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李瑶“泥活字印书”算几笔账

时间：2023-04-2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五　为李瑶“泥活字印书”算几笔账清代李瑶用活字排印的两种书——《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是印刷史和版本史上的著名作品，因为它们是“仿宋胶泥版印法”印制的，几十年来一直被当作毕昇以降现存最早的“泥活字本”而载入史册。在重温论李瑶“泥活字印书”一节时，书里的一段话忽然引发了我的好奇，继而带来疑惑，最后让我想到上面这个题目。

五　为李瑶“泥活字印书”算几笔账

清代李瑶用活字排印的两种书——《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是印刷史和版本史上的著名作品，因为它们是“仿宋胶泥版印法”印制的，几十年来一直被当作毕昇以降现存最早的“泥活字本”而载入史册。

2006年10月28日，张秀民先生百年大寿庆贺会暨插图增订本《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首发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作为张先生著作的老读者，我有幸获赠了一部新版《中国印刷史》，享受先睹先读的快乐。在重温论李瑶“泥活字印书”一节时，书里的一段话忽然引发了我的好奇，继而带来疑惑，最后让我想到上面这个题目。而当我动笔写这篇小文时，距那次会议仅过去两个月，老人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使后学无从请益，真是世事无常，不能不让人黯然神伤。

“苏州人李瑶曾任吴门幕友，又任职盐务，清道光十年（1830）寓居杭州时，借钱印书，雇工十余人，在二百四十多天内，印成《南疆绎史勘本》五十八卷，八十部（第580页）。”《中国印刷史》中的这一段，以前读时并未引起特别注意，这次却突然让我生出一个念头：十几个人，二百四十天，要造一套泥活字来排印一部五十八卷的书，时间够用吗？因为也是从印刷史著作中看来的，清代有几家自造活字印书的，耗费的时间都特别多：同是道光年间，林春祺造铜字，费时二十年；翟金生造泥字，费时三十年。李瑶用什么方法，可以把造字印书的时间缩短到八个月以内呢？想知道个究竟，但张先生也没有答案，他说：至于如何仿毕昇法，李瑶并没有说起。散会后，查找了一些资料，我对李瑶造泥活字印书说法产生了疑问，觉得有必要探究一下。

《南疆绎史勘本》有道光九年和道光十年两次排印本。九年印本李瑶所撰《摭遗》为十卷，十年印本则增补为十八卷。湖南图书馆藏有九年本，我在北京的图书馆中只找到一部十年本，国家图书馆藏，没有列入善本，可以借出来恣意饱读。《校补金石例四种》为道光十二年印本，存世较多，北京几家大馆都有收藏。

所有说李瑶用“泥活字印书”的印刷史、版本学著作，依据的都是这几部书封面背后“七宝转轮藏定本，仿宋胶泥版印法”两行篆文题记，以及序跋凡例等处出现的“用毕昇活字法，排印成编”；“是书从毕昇活字例，排版造成”；“即以自治胶泥版，统作平字捭之”等说法（前二语见《南疆绎史勘本》，后语见《校补金石例四种》）。但仔细阅读两书中更多相关内容后，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并不意味着李瑶确实仿造出宋代布衣毕昇发明的“胶泥版”并用来印书。

张树栋先生主编的《中华印刷通史》，著录了《南疆绎史勘本》道光九年本的版本信息和李瑶的跋文，录文有所删节且有误字（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道光十年本卷首“补勘书目”后面也有李氏跋文，文字有所增益，两相对勘，基本内容未变，说的也是九年本的出版印刷情况。我们不妨把它抄在这里，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嗟夫！不才少务交游，绌于知己，名心独冷，侠骨空张。曏维急人之急，每至絫益加絫，今而缵此古史，托骥尾逐蝇头，亦计之末焉者矣。忆昨从事都转幕下，浮家西子湖边，月满一楼，花明四壁。诗酒壶矢之会，旬辄载举；亲疏依附之流，日繁有徒。及兹黄金散尽，白发渐生，鼓枻重来，入山小住，听万籁之既寂，对一灯而自孤。我因注史杜门，人亦弃交绝迹，抚今感昔，尚忍何言。夫是书之初，助我借书考镜者，苕上坊友吴寿昌；助我贷泉始事于梓者，磐石九品官周剑堂。既而我子辛生来自芜湖，命之校字。楮本不足，则罄我行装，投诸质库；又不足，则乞贷市侩，耐尽诽嘲。自夏历秋，工徒百有馀指，岌岌欲溃，亦不啻尔时江上之防。独守我心，散而复振。先尝驰书吴门幕中旧雨，或以危言相恐；间诣鹾政偕事诸人，几至敂关弗纳。竭智尽力，书乃有成。成之时，幸钱唐大令同里石敦夫同福、前汉阳观察富春周云皋凯、前湖州太守赣榆董奕山梁、杭州别驾同郡吴兼山嵰，先后分廉相饟，且不敷则更得萧山蔡氏松町封翁鹤偕其侄孝廉笛椽年丈聘珍为之称贷以益之。是书初印计八十部，工阅二百四十馀日，糜用平泉三十万有奇。所以历识集事之难于此者，藉以示吾后人，知卖文为活之难乎其难也。凡一江上下、十年前后之奉觞为寿、折简为盟及谊称世执而尝小受吾惠者，或呼之不应，或望之辄走，非之笑之之不暇，而皆以冰炭眎也。噫！己丑秋吴山观潮日七宝转轮藏主古高阳氏并记于十二峰寓楼。

李瑶自己说不乐举业而喜骈文，此跋夹杂不少骈句。按一般经验，一个人完成了重大技术创新，若有所撰述，他的兴奋点会集中在技术上。如林春祺写《铜板叙》，翟金生有《泥版试印初编》诗集，惜墨如金者像泰安徐志定，在发明瓷版后还说了一句“偶创瓷刊，坚緻胜木”。李瑶奇就奇在对自己的“仿宋胶泥版印法”技术毫无兴趣，洋洋洒洒一篇文章，竟无一字提及，概括起来，通篇除了哭穷就是报账，可谓紧紧扣住一个“钱”字。但此文的价值也在于有了这些“钱”，因为它记录下道光九年排印《南疆绎史勘本》所用的时间、人力和物力。通过这些记载，结合书本实物，我们就可以分析其印刷出版过程，探寻“仿宋胶泥版印法”的真实含义。

这段文字里，有几个数字需要注意。首先是印刷时间。跋称“工阅二百四十馀日”，张先生转述的也是“二百四十多天”，但实际上用的时间还要少。道光十年本的《凡例》后有题记说，“不才于此史，昨以寓公、以窘乡，苦心孤诣，逾三月而校勘之本定，又五月而排版之工毕”，那么240日是把校勘与排印的时间合在一起说的，排印实际只用了150天；其次是人手。文里说“工役百馀指”，是用的典故，人手十指，“百馀指”也就是张先生说的“十馀人”；第三是银钱。印书共“糜用平泉三十万有奇”，根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里的资料，道光九年，河南白银1两合制钱1400文；道光十二年，湖州白银1两合制钱1250文。若取乎其中，李瑶印书时的银价大致1两合钱1300文，平钱30万文略等于银两230两；最后还有平均工作量。九年本《南疆绎史勘本》，计有卷首二卷，绎史三十卷，摭遗十卷，连目录合计818叶。除以150天，平均每天排印5至6叶（因未见道光九年印本，今据十年印本减去补勘部分得出此数，容有小出入）。

搞清楚这几个数字，就可以用来算账了。清代活字印刷手工操作，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生产一本同样字数的书，所用的人工、时间、经济成本等即使时代不同也相差不大。将李瑶的书与其他书的刊印过程、成本互相对比参照，会发现什么？

先与印刷武英殿聚珍版书的工作量比较。按程式，武英殿聚珍版处有供事24人专司摆印，每10天摆成120版，归类72版。活字排印只有拆版归类后才算完成一个版，而归类与排字所用时间不相上下，算起来武英殿平均每天每两人完成不到1个版。李瑶所用的工人不知详数，假定是12人，每天排印6个版，则两人完成1个版，排版数与武英殿相同，归类数则多于武英殿。需要指出的是，武英殿的24名供事是专门排字的，刷印、装订、临时刻字等工序另有其人，李瑶的“百馀指”则包括全部人员，他的实际人手要比武英殿少，每个人完成的工作量比武英殿多。算完这笔账，我们会问：李瑶的十几名工人在150天内完成一部800多叶大书的排版、校对、刷印、归类、装订，已很紧张了，他们还有时间完成另一项重要任务——制造泥活字吗？而造字绝对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根据清代唯一的实例，翟金生率领子侄制造10万个泥活字，用了30年时间。

接下来算笔经济账。武英殿聚珍版刻大小活字25万馀个，除去枣木成本，刻工、写工的工价银近1200两。虽然泥活字和木活字原料不同，但写、刻工序是不能免除的。李瑶所用活字有大小两号，按满足印书所需最少3万字计，要制造6万个（清代私人用活字印书，活字字数有记载的，张金吾木活字10万字，翟金生泥活字10万字，林春祺铜活字40万字）。依武英殿的工价，仅此一项写、刻字的工钱就需银近300两，已超出他的230两总投入。而且泥活字还须入窑烧制，要付出建窑、烧窑、购买柴炭等成本。如果李瑶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自制泥字印书，他投入的全部银钱还不够刻字的，更别说印书所需的租借场地、购买纸墨、排印、装订诸多费用了。印书所费，纸钱无疑是一大宗。李瑶自己也说，“楮本不足，则罄我行装，投诸质库；又不足，则乞贷市侩”。可见他的开销主要用在买纸上。

账还可以从工人工钱角度算。《中国印刷史》提供的资料说，武英殿铜字库雇摆字人，每人每月工食银三两五钱（第675页）。虽然活字有铜、泥之别，但摆印技术和劳动强度没什么区别。如果李瑶的工人仍按12人算，而12个人都拿摆字工钱，依这个价格，5个月的工钱就需要210两，接近他的总支出。发完工钱，他已没有多少钱去买纸墨，更别说造字了。

有人会问，宫中与民间在办同一件事时，花的钱是不一样多的，算账时考虑到购买力不均等问题了吗？的确，由于经手人员往往中饱侵渔，清宫办事要比民间多花冤枉钱，雇人的工价可能也高一些。但在刻书一事上，据现有资料，宫中与民间成本相差并非很悬殊。管理《四库全书》刊印事务的金简在建议乾隆帝采用木活字时，以刊刻《史记》为例，说当时雕版的工价是每百字用银1钱。而乾隆十五年刻、京都潭柘寺存版的《禅林宝训笔说》，卷后记“刻板公费共用银一百三十七两九钱六分，印书银四十三两九钱”。此书连序250馀叶，版心下刻字数，平均每叶550字左右，全书近14万字。如果不计公费（不会很多），每百字的刻板费用刚好接近1钱银子。同是乾隆朝，同在京师，武英殿与民间的雕版工价相差不大，摆印活字、刊刻活字的工价相差也不会过大。

接下来再用一个同是民间的例子，从书的印制成本角度算算账，也很有意思。张先生的书里著录了一部《易经如话》，背面有木戳说：“用上白连纸及写校之费，每篇本价银三厘，装潢每帙本价银一分（第597页）。”此书是咸丰间木活字排印的。若依此价，80部，每部16册、800多叶的《南疆绎史勘本》，连排印带装订的成本在220两左右，还是接近李瑶的总投入，他仍然没有钱去造字。

算术题做到这个程度，问题已经出来了：不论是从时间、人力还是银钱投入方面来计算，其结果的指向是一致的——要么造字，要么印书，两件事李瑶只能选一件。现在我们看到他印成一部书，就意味着他没有能力造一套字（从上举各例可以看出，造字需钱多于印书。实际上李瑶若是造字，他的钱连这一件事也完不成）。

李瑶印书的目的，他自己说得清楚，就是要卖书赚钱：“今而缵此古史，托骥尾逐蝇头”，“藉以示吾后人，知卖文为活之难乎其难也”，都是一个意思。既然从开始就是一项经营活动，必然要遵循经济规律，以最小成本求最大利益。李瑶当时流寓杭城，穷困潦倒，整个印书过程全靠借贷支撑，连启动资金都是借来的，他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自制泥活字印书。自造泥字是一项费时费钱费力费神的工程，只可用来追求文化效益，不能实现快速盈利的经营目标。李瑶印书谋生、急于求成，不会采用这种事倍功半的方式。

而且，李瑶和其他见证人的说法也否认了自制泥字一说。《南疆绎史勘本》的两次印刷实际是不同两个人主持的。初版由李瑶主持，时间为“道光九年秋”，地点在杭州并“借吴山庙开局”，排版人是“暨阳程文炳”。再版则由蔡聘珍主持，时间是“庚寅闰夏”，地点在萧山。李瑶说“萧山蔡氏丈笛椽孝廉为之鸠工排版”，蔡聘珍序说“遂复为之构所谓聚珍版者以辅其志”，都明言是蔡氏出资排印的。第二次排印并非李瑶所为，只不过封面刊记用了他上一次刻好的旧板，所用活字，按蔡氏的说法为“聚珍版”，最大可能是木活字。

那么印书刊记又如何解释呢？其实，仔细读一下这七个字，也不能得出李瑶用“泥活字印书”的结论。因为他说的是“仿宋胶泥版印法”，仿的是“印刷方法”。他还说“用毕昇活字法排印”、“从毕昇活字例排版”，强调的都是“法”。胶泥版法、毕昇法其实就是活字排印法。李瑶喜作骈文，好用典故，尤其好用夸大其词的代称，如用“百有馀指”代“十馀人”，用“平泉三十万有奇”代常用的“钱三百串”，那么，他用“胶泥版法”、“毕昇法”代指活字印刷技术，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这种代称也并非李瑶所独用。仍然据《中国印刷史》，道光木活字本阮钟瑗《修宁斋集》称“权用毕昇活字版印若干部”；又阮氏印曹镳的《淮城信今录》亦称“顷用毕昇活字板，权印百部”。这两部书，张先生都认为是木活字本（第581页）。另外，古人印书牌记虚夸不实、不可凭信的例子不胜枚举，拿我们讨论的《南疆绎史勘本》本身来说，就有一个流传广泛的翻刻本，牌记写着“琉璃厂半松居士排印”，却是地地道道的刻本。可见，对待“仿宋胶泥版印法”刊记，也要遵循版本鉴定规律，把反映印刷工艺特点的版面特征作为主要依据，把牌记、序跋等文字资料作为辅助依据，有辨别地参考使用。目前，版本界对分辨木活字和泥活字印成品还没有提出有效方法，但这两种活字既然材质不同，属性有异，其印成品的版面特征必会有所差别。这需要人们去细心观察、归纳，找出规律。到那时，我们提出的疑问就会因为有了实物证据，得到更明确的答案。

在《藏书家》复刊号上，辛德勇先生撰文质疑咸丰九修《毗陵徐氏宗谱》为“铜活字本”的说法。在文章的最后，他引述了陈寅恪先生“据可信之材料，依常理之判断”的治学方法，并说出自己的感慨：“研究版本目录之类形而下下的问题，更要强调从第一手史料的审辨做起，更要讲究无征不信，更要注重首先证之以平平常常的人情事理。”读来实获我心。说李瑶靠借钱在短时间内自造“泥活字”印书谋利并取得成功，显而易见不符合“平平常常的人情事理”。那么，首先从“人情事理”出发，替他算清楚投入产出账，对此事做一番审辨，应该不是完全无益的事情。

（原刊《藏书家》第12辑，齐鲁书社，2007年）

补说一

在李瑶“仿宋胶泥版法”之外，清代有三种可信的泥质书版，并均有印成品存世。这些书上的字，同一字字形相同，说明是用模具塑造而非逐字雕刻的。用模具造字，充分利用了泥的可塑性，既节省人力，又可保证质量，是泥质书版重要而独有的特征。

一、泰山瓷板。说及图证见前文《谈活字本的鉴定》“泰山瓷板”一节。

二、吕抚泥版。用阴文字模（字母），在泥片上压出阳文反字，阴干后成为书版，印成《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一书。其制字、制版方法详见是书卷二十五附录。录文可见白莉蓉《清吕抚活字泥版印书工艺》（《文献》1992年第2期）。所印书字形相同的例证可见卷一首叶“维”、“周”等字（《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2267号）。

三、翟金生泥活字。翟氏首先烧制阴文陶字模，再用此模压制出阳文泥字，入窑烧坚为陶字后排版印刷。其所制字及字模至今尚有遗存（张秉伦《关于翟金生的“泥活字”问题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0期）。所印书字形相同的例证，可见《仙屏书屋初集诗录》卷一首叶的“鹿”、“洞”等字（《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2153号）。

上述印刷品，文字记载自称“瓷版”、“泥版”，版面特征又证明系用模具制字，进而证明制版材料为泥质。版面特征与相关记载吻合，因而其记载是真实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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