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出版学的含义

比较方法作为一种考察和研究事物规律的基本方法，早已在各门学科的科研实践中得到了较普遍的应用。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比较方法的应用还孕育了种种冠以“比较”二字的学科，如比较文学、比较教育学、比较法学、比较哲学、比较伦理学、比较图书馆学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文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图书馆学等在中国甚至一度成为各门学科体系中的“显学”。

“比较出版学”的提出是近几年，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的事。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人对其进行过系统的阐述。因此，在解释“比较出版学”这一概念时，我们并无现成的成果可援引，而只能从其他比较学科中加以借鉴。

受已有的比较学科启发，我们可以对比较出版学做如下描述：所谓比较出版学，是对跨国度的出版活动实践和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以发现其异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并由此揭示出版活动普遍规律的科学。

要准确理解这一概念，应该把握好以下几点。

1.比较出版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比较的范围不同。一般性的出版比较研究侧重于对同一文化、民族、地理区域之内的不同出版现象的比较，既可以是横向比较，如国内同一时期各类图书出版情况比较，各省之间年度经营状况比较等；又可以是纵向比较，如明清与唐宋时期出版事业发展规模比较、明清私人刻书机构比较等。而比较出版学的研究范围，则是特指对跨国度的出版现象进行比较，如王益先生发表在《中国图书商报》^[1]的文章《中美图书出版发行差距在哪里》，即进行的是比较出版学的研究。

比较出版学是在一般性的出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的比较研究着眼于国内的横向、纵向之间同、异现象的寻找，于是就形成了比较研究用于研究国内出版的传统。当人们意识到仅仅局限于研究国内出版并不能揭示人类出版活动的普遍规律，尤其是出版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向我们提出了掌握国际出版动态、找出国内外出版业异同的要求时，出版学研究视野便必然向国外拓展，于是，就出现了跨国度的比较出版学。可见，由一般性的出版比较研究到比较出版学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出版实践的需要促进了这一转变过程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比较出版学是一般性比较研究发展的高级阶段，比较出版学的出现标志着出版学研究的新进展。

2.比较出版学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出版学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比较方法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尽管在比较出版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作为比较出版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而贯穿于研究过程的始终，但它并不是比较出版学研究的惟一方法。要揭示不同国家之间出版现象的同异及其成因，还必须综合运用比较方法之外的其他多种研究方法。如探讨国家之间出版业发展规模的差异，还要运用历史分析法；研究出版活动中异、同形成的原因，要运用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等等。

其次，在比较出版学中，比较研究除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存在之外，还要作为一种意识、一个观念而存在。在比较出版学研究中，能否准确地揭示两国或多国出版活动的异同，能否科学地分析这些异同形成的原因，能否得出正确的分析结论，等等，都与研究者比较意识的强弱密切相关。

3.就学科性质而言，比较出版学是出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前面提到的比较出版学概念本身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前述比较出版学概念从比较范围、比较内容以及比较目的三个方面对比较出版学进行了描述。在比较范围上，比较出版学研究的是跨国度的出版活动理论与实践，这与研究一国内部出版活动的国别出版学以及研究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外出版活动整体状况与规律的国外出版学在研究范围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在比较研究的内容上，比较出版学研究不仅要探讨两国或多国之间的出版现象的异、同，而且要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在比较研究的目的上，比较出版学要通过跨国度的出版现象的比较分析，揭示人类出版活动的普遍规律。

从上述对构成比较出版学概念的三个要素所进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比较出版学在研究范围、内容、目的上与出版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出版学的研究成果，能丰富人们对出版活动规律性的整体认识。因此，比较出版学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出版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