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很难用国界来限定。这种行业性质规定了出版业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国际化。出版业的国际化，使世界各国的区域性出版物市场连成一个整体，任何国家要谋求本国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都必然参与国际出版物市场的活动，与别的国家建立贸易往来关系。比较出版学，就是在这种出版业发展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历史上，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很长时期内各国出版业的发展规模都很小，根本不具备走向世界的能力及需要。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开辟了国际交往的渠道，也直接促进了西方各国图书出版业的繁荣。19世纪中期，国际图书贸易已有了初步发展，当时少数出版大国（如英国），因为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便开始寻求海外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长期的相对和平的环境，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往来与合作日益增强，这为出版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以雄厚经济实力为基础并以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出版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资本大合并、大集中，形成了对本国出版业能起支撑作用的大型出版集团，开始具备了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后来，这些国家的出版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努力获得政府支持，于是，由最初的出口图书发展到在国外建立庞大的销售网络，创办海外出版基地以及开展国际出版合作和国际版权贸易。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这些国家为先锋的出版业的国际化发展已成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知识信息的需求猛增，出版业作为直接满足社会成员知识信息需求的内容产业，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自给自足地解决本国的知识信息需求问题，各国出版业之间的合作由此变得非常迫切；另一方面，信息处理与传输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化互联网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沟通与交流变得十分便利；此外，WTO的组建与发展，也使得国际间的贸易壁垒逐步取消，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此种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无疑会对世界出版业的国际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可见，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提高，各国出版业的发展已不再限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一文化体系内部，而是愈来愈具有超国界、超族界和超文化界限的世界性了。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作出了极为精辟的阐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了。
……旧的，靠国家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富。民族的片面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打破了中国与世界的隔离，我国出版业也迈开了进入国际书业市场的步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图书进出口贸易额就开始较大幅度增长，1985年图书进口比1976年增长近10倍。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出版物对外贸易更是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以2003年为例，我国书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累计出口1203166种次，819.17万册（盒、张），2370.96万美元，出口贸易额分别较加入WTO之前的2001年增长了81.4%、53.3%与36.8%；累计进口700084种次，860.93万册，15722.74万美元，进口贸易额较2001年种次增长了59.7%，册数略有减少，金额增长了118.7%；进出口贸易逆差已大为缩小，尤其是实务（册数）逆差已大体抹平。[3]我国的出版外贸机构在海外建立的数千个销售网点遍布全世界的180多个国家与地区。此外，国际合作出版与国际版权贸易也表现出良好的势头。1992年10月我国正式成为《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之后，到1997年10月，我国共引进版权6789种，86%的出版社引进过版权；到2000年，引进版权达7343项，输出版权达638项。[4]我国从1986年开始举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至今已举办了13届，已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六大国际书展之一。2006年举办的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世界知名的跨国出版集团如贝塔斯曼、皮尔森集团、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等都派出代表参展。我国各出版单位在此届博览会上版权贸易量（含意向及合同）突破12000项，其中已签约的版权输出合同1096项，版权引进合同891页。[5]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与国外书业界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各省级新华书店和大多数出版社基本上都已组团到国外进行过参观考察，有52.1%的出版社参加过在国外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国外书业界代表应邀来华访问考察者也非常之多。
出版业发展的日益国际化，以及我国对这一趋势的积极响应，理所当然地提出了熟悉世界各国出版业发展的状况、认识本国出版业的特点、借鉴国外同业发展经验等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出版实践对比较出版学理论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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