另一方面，向下一级的舆论领袖直接下落，再通过舆论领袖转手传出去。舆论就是在这种反馈和反馈循环中形成的。

对于公众来说，公开、通畅的信息流动是政治参与的关键，这就决定了民主政治必须在公开的领域进行，公民赖以作出政治选择的知识和信息必须能够自由流通，并且可以被所有人获得。同时，公共舆论不仅是从公众是主体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也是从关系到公共事务的意义上说的，也就是说，它涉及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所形成并反作用于这些信息的舆论。一方面，民主理论强调个体的首要性;另一方面，关注民主程序要求单个公民的集体行动，共同作出选择，从这种双重要求来判定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舆论出自“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这个独特而散漫的空间中，个人在这里聚集，并扮演强大的政治力量角色。这些力量的集中体现就是公共舆论，这是维护和推进政治民主的重要渠道。

2.3.2　大众传媒对公共舆论的影响

第一，从上述的分析中，大众传媒对公共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根本性影响就是建构一个公共平台，维护公共舆论形成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每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公民以不受限制的方式展开协商时，他们作为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他认为，公共领域最早在18世纪的英国发展起来，那时候，最早的一批报纸已经具备了现代报纸的功能，不仅仅提供信息，而且还登载意见、评论和批评，为兴起的资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阶层提供互相辩论的平台。其原初内涵是“一个能够形成自己主见的大众所作出的批评性思考”。公共领域作为“一套制度”在资产阶级民主建构中具有枢纽性作用，它的出现，代表了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保护公众的私人活动不受独裁的非理性干预。公众在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公共领域进行批判性的讨论，监视国家的权力机关。由此可见，公共领域本质上是由社会中的传播机构组成的，事实和观念在这些机构中流通，集体政治性活动所依赖的共享信息在其中累积，这一机构就是大众传媒。

第二，大众传媒是反映舆论的载体。马克思指出:“具有各种各样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舆论，它会找到相应的报刊。”^[29]公开表达是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舆论最后形成的标志，舆论的公共表达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现代社会公众最自然、也最容易选择大众媒介发表意见和评论，最后形成舆论在媒体这个公开的渠道上广泛传播^[30]。马克思把报纸比喻为舆论的纸币，他还形象地把报刊比做驴子，而它背上的麻袋，就是舆论，他这里强调的是大众媒介作为舆论载体的功能。当代的网络媒体，进一步把这一载体功能发挥到极致，网络舆论就是内生地负载在网络媒体及其传播的过程中。

同时，媒介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会以公众的“代言人的方式，发表意见和观点，与公众的意见和观点一起构成新闻舆论”;而“被统治者的舆论是一切统治的真正基础”，现代政治中的“舆论统治”使政治行动者不断地对公众舆论作出回应，承诺其负责的统治和相关政治行为，这些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这个载体，正是因为传媒这种对舆论的经常性的承载和反映作用，人们往往称传媒为社会舆论的机关。

第三，大众传媒具有引导舆论的重要功能。较大范围的舆论的产生和消失，往往是大众媒介信息传播引导公众的结果。大众媒介再构和扩大了公众的时空观，通过媒体可以关注全国乃至全球的各种变动，以及这种种变动的意见和议论，但是，人们不能直接经历这些变动和议论的环境，只有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去间接体验，在广阔时空中海量的事件信息和意见信息海洋中，媒介成为人们的“导航圈”^[31]。

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引导首先表现为议程设置，议程设置的经典概括是“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你怎么想，却可以告诉你想些什么”，其中心思想是，公众通过媒介知晓事件和问题，按照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媒体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成正比例关系。这包括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公众因为媒介的报道意识到议题的存在;在次序层面，媒介所安排的议题顺序一般会影响公众考虑问题的顺序;在显著性层面，媒介赋予议题的意义(包括给予版面位置和节目的先后次序)，一般会影响公众对这个议题重要性的认识^[32]。

其次，媒体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流，构建的“拟态环境”，作用于人们的认识，进而引导舆论。信息是舆论的建筑材料，它决定着人们对事实的掌握程度和对外界的感知，是意见态度形成的基础，当代社会人们日益浸润在媒介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人们眼中的现实，是媒介在选择信息的过程中，有意无意营造的媒介现实，这是与现实差距很大的媒介拟态现实，这种拟态现实环境，对人的意见和态度形成具有很大的制约性和框架性，其作用力也很大。

最后，媒介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意见表达，来引导公众的意见。媒介一方面通过报道中的隐含性意见(即用事实说话)，或者通过直接的评论来表达立场观点，来引导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分散的公众成员在发表意见时，会受到从众心理的很大制约，出于避免被孤立的想法，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占优势地位的多数意见的左右，人们对于占优势地位的多数意见的感知，主要来自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由于大众媒介的广泛覆盖，并被赋予公众代言人的角色，其意见传播影响力较强，公众感知外界意见的时候往往视媒介意见为多数意见，这种人们对媒介“多数意见”的遵从和附和，是媒介影响舆论的重要体现^[33]。

2.3.3　大众传媒与政治民主进程

总体上讲，媒介政治与民主政治是互相推进的关系，在“人民当家做主”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点上，大众传媒与政治民主的孕育和发展是同步的过程，政治传播的本质是政治组织与公众通过传媒进行的博弈式沟通和商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对促进民主做出贡献的潜能，促进政治文明，是其发展的目标，也是其基本功能。

2.3.3.1　大众传媒促进民主进程的路径

维护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政治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大众传媒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服务于民主政治和推进民主的进程中，传媒运作的主要维度是:一是发挥环境守望功能，告知民众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二是发挥教育功能，让公众知晓发生了的“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这要求媒体保持新闻客观性的严肃态度，恪守职业准则，不带偏见地对事件作出评述;三是必须为政治讨论提供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并把舆论回馈给公众;四是发挥公开监督功能，加强对政府、政治组织和官员的决策和行为的监督^[34];五是进一步开放，提高公众对媒体的近用权。总体来说，媒体在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建构中，促进政治过程的重心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过程中，具有民主政治充满生机和活力，也具有促进自身公共性的巨大潜力。

2.3.3.2　大众媒介对信息公开的推进

维护公民的知情权，是大众传媒推进民主进程的主要责任;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已经进入政府、传媒和公众合力推进的法治化阶段，发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主渠道作用，是当代大众传媒的主要角色使命。

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和其他社会公共组织把自己拥有的文件和其他信息向人民公开的制度。信息自由(公众的知情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也是推进政治民主建设的主要途径。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是大众传媒，信息公开是公民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现代体现，是公民政治权利在现代政治结构中的建构和维护，大众传媒在其中的作用是作为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工具，促进政府和公共组织主动、及时、全面、深入地公开政府信息，确保政治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公众的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提供透明的信息环境，因此，信息公开是透明社会和阳光政府的主要保障。

大众传媒在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中，处于极端重要的中介地位，而不仅仅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被动载体。其根本的指向是，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共领域的建构平台，以持续的信息报道和调查求证维护信息公开的质量和效益，促进民主政治进程，维护现代性的政治文明。

首先，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及时、公正、全面地反映民意，表达民意，进行政治信息传播，提高政府信息传播的透明度，在公共舆论的镜鉴中监督政治传播信息，保障促进政府的信息开放与公众负责的协同性，运用有效的采访和报道消减政治组织和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通过“严密监视法则”，让决策者全面、及时地公开信息，解释他们的决策，也解释和论证他们的每一个行为^[35]。在公众的支持下，扩展公众对政治信息公开的运用渠道，协同政府与公众在信息公开中有效互动，促进政府和公共组织深入推进信息公开。

其次，维护公众权益，促进政府与公众政治沟通。作为传播的中介，媒体作为政府的信息客观性传播中介，在政治传播中保持独立和理性，在加强传媒的公共性中营造公开、公正和透明的信息环境;同时，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立足服务公众的传播价值立场，从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和贴近生活的视野，全面、深入地传播社会的信息，传达公众意愿和需求，推动事关公众生存和权益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信息公开度，提高社会能见度，维护公众的信息权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为政府、公共组织与公众的舒畅交流提供信息支持。

2.3.3.3　大众媒介对舆论监督的推进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看法所形成的一种客观效果^[36]。从动态的角度看，舆论监督是公众或新闻媒体发表和传播针对政府和政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性言论。这些言论主要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出来，所以舆论监督是与大众媒介结合在一起的，狭义和常态的舆论监督就是媒体代表公众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而导致的腐败行为进行监督。舆论监督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同时，也是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的重要路径。其共同的指向是推进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

舆论监督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决策层，即对决策及其制定过程公开，置于公众的舆论监督之下;第二个层面是对政府、公共组织和工作人员的施政行为的监督;第三个层面是对一切腐败行为的披露和批评报道^[37]。

舆论监督与政治传播一体两面的关系，是政治传播的背景。如上所述，政治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其中，政治组织为达到目的的传播，非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做出的传播以及媒介对政治行动者的传播是其中的主要元素;政治组织的传播是带有公共关系性质的传播活动，包括宣传、广告和政治营销，而公众和媒体的传播则是对政治组织传播的反馈和监督，大众传媒对民主政治的进程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全面的、准确的和无遗漏的信息传播上，而且表现在作为公众表达权实现的载体，作为民主的代言人和信息管理助手，加强对信息的鉴别、反思和批判上。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公众舆论监督的主要渠道，加强对政府和公共组织的监督，促进政治文明，从深度和广度上推进政治民主进程。

首先，舆论监督给政治传播以持续性压力。促进政府和公共组织开放信息资源，按照依法治国的轨道，把他们装进制度的铁笼中，促进他们在阳光下运行。克服政治传播的信息偏向，消减公共权力对信息的垄断，消减社会的信息不对称性。这就要对公众舆论保持高度敏感，保障促进公共利益的表达渠道的畅通，并以此来团结公众、教育公众，最终促进政府的决策与行为的改善。

其次，舆论监督给政府以强大的压力。对权力的监督是舆论监督的重点，对权力的监督包括权力的产生过程、权力的运行状况以及权力的运用结果，其中，对掌权者的监督是中心环节。大众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时，发挥公共舆论代表的作用，将公众的监督传达给政府，将政府的所作所为呈现给功能公众，以使政府接受公众的监督^[38]。

最后，舆论监督是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动力。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解决时代的问题的进程。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是政府行为的根本立足点。舆论监督要关注公众最关心、最涉及切实利益的问题，找准矛盾、揭露真相、解疑释惑、促进解决、完善制度。通过渐进的改革和制度性建构，促进各项政治体制、机制改革，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动力性要素。

2.3.3.4　大众传媒对协商民主的推进

政治传播是现代居间(传媒)政治的一个重要面相。所谓(传媒)居间政治就是发挥媒体在政府与政治组织与公民之间的居间角色，建构现代性的公众与政府协商、公众与公众协商以及媒体与公众协商的政治过程的“媒体化”倾向。协商民主是当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发展维度，其基本要求是，给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博弈提供一个理性和现实的平台。协商民主追求理性和积极的公民，对有关公共事务和决策问题进行集体参与、讨论和决策，来实现普遍认同的共同利益^[39]。

在协商(慎议)民主中，商议的过程即讨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们自己提出问题，表达他们的利益所在，并试图向他人证明那些利益的正当性。一场讨论并不只是个人独立反思的汇总，而是一个集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参与者的观点与其他人的观点互动并在更高层次上集中起来。每个人的反思都由于其他人的反思而更加丰富充实”。^[40]

当代政治传播与大众媒介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张力，这些张力要求开放性的媒体和更加民主的政治结构，其中，在信息公开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媒体与公众的商议，以及传媒作为公共平台，提供多元的、不同影响的信息组成的完整结构，促进公共讨论，维护公共舆论的形成与顺畅流通，是其中的结构性要素。

首先，大众媒介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中介。在维护公众知的权利的前提下，开放的媒体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联系者。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组织以媒介公关和政治营销为主要方式的政治传播，其隐含的前提就是以一种对位、平等的姿态与公众协商的过程，形成一种博弈式商议的区域，其中，有制造同意和操纵的意图，但在媒体与公众的调查与求证的过程中，会受到限制和消解，因为政治组织的政治优势最终在公众的信任中才能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是，媒介对公众的开放性接近，提供公众就公共事务发言、对话和讨论的平台，充当公共舆论形成和传递公共舆论的渠道，这也是公民社会建构的基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传播是与大众传媒的技术变革和市场变革同步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他们协同引动和顺应传媒与政府各自回到适当定位，在平列式间离的前提下，在认同传播规律的基础上的再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从单纯的宣传工具性角色转换到中介的角色。大众媒介具有更大的空间接纳和安顿公民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在“人人都是记者”的网络传播时代，媒体的公共领域的功能得到更进一步的释放，媒体作为社会的协调者的角色更加突出，成为政治结构治理的“第三种力量”，承担了国家与社会的“中间领域”角色。

其次，表达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工具。“说”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公众的表达权的保障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根本条件之一。公众的表达，是以充分周全的信息结构和信息沟通为前提，以公众以平等、自由的方式参与讨论和对话方式展开，以公众多元信息的明辨和多途径、多渠道的信息反馈为杠杆的系统过程。在媒体多元化和传播方式多样化的新传播环境中，媒体传播的信息结构的立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媒体在市场化运作和网络传播突破单向传播的栅栏，公众的表达成为媒体发声的主要力量，媒体代表公众发言，并在与公众通过媒体发言的合唱中，公众的表达权进一步得到提升。

最后，媒体的公共平台是商议民主的进化土壤。大众媒介作为信息和舆论平台，具有提升公共领域的品质和作为民主资源的价值。公众通过媒体展开讨论和协商，公众通过媒体信息对政治组织的传播进行审视和博弈式协商，政府的传播策略从俯视的和灌输的高地，转为放下身段，开掘与媒体公关、与公众协商的新路，是当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特点。网络媒体进一步拓宽了这一平台。博客、微博等自传播形式形成的媒体的社会化特质，使媒体建构公共领域的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一方面，多元的信息流动和话语体系，反映了多元的公众状态;另一方面，多元的媒介结构是一种自我检查的结构系统，一个渠道的信息会受到另一个渠道的检视和防范。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语境中，为广大公众提供对话和讨论的平台，同时，在信息管家、时事顾问和意见领袖的角色转换和扮演中，为协商性的公共空间，提供理性讨论、信息导航和结构周全的信息的支援。

【延伸阅读】

1.［英］杰斐逊·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美］大卫·克罗图.《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5.孙旭培.《中国传媒的活动空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6.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力量》.刘艺婷，译.华夏出版社，2011.

【思考题】

1.亚里士多德考察政府类型的双重标准是什么?

2.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理论的三个支撑点是什么?

3.如何理解协商性民主的内涵?

4.如何理解政治传播的主要结构性要素?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进行分析。

5.大众媒介对公共舆论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6.简要分析传媒与政治民主进程的关系。

【注释】

[1]［英］杰斐逊·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53.

[2]［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1，37.

[3]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开明出版社，1993:9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8.

[5]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52.

[6]洛克.《政府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5.

[7]洛克.《政府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78.

[8]陈振明.《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21.

[9]李宏，李民.《传媒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7.

[10]［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18.

[11]［英］杰斐逊·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55.

[12]［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4.

[13]李宏，李民.《传媒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45.

[14]［美］大卫·克罗图，等.《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0.

[15]［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8.

[16]李宏，李民.《传媒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79.

[17]李宏，李民.《传媒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81.

[18]李宏，李民.《传媒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80.

[19]［美］大卫·克罗图.《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7.

[20]李宏，李民.《传媒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82.

[21]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98.

[22]［美］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7.

[23]［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11.

[24]［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11.

[25]［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14.

[26]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60.

[27]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61.

[28]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9.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56-1983:509.

[30]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6.

[31]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176.

[3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79.

[33]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6.

[34]［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23.

[35]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刘士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8.

[36]陈力丹.《舆论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142.

[37]孙旭培.《中国传媒的活动空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235.

[38]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45.

[39]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力量》.刘艺婷，译.华夏出版社，2011:187.

[40]卡洛斯·桑·尼诺.《慎议民主的宪法》.赵雪纲，译.法律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