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传统出版物编辑工作分析

1.中外编辑信息采集工作比较

（1）中外信息采集的主体存在一定的差异。出版业发达国家的编辑非常重视市场信息，其选题决策都建立在对市场的分析基础之上。在这些国家，作为编辑工作首要环节的信息采集活动一般是由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负责的，其专业化和准确性强于我国。而在中国，这项工作一般由编辑亲自来完成，他们主要通过去书店浏览新近出版的图书，分析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等手段来进行市场调研。

（2）中外出版机构的信息采集渠道有所不同。在发达国家，出版机构注重调动各种力量进行信息采集，如出版行业专业数据提供商、咨询商在英、美等国地位很高，美国有鲍克公司（Bowk-er）、书业研究集团（BISG），英国有图书数据公司（Book Data）。中国与出版业发达国家相比，信息采集渠道较为单一，一些重要的信息采集渠道如专业咨询机构、经纪人、行业协会、销售代表、区域代理商等渠道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3）中国出版行业的信息采集技术落后于很多出版业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出版业内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很广，很多出版机构的信息传递系统非常完善。而中国出版社内的信息系统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进度较迟缓，有关市场调研、信息分析的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建设也才刚刚起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出版机构在编辑环节对市场的重视程度还需加强，应该指派专业人员进行市场信息的采集工作，多方面地开拓诸如出版经纪人等信息采集的新渠道，注重与读者的直接沟通；努力改进信息采集技术，建立和完善信息采集系统。

2.中外出版选题活动比较

（1）选题设计环节。发达国家出版社实施的以选题预算为核心的设计机制则要求编辑人员从各方面严格执行预算标准，有效地控制了选题成本，增大了出版机构的赢利空间。中国出版社实施以书号数量、范围为基础的选题设计机制。在中国，选题的设计必须制定经济预算和出书方向两方面的标准，出版社对出书方向的标准有明确规定，但在选题设计过程中，并没有执行严格的经济预算标准。这种机制使得编辑在选题设计上忽视选题的成本，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2）选题论证环节。发达国家出版社的选题论证是一种筛选式的、社外专家与社内各部门人员共同参与的全方位论证机制，而中国出版社的选题论证是一种认同式的、以社内编辑人员为主的论证机制。国外的出版社出于竞争的压力往往开展精心的全方位的有各个部门相关人员参与的选题论证，而在中国，由于缺乏社外专家参与机制，社内的选题论证在视野的开阔性、论证的权威性和评价的公正性等方面都存在缺陷。另外，国外的出版社非常重视选题的多次开发，他们往往不在意第一版的销售是否能收回成本，而关心在所有版本的销售中和合理的财政年度内收回成本并赢利。我国出版社则很少对选题的再开发和二次创利进行论证，社内也没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从事这类工作。

（3）选题决策环节。在选题决策方面，出版业发达国家的出版社更多地采用以委员会制度为基础的科学决策机制。例如，美国出版社执行选题决策的一般是编辑委员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采取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机制，他们有来自所有环节报表的数据，以供委员会对选题的可行性做出比较精确的分析。因此，这种选题决策机制是一种更科学、更有效的决策机制。由于受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出版社的选题决策大多仍是以单个的高层管理者为主的感觉决策、经验决策，这些决策者在选题决策时往往倾向于内容的可行性而忽视市场因素的影响。此外，信息采集技术和手段的相对落后也导致了决策依据的缺乏，致使选题决策的风险较大。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认清目前我国出版机构在选题决策环节中的不足，同时我们能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应该尽快确立以经济预算为核心的设计机制，尤其是出版社管理者制定的选题预算标准一定要有相关的监督机制保证其实施。同时，财务部门还要发挥出自己切实的作用，做到事先预算与事后核实相结合。

其次，应该建立一个有社外专家和社内各相关部门人员全面参与的论证机制，以保证选题的可行性。辽宁出版集团在这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2001年辽宁出版集团在京召开重点图书选题暨长远选题建设专家论证会，正式启动了选题论证专家系统。

最后，应该推行以高素质的领导人为核心的民主决策机制。出版社的领导人应该具备准确定位、精心设计选题的战略眼光和落实选题、执行选题计划的管理能力。出版社还应成立选题决策委员会，每一个选题的决策都应该获得一定比例委员的同意后才能通过，以保证选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3.中外编辑组稿活动比较

发达国家的出版机构非常重视组稿环节，如美国，出版社的选题、组稿和审稿三个环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编辑在组稿过程中确定了选题之后，才决定是否购买版权，因此组稿是一切编辑后续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出版社的选题、组稿和审稿是三个相对分离的环节，编辑一般重视选题和审稿两个环节而相对忽视组稿。

在作者资源的发展与维护方面，发达国家的出版机构一般都利用较成熟的出版经纪业来进行约稿。而中国的出版社以直接向作者约稿为主要约稿方式，其形式较为单调，缺乏联系稿源、发展新作者的专业化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出版业市场化程度较低，还没有形成签约作家制。而很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与作者的长期合作，并且通过签约作家制来发展和稳定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作者权益保障方面，出版业发达国家的出版机构在编辑组稿环节的版权保护意识很强，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出版合同中。出版合同一般对作者报酬、重印和修订时作者所得的报酬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所以作者的权益能通过合同得到很好的保障。而我国出版机构在组稿环节版权意识相对薄弱，这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保障作者的权益，也会影响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合作关系。

我国的出版机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编辑组稿工作。

首先，将组稿和选题等环节有机结合，尝试策划编辑制。我国出版社应该实现策划、文字加工、设计、营销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只有做到了各个环节的有机结合，出版机构在选题方面才能开阔思路，其出版产品才能被市场广泛接受。

其次，推进编辑与作者交往的规范化、透明化，切实保障作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出版机构应酌情扩大版税制的实施范围，而不应只局限在知名作家和畅销书籍上。组稿编辑在和作者签订合同时，除了切实保护作者的权益之外，还应减少合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最大限度地为出版社争取权益。

最后，应重视为出版机构培育后备作者。组稿编辑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挖掘和培养后备作者，为符合出版社经营主旨的作者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信息。

4.中外编辑审稿工作比较

在审稿的主体方面，发达国家的编辑部一般都建有审稿专家名单和数据库，这样不但能利用专业的审稿人员提高审稿工作的质量，还能让编辑更专心于选题开发和市场开拓工作。我国实行审稿工作的“三审制”，审稿工作由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三方共同完成。但随着我国出版业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审稿主体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往往会使审稿工作质量受到一定影响。

在审稿的对象上，中外也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出版机构的编辑主要是审读出书提议、大纲或者作者撰写的样张，相对而言，其工作量小且效率高。中国出版社的编辑主要是看原稿，所以工作量较大。

在审稿的功能上，无论中外，审稿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保证书稿的质量。中外在具体操作时也存在细微差异，主要表现为，国外的审稿一般发生在选题决策之后，而中国则是在选题决策之后对书稿进行加工整理。另外，中外审稿作用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审稿对选题决策所起的作用上：在国外，审稿只是选题决策的参考因素之一；而在中国，审稿对于选题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审稿制度执行程度方面，许多发达国家的出版社不仅有严格的外审制度，而且审稿责任也落实到了个人。这样的操作机制不但有利于提高审稿人员的专业性，而且还增强了编辑人员的责任感。我国虽然对出版业制定了严格的三审制，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出版机构却由于责任不明等原因而执行不力。另外，三审的劳动与书稿的选题、组稿工作有相当部分是重复的，这造成了出版机构人力资源的浪费。

通过对中外编辑审稿工作进行比较，我们对我国的编辑审稿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出版社仍然要坚持三审制，但应该实现重心转移。一方面，目前我国出版物数量猛增，而我国相关的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一些作者和编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如果不经过三审，书稿质量很难得到保证。重心转移是指应加强审稿的前期保障，提高审稿的效率，应该在选择作者、审读作者的编写提纲、样张等环节上严格把关。

第二，书稿的整理加工，应该强调初审的责任，将责任落实到个人，提高加工整理的效率，缩短图书出版周期。这需要加强对责任编辑的培训。

第三，应该让符合条件的老编辑、资深编辑负责复审、终审工作。可以集中一部分在专业领域有较高造诣的资深编辑，设立审读室，书稿均全权委托他们分别进行复审、终审；还可以科学地组织、利用社会力量，约请专家对学术性、专业性较强或内容较复杂的书稿进行终审。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因此也可以有更多精力去从事选题开发和管理工作。

5.中外编辑加工环节比较

在编辑加工的主体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出版机构对出版物编辑加工人员进行了专业化分工。这些国家的出版物编辑加工分为内容和文字两个方面：内容、结构等方面的整理加工由内容开发编辑负责，语法、用字等方面的整理加工由文字编辑负责。一些小型的出版公司没有专门的文字编辑，较多地利用社外力量进行图书的编辑加工。文字编辑还负责寻找合适的人员对加工后的稿件进行校对。在这里，校对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所说的“校异同”了。发达国家出版机构合理的分工体制提高了编辑加工的专业化水平，明确了编辑的责任归属，从而保证了图书的编校质量。

我国出版物的编辑加工大多是由责任编辑来实施的。出版社的编辑多为相关学科的人才，他们在对书稿的初审加工中，主要运用专业知识，对书稿的体例和结构作出取舍，以及对思想和艺术作出评价，其加工视角具有专业化特点。但这样出现的结果是，编辑加工人员在文字、词汇、符号等语言文字加工方面的积累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一限制使书稿的文字质量成为编辑加工的边缘区。正是因为书稿在责任编辑加工整理后仍然存在较多错误，所以对校对人员才有了“校是非”的要求。但校对这个岗位本来就是出于“校异同”的需要而设置的，加上我国校对人员的素质相对来说偏低，因此，校对人员也很难真正承担起文字加工的重任。

从出版物编辑加工的效果来看，中外各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美国，图书编校质量相对于20世纪中期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美国的出版社还是非常重视图书编校质量的。有研究者在比较了中美的图书质量后，认为美国的图书质量“从整体上好于我们”^[7]。我国图书编辑加工的效果可以从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组织的图书编校质量检查看出来。从1993～1997年我国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五次图书编校质量检查结果来看，被检查的129种图书中不合格品多达95种，合格率仅为26.4%。^[8]2001年，新闻出版署对全国139家良好出版社进行了一次图书编校质量检查，并在自查的基础上对33家共33种图书（每家一种）进行了抽查，检查结果是：只有5种是优质品，占总数的15.2%；2种为良好品，占总数的6%；合格品为15种，占45.5%；以上三项合计，合格率仅占66.7%；而不合格的竟有11种，占了抽查总数的33.3%。^[9]

保证出版物的质量，不断推出精品，可以说是中外出版业共有的一个永恒命题。中国出版机构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提高编辑加工的效率和质量。

首先，在图书的编校质量中，应坚持责任编辑制。责任编辑应该主要对编校质量中的内容质量负责。责任编辑在初审时负责对书稿进行全面加工，其侧重点在书稿的内容质量上。这相当于美国出版机构中内容开发编辑的职责。

其次，可以尝试取消责任校对，设立校对编辑。校对编辑主要对编辑加工过的原稿进行后续加工，其侧重点在文字质量上。校对编辑被赋予文字加工职责，其职责大于责任校对，这相当于美国出版社中的文字编辑。

6.中外出版物装帧设计比较

出版物的装帧设计现在普遍受到重视，被认为是编辑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出版物的装帧观念和方法日益与国际接轨，但总的来说，与出版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下面拟以图书为例，对中外出版物装帧设计活动进行比较分析。

（1）装帧设计理念。出版业发达国家的出版物装帧概念几乎等同于出版物包装。他们的出版物装帧理念是，只要能打开市场的，就是好的。在发达国家，图书装帧不仅讲究图书的美感，更重要的是能打开市场，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图书装帧还被出版机构用来作为树立品牌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成功的出版机构都有自己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图书包装模式，从而使自己的图书在出版界获得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我国的图书装帧设计理念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们认为装帧就是封面设计。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装帧没有和图书的形式美全面联系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版界对出版物装帧设计的认识有了进步，从单纯的封面设计扩展到整体设计，即从文字安排、标题处理，到封面、环衬、扉页以及书内空间处理等方面，对图书进行全面设计。另外，装帧设计的市场价值也日益受到重视。

（2）装帧设计制度。在出版业发达国家，装帧设计部门的设立与出版社的规模有很大的关系。发达国家的出版集团和大型出版社通常设有规模较大的设计部，里面有擅长设计各种类型图书的设计人员，能使不同的图书呈现不同的风格。小型出版社大多采用外聘设计人员的方式，根据需要灵活选用符合出版社需要的设计人员。这种按需设岗的方式有效地提高了装帧设计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另外，在国外许多出版机构中，图书的封面设计由公司高层直接负责。他们定期召开图书封面设计会议，讨论哪一种封面最具市场冲击力。这从制度上保障了装帧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封面设计的质量。

我国的出版社通常都设有专门的设计部门，图书的装帧设计一般是由社内的美术编辑完成的，很少利用社外力量。社内的美术编辑一般是固定的几个人，负责社内所有图书的装帧设计。但是中国的出版社大多专业化程度不高，出版的图书涉及各个方面。而美术编辑的知识结构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很难对所有类型的图书都进行合理的设计。

我国出版社应从理念、制度、机构设置等方面改进图书装帧设计工作，提高装帧设计质量。

首先，应加强装帧设计的市场意识。装帧设计应该着眼于读者，立足于市场的需要，具有独特的“个性”。根据市场的变化，尽可能多地营造图书本身的宣传效果和说服效果，使装帧设计富有创意，使图书封面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辐射力，以此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加强装帧设计的市场意识不等于一味媚俗。

其次，应加强封面宣传意识，树立品牌观念。在封面设计上可以实施CI（形象识别）战略，设计具有独特风格的出版社标志，并把它标在每一本书的封面上。国内已有不少出版社开始意识到品牌宣传的重要性，在封面上使用本社的独特标志。

最后，应加强装帧设计的制度建设。我国的出版机构不仅要在观念上加强对装帧设计的重视，而且要从制度层面保证将装帧设计理念落实。西方国家一些出版机构定期召开封面设计会议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出版机构应充分重视出版物的封面设计，可由出版社高层组织和落实每一本图书的封面设计。另外，图书装帧设计部门的设置、装帧设计人员的管理应根据出版机构规模的大小以及各类出版物装帧设计的需要进行科学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